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英國《金融時報》上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評論文章，作者是美國經濟學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

如果把佩蒂斯這篇文章里那些晦澀的經濟學術語翻譯成大白話，核心意思其實就一個：

“中國，歐洲要搞貿易保護了，你得理解歐洲，不怪歐洲人懶，要怪就怪你們太能卷了，卷得歐洲沒法做舒舒服服地掙體面錢了�！�

佩蒂斯承認，現(xiàn)在的歐洲確實存在官僚主義、基建投資不足、監(jiān)管審批慢等低效問題，這些是歐洲自己的鍋，得改。

歐媒：中國要體諒歐洲，別怪我們干預貿易，要怪就怪你競爭力太強

但是，即便歐洲把這些都改好了，歐洲企業(yè)在全球市場上依然打不過中國。

為什么？

因為歐洲的高工資、高福利、完善的勞動保護，雖然推高了成本，讓歐洲產品在價格上沒有優(yōu)勢，但這些恰恰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

只有歐洲工人的工資高了，才有消費需求，全球經濟才能運轉起來。

而反觀中國，中國的制造業(yè)之所以有競爭力，是因為中國壓低了工資、削弱了勞動保護、補貼了制造業(yè)，并且嚴格控制資本賬戶。

換句說，在佩蒂斯看來，歐洲之所以“弱”，是因為歐洲太善良、太顧全大局，在用自己的高成本支撐全球需求。

而中國之所以“強”，是因為中國不講武德，搞“不正當競爭”，通過壓榨要素價格來收割全球市場。

為了讓這個邏輯站得住腳，文章還搬出了已故的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幾十年前提出的一個悖論：

“在一個系統(tǒng)中，如果一個參與者通過壓低工資來搶占市場份額，那它確實能贏，但整個系統(tǒng)的總需求必將不斷萎縮。”

佩蒂斯借此指出，現(xiàn)在的全球貿易就是一場“負和博弈”。那些實行“以鄰為壑”政策的國家（其實就是暗指中國），把成本轉嫁給了貿易伙伴。而歐洲作為擁有開放賬戶和高福利體系的一方，反而成了這種“掠奪性貿易”的最大受害者。

按照這個邏輯，如果歐洲為了提升競爭力，而在這個“內卷”的世界里隨波逐流，去削減歐洲人的福利、降低歐洲人的工資，那不僅對歐洲人民不好，對全球經濟也是一種犯罪。

因為那樣一來，全球的總需求就徹底枯竭了。

所以，佩蒂斯最終得出的結論是：為了不讓歐洲“墮落”，為了維護全球經濟的正義，歐洲沒有選擇，只能干預貿易。

聽佩蒂斯說完這一通大道理，知道的知道他這是在為歐洲的保護主義背書，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在為市場經濟規(guī)律“替天行道”呢。

佩蒂斯絕口不提自己主張的落腳地是為了保護歐洲落后的本土產業(yè)，而是說成是“糾正被扭曲的全球市場”。

這種話術的轉變，實際上是為未來歐洲出臺更激進的關稅壁壘、反補貼調查，提前鋪好了完美的理論臺階。

站在中國的視角上看，很顯然，佩蒂斯這種邏輯是充滿了傲慢與偏見的。

他把中國制造業(yè)的核心競爭力，簡單粗暴地歸結為“壓低成本”和“政府補貼”，這是典型的戰(zhàn)略懶惰。

中國制造業(yè)的崛起如果真的只靠低工資，那現(xiàn)在的世界工廠就應該是東南亞或者非洲的某些國家。

事實上，中國制造真正的競爭力來源，是超大規(guī)模市場的規(guī)模效應，是幾十年如一日砸出來的基礎設施，是極其完整的產業(yè)鏈配套，是無數(shù)工程師和產業(yè)工人的勤奮與智慧。

至于歐洲引以為傲的所謂“全球福利”視角，那本質上其實是一種固化的階級敘事。

在許多歐洲人的潛意識里，全球分工就應該是鎖死的：西方負責高工資、高消費、搞設計和金融；發(fā)展中國家負責低工資、搞生產、提供廉價商品。

一旦發(fā)展中國家試圖通過積累，提升產業(yè)層級，想要過上和西方發(fā)達國家一樣的好日子，就會被指責為“產能過剩”和“輸出通縮”。

佩蒂斯在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個讓歐洲人聽著很爽、但實際上非�；闹嚨乃^“解決方案”：

歐洲必須干預外部賬戶，必須用政策手段抵消外國的“不公平優(yōu)勢”。

什么意思？

說白了，就是既然歐洲公平競爭比不過中國，那歐洲就應該相反設法給中國設置路障，或者干脆判中國犯規(guī)下場。

歐媒：中國要體諒歐洲，別怪我們干預貿易，要怪就怪你競爭力太強

《金融時報》這篇文章并不是孤例，它代表了如今美西方學界和政界正在形成的一種共識。那就是不再從微觀層面找借口，而是從宏觀經濟結構層面出發(fā)，把中國的成功定義為一種“原罪”。

這種敘事非常危險。因為它把歐洲自身的結構性衰退，比如福利主義的不可持續(xù)、產業(yè)政策的僵化，以及創(chuàng)新能力的枯竭等，全部甩鍋給了外部。

歐洲的政客和媒體在試圖告訴歐洲民眾：你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下降，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而是因為東方那個龐然大物，他“作弊”了。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未來的中歐貿易摩擦，將不再是簡單的商業(yè)糾紛，而是會演變成一場關于發(fā)展權力和經濟模式定義的爭奪戰(zhàn)。

對于歐洲媒體的奇談怪論，中國需要的不是憤怒，但需要警惕。

中國應該做的，不是去迎合歐洲所謂的“平衡”，自縛手腳；而是應該繼續(xù)修煉內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在人類經濟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太努力”“太高效”而導致全球危機的。

真正導致危機的，往往是那些明明身染重病，卻還要諱疾忌醫(yī)、試圖通過打壓別人來維持虛假繁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