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初的一個深夜，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審閱何香凝逝世的訃告。他手持鉛筆在“先生”二字上停留了很長的時間。隨后他突然對身旁的秘書說：把這里修改成為“老人”吧。她在晚年經(jīng)常念叨“我是革命老人”，這樣的稱呼聽起來更加的親近。初步看起來是稱謂的小小的調整，實際上蘊含著半個世紀革命情誼的殘留的溫暖。何香凝在彌留之際堅持土葬，是周恩來特別批準按照同志之間的情誼來辦理的?，F(xiàn)在最后的這個稱呼，需要和她的生命的節(jié)奏相契合。

若要講清這聲老人的分量，那就得先說說何香凝對于“老”字的特殊情結。在1925年廖仲愷遇刺之后，她在門口掛起了精神不死的橫幅。那個時候她才四十多歲，被同盟會的舊友稱作廖太太，但是她卻私下里跟宋慶齡笑著說：我倒更愿意去當賣畫的老太婆，這樣就不會有人老是盯著‘未亡人’這三個字了。這種把苦難轉化為自嘲的本事，在她少年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跡象了。當年抗拒裹腳被鄰里笑稱為大腳妹，她反過來用賣嫁妝來供廖仲愷留學的行動，把貶義詞變成了革命的佳話。

那么來談談周恩來提議更改稱謂的深層含義，或許就蘊含在何香凝最后一場公開活動之中。在1971年的國慶招待會上，她坐在輪椅上對鄧穎超說道：我現(xiàn)在真的已經(jīng)很年老了，甚至連責罵蔣介石的力氣都沒有了。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句玩笑話，但實際上卻與她晚年常常書寫的題畫詩“閑來寫畫營生活，不用人間造孽錢”是相契合的。對于她而言老人這兩個字所蘊含的那種經(jīng)過淬煉的鋒芒，比先生所具有的更為明顯。

我認為周恩來的這一次修改，有著共產(chǎn)黨人重新校準革命倫理的意味。何香凝在國民黨里擔任中央委員的時候，先生被尊稱是由于派系平衡的緣故。但是在1949年之后她留在了新中國，九十歲時還擔任婦聯(lián)名譽主席，這時候革命老人便成為了更為純粹的身份認證。如同她在1958年寫信拒絕蔣介石百萬銀元收買時所使用的落款丹青廢人，表面上好像是自我貶低，實際上是用最為樸素的話語來劃清界限。

值得人們?nèi)ネ嫖兜氖欠Q謂背后所蘊含的時代印記。在民國時期像何香凝這樣的女界領袖常常被稱作先生，宋慶齡、冰心也同樣被如此稱呼。但是到了文革期間，這個帶有一點舊文人氣息的詞語或許反而會招來麻煩。周恩來用老人來進行替代，這樣既避開了政治方面的敏感問題，又保留了何香凝最為看重的革命者本質。這種在文字使用上的審慎態(tài)度，和他當年處理廖承志被國民黨逮捕事件時所采用的手法是一樣的。當時何香凝直接闖入警局去責罵蔣介石，而周恩來則在幕后通過統(tǒng)戰(zhàn)方面的渠道施加壓力，在剛柔并濟之中成功救出了廖承志。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訃告上的稱謂之爭，實際上是何香凝一生身份焦慮的最終解決。她在青年時期因為天足被人嘲笑，不像是閨秀；在中年時期因為喪夫被稱作未亡人；到了晚年終于在新中國找到了革命老人這個合適的標簽。如同她臨終前對周恩來說的那句我和仲愷總算能夠團圓了，這個團圓之中，有紫金山合葬的物理上的歸宿，也有歷史評價方面的精神上的妥當。

現(xiàn)在重新閱讀那份訃告，可以發(fā)現(xiàn)老人比先生多了三重溫度。第一重是沒有了職務化所帶來的疏離感。第二重是存在從同盟會到新中國的時代跨度。第三重是與她晚年畫作里老梅新枝的意象相暗合。這種稱謂的變化，難道不就是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革命者命運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