1993年3月，細雨連綿的杭州武林路舊書攤?cè)祟^攢動。攤主一邊整理書籍，一邊壓低嗓音告訴圍觀者：“那位拄拐杖的老人，說自己是毛岸龍。”短短一句話，讓原本只想淘舊報的食客停下腳步。

那個老人名叫鞠濤，年過花甲，精神矍鑠。他從蛇皮口袋里掏出一沓剛排印的灰白小冊子，扉頁處寫著《毛澤東之子：毛岸龍》十六個黑體大字。只消幾分鐘，消息就像漣漪，一圈圈擴散到杭城的茶館、報社乃至外地記者的耳朵里。

這種自證身份的戲劇性話題，在九十年代的新聞版面頗具吸睛效果。出版社負責人搓著手說：“十六萬字的親歷記，若是真的，絕對重磅?！庇腥税胄虐胍?，有人當場翻看目錄，更有人當即掏錢，只為“見證歷史”。

鞠濤在書中寫道：自己出生于1927年夏，嬰兒時隨母親顛沛湖南農(nóng)村，1930年母親被捕，從此流落南京、上海；1937年后在蘇北抗日根據(jù)地當兒童團；解放后徘徊于地方工礦；文革中再度輾轉(zhuǎn)；直至暮年，才鼓起勇氣“尋根”。自述聽上去脈絡(luò)完整，可越是完整，越顯得撲朔。

有意思的是，鞠濤不僅寫經(jīng)歷，還附上三張發(fā)黃的合影，聲稱那是幼年與“岸英、岸青”在上海大同幼稚園的留影。照片一放大，服裝細節(jié)、相機分辨率、人物眉眼都讓行家皺眉——年代沒錯，人物卻對不上。

時間得往前撥六十多年。1927年11月，毛主席在江西安源召開秘密會議時，第三個孩子毛岸龍在湖南老家呱呱墜地。那年，南昌起義槍聲尚未平息，秋收起義正燒遍湘贛邊界。毛主席匆匆告別妻子楊開慧，留下“回頭接你們”的承諾。

1930年10月，楊開慧因串聯(lián)黨組織回到長沙板倉，不幸被特務(wù)盯上，同年11月被捕。毛岸英、毛岸青隨同被抓，最小的毛岸龍因寄宿外婆家躲過逮捕。1931年春，三兄弟被秘密轉(zhuǎn)送上海大同幼稚園。史料明確記載：不到半年，毛岸龍感染腹瀉性緊口痢疾，1931年5月底病逝。時年僅四歲。

這一記載最早見于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前的內(nèi)部《烈士家屬名冊》，又被1963年中央檔案館匯總拍照入卷。與毛岸英、毛岸青后來的回憶錄能夠互相印證。對于研究黨史的人來說，這幾乎是板上釘釘?shù)慕Y(jié)論。

可鞠濤坦然表示“從未得過大病”。杭州《青年時報》記者建議：“既然您自稱毛岸龍，不妨見見岸青同志，兄弟相認豈不皆大歡喜？”鞠濤卻擺手：“他歲數(shù)大了，別折騰?！倍潭桃痪渫仆?，讓不少吃瓜群眾心里涼了半截。

那會兒，毛岸青還健在，且住在北京。他對親緣極重情，一生常以“二哥”自稱，提到母親楊開慧就紅了眼眶。若真留有三弟生還線索，他不可能無動于衷。結(jié)果是，毛岸青對此沒有只言片語，連秘書都表示“從未聽首長提起此人”。

7月，《文匯》派人赴滬查檔，翻出當年大同幼稚園護理記錄：1931年6月3日，“毛龍”死亡，死因“痢疾并發(fā)敗血”。署名護工李云。巧的是，這位李云老人此時仍在世，已88歲高齡。她在接受采訪時痛苦回憶：“孩子燒得通紅，沒撐過那個夜晚，我和同事含淚把他安葬在嘉定郊外?！?/p>

面對鐵證，鞠濤的說法更加搖擺。有記者問：“您與李云能否對質(zhì)？”老人愣了兩秒，低聲回應(yīng)：“檔案也未必可信?！倍潭桃痪?，讓臺下噓聲四起。

中組部很快成立核查小組，調(diào)閱出生、參軍、轉(zhuǎn)業(yè)等系列檔案，又走訪鞠濤戶籍地。當年的調(diào)查結(jié)論在1994年年初下發(fā)：鞠濤，1930年生于江蘇邳縣，原名“鞠殿濤”，1949年隨華野某部入杭，1956年轉(zhuǎn)業(yè)至地方化工廠，無任何與毛家相關(guān)記錄。

真相公布之后，書商被迫停售，剩余庫存打回庫房。鞠濤本人則因“虛構(gòu)革命烈士后代身份，擾亂公共秩序”受到治安處罰。事情走到這一步，熱鬧散場，杭州街頭再次歸于平靜。

回望鞠濤事件，不少老報人感慨：傳奇故事總能俘獲人心，而真正的歷史往往冷冰冰地躺在檔案館里。毛主席為革命犧牲的親人多達數(shù)位，毛岸龍短暫的一生定格在1931年的梅雨季，這個事實并未因坊間傳聞有絲毫動搖。

弄清真?zhèn)?，并非要苛責一個老人，而是對歷史最起碼的尊重。鞠濤那本書如今偶爾出現(xiàn)在舊書攤，被貼上“識別真假史料”標簽。翻看封面，再抬頭望向灰暗天空，仿佛還能聽見舊書紙頁翻動時的沙沙聲，提醒后人：信史與野史之間，只隔著一張審慎的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