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象解構：被偷換的 “苦難” 與 “選擇”

當省級媒體將年輕人撿菜求生美化為 “0 成本生存的快樂”，實則完成了兩場致命偷換：

把被動困境包裝成主動選擇

這與王朔倡導的 “低負擔生活” 有著本質分野。王朔筆下的 “月薪三千自在生活”，是主動剝離房貸、傳宗接代等社會強加枷鎖的自主抉擇 —— 正如 95 后小夏 “陽臺喝茶看花” 的前提，是 “自炊 1000 元可支撐體面生活” 的物質基礎。

而撿菜青年的 “0 成本”，是 2024 年青年家庭戶均 80 萬元負債下的生存妥協，是 “踏實工作卻買不起菜” 的無奈之舉，絕非 “卸下重擔的清醒”。

把生存底線美化成道德美德

環(huán)衛(wèi)工凌晨掃街的辛勞被說成 “詩意”，腦癱騎手的掙扎被贊為 “堅韌”，這種敘事恰如紅網批評的 “脫離人情的苦難宣傳”：

它將 “不得不承受的苦難” 扭曲為 “值得歌頌的美德”，就像橫峰縣融媒體把副校長妻子流產寫成 “奉獻注腳”，本質是用道德光環(huán)掩蓋對個體尊嚴的漠視。

二、倫理失范：媒體的 “冷漠導演” 角色

這種 “歌頌苦難” 的報道，早已突破新聞倫理的底線：

• 消解現實的殘酷性

陳力丹在傳媒倫理研究中強調，媒體面對苦難應 “最大限度減少傷害”，而非制造 “恐怖展示”。但如今的報道卻反其道而行之：

北方產糧大省的年輕人撿菜，本應追問 “為何物產豐富仍有生計困境”，媒體卻用 “商戶樂意送” 回避分配問題；年輕人 “木訥壓抑的表情” 背后，是消費力萎縮對經濟的警示，卻被粉飾為 “簡單的快樂”。

淪為二次傷害的推手

當腦癱騎手的 7 萬單外賣被當成 “勵志標本”，當搬磚九年攢錢被塑造成 “成功模板”，媒體實則將苦難者推向了 “舞臺中央”。

正如約翰?赫爾頓所言，這種報道 “侵蝕了受害者的權利”，讓他們的痛苦淪為公眾廉價感動的消費品，而新聞人則成了 “最冷漠的導演”。

三、價值扭曲：誰在為 “苦難敘事” 買單？

歌頌苦難的輿論套路，正在制造三重社會代價：

遮蔽結構性矛盾

年輕人的收入 “去向” 早已明確：74.47% 的家庭負債來自房貸，已婚群體因 “結婚養(yǎng)娃” 負債比單身者高 2.5 倍。媒體回避 “分配是否失衡” 的核心問題，轉而歌頌 “撿菜的節(jié)約”，本質是用個體道德消解制度反思 —— 就像網友諷刺的 “上吊被說成蕩秋千”，用華麗辭藻掩蓋了繩索的存在。

消解奮斗的意義

王朔曾批判 “拼命賺錢是填補欲望”，但他從未否定 “靠雙手創(chuàng)造體面” 的價值。而 “歌頌苦難” 的邏輯是：你越苦，越值得贊美。這導致的惡果，是年輕人 “失去活力” 的集體困境 —— 當努力工作仍要撿菜，當奮斗無法改變命運，“躺平” 便成了無聲的反抗。

異化了真正的堅韌

真正值得傳播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中的尊嚴與改變。正如桂林融媒體報道的 “巖洞女孩” 李居香，其價值不在于 “住巖洞的苦”，而在于政策扶持下 “靠讀書改變命運” 的希望。

這與張桂梅、白芳禮的故事本質一致：他們的光芒從不是苦難，而是對抗苦難的力量。

結語：別讓苦難成為逃避問題的遮羞布

王朔說 “活得自在是找回生活的真相”，而 “歌頌苦難” 的最大罪惡，就是篡改了生活的真相。它讓我們忘記：撿菜不該是 “快樂”，而是需要解決的生存困境；

辛勞不該是 “詩意”，而是需要改善的勞動環(huán)境；掙扎不該是 “堅韌”，而是需要回應的時代陣痛。

當媒體不再做 “苦難的導演”，而是成為 “真相的信使”，當社會不再贊美 “忍受苦難的美德”，而是致力于 “減少苦難的發(fā)生”，年輕人的眼神才會重新點亮 —— 因為他們知道，體面生活從不是 “奢侈品”，而是奮斗應得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