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澳大利亞近年來病了，病得不輕。得了一種全民好逸惡勞的社會病。

自2016年以來，澳洲生產率零增長。8年停滯。

過去60年平均增長1.6%。2015年后平均增長僅0.4%。下降75%。

尤為可怕的是，2024年勞動生產率下降1.2%，連續(xù)第二年負增長。

對比其他OECD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墊底。

此外，OECD其他國家平均實際收入比疫情前高7%。澳洲卻比疫情前低2%。拉開了9%的差距。

央行的困境

2025年12月9日，澳洲央行宣布維持3.6%利率不變，明年可能加息。

央行面臨選擇困境。加息打擊增長，降息推高通脹，不動看著滯漲惡化。

困境的根源是生產率。

傳統(tǒng)經濟學里，低失業(yè)率對應高生產率。

澳大利亞的數(shù)據(jù)卻是低失業(yè)率，以及更低的生產效率。

我不禁想知道，這4.3%失業(yè)率到底代表著什么?

公共部門膨脹

2014年，政府等公共部門占總就業(yè)12.5%。2024年，上升到17.9%。

10年增長43%。

2022到2024年，82.1%的新增就業(yè)來自公共部門。私營部門的就業(yè)增長幾乎停滯。

公共支出占GDP的28%，1985年以來最高。

失業(yè)率低，不是因為經濟強勁。是因為公共部門在吸納就業(yè)。但是公共部門的就業(yè)卻帶不來生產力的提升。

澳洲央行可以通過貨幣政策調整需求，卻改變不了供給結構。

最典型的案例是NDIS。

NDIS：71.5萬人的福利

2011年，國家殘疾保險計劃(NDIS)啟動。預算70億澳元。保護嚴重身體殘疾群體。

2024-25財年，NDIS實際支出463億。

增長6.6倍。

什么概念?

2024-25財年聯(lián)邦政府總支出7340億。NDIS占6.3%。

對比：

• 2024-25財年國防預算533億，NDIS是87%

• 2024-25財年中小學教育292億，NDIS是1.6倍

• 2024年經過多年博弈后終于得以推行的學生債務減免總金額為200億，NDIS是2.3倍

• 2024-25財年全澳洲的醫(yī)療研究基金新增6.5億，NDIS是71倍

2024年，NDIS已經把覆蓋范圍擴到社交焦慮、ADHD、輕度抑郁。只要有醫(yī)生診斷書，你就能申請補助。

2025年，NDIS覆蓋71.5萬人，占總就業(yè)人口4.9%。雇傭35.3萬從業(yè)者，工作內容是審批申請，陪護服務，即使是申請人的親人也符合要求。

目前NDIS從業(yè)者35.3萬人，對GDP貢獻1.7%。

行業(yè)平均時薪33-50澳元，70%兼職。

對比采礦業(yè)：26萬人，占總就業(yè)人口1.8%，對GDP貢獻14.3%。

生產率謎題的答案浮現(xiàn)：就業(yè)在增長，但增長集中在低生產率的公共部門。例如NDIS的人均生產率僅為采礦業(yè)的8.7%。

110美元的鐵礦石

26萬采礦業(yè)從業(yè)者從事的澳大利亞原材料出口，支撐著整個福利體系。

2023-24財年，礦產出口4050億澳元，占出口總額63%。鐵礦石1380億，煤炭950億。

政府從資源行業(yè)獲得稅收：企業(yè)所得稅325億、礦區(qū)使用費269億，合計594億澳元。

26萬人挖礦帶來594億，流向NDIS(463億)、國防(533億)、教育、醫(yī)療。

107萬人靠NDIS生存，200萬張選票聯(lián)系著這個體系。

與此同時，澳洲的制造業(yè)正在消失。1970年代，制造業(yè)占GDP的25%，雇傭100萬人。2025年，6%，雇傭80萬人。

消失的不只是工廠，還有技能、產業(yè)鏈、應對沖擊的韌性。

經濟結構變成：原材料出口，進口消費品，用福利維持內需。資源價格一跌，沒有其他產業(yè)接替。

韌性歸零。

60年前，荷蘭經歷過類似的問題。

格羅寧根1959

荷蘭發(fā)現(xiàn)天然氣田，儲量全球第八。1960到1970年代，天然氣出口占財政15%。

財富涌入，貨幣升值。匯率上升后，制造業(yè)出口失去競爭力。工廠關閉，產業(yè)萎縮。

經濟變成：資源繁榮，其他衰退。

1982年，經濟學家命名這個現(xiàn)象："荷蘭病"(Dutch Disease)。

這個病通常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資源紅利，福利擴張。

1959到1970年，天然氣收入充裕。1967年，荷蘭引入殘疾保險法(WAO)，保護工傷勞動者。新教"工作是天職"的倫理開始松動。

第二階段：選票陷阱。

1970到1982年，WAO覆蓋范圍擴大。背痛、精神壓力都能申請。1980年，66萬人領殘疾金，占勞動力10%。

政治家發(fā)現(xiàn)：用資源紅利發(fā)福利，能贏選舉。1976到1982年，政府雇員增長25%，公共部門工資超私營部門。工資推通脹，通脹推工資，螺旋啟動。

第三階段：滯漲爆發(fā)。

1982年，失業(yè)率突破10%，財政赤字占GDP的6.5%。制造業(yè)倒閉，經濟畸形。

新教倫理"延遲滿足""工作神圣"瓦解。"福利是權利"成為新共識。

機制在三層運作：

經濟層：資源出口→貨幣升值→制造業(yè)死亡→經濟單一化。

政治層：資源紅利→福利擴張→選票鎖定→改革消失。

文化層：財富涌入→工作倫理瓦解→"福利是權利"。

三重疊加，滯漲陷阱形成。

剪刀差

澳大利亞正在走荷蘭的老路。時間線更短，速度更快。

2008年，鐵礦石繁榮啟動，價格從60美元漲到2011年的190美元。同年，NDIS引入，預算70億。

到2025年，NDIS覆蓋71.5萬人，占就業(yè)人口4.9%。預算463億，增長6.6倍。

對比荷蘭1980年：WAO覆蓋66萬人，占勞動力10%。

剪刀差：NDIS支出每年漲10%，鐵礦石價格110美元，比2011年跌42%。制造業(yè)占GDP從25%降到6%。

福利在漲，資源在跌，產業(yè)在萎縮。

從"荷蘭病"到"澳洲病"

1982年，荷蘭失業(yè)率10%，WAO覆蓋66萬人，占勞動力10%。危機夠深，刺激了改革。

2025年，澳大利亞NDIS覆蓋71.5萬人，占就業(yè)人口4.9%。數(shù)字看似更輕，但改革更難。

為什么?

荷蘭有文化同質性。能形成"我們是荷蘭人，必須共渡難關"的敘事。能重建"濫用福利可恥"的公共壓力。

澳大利亞從未建立統(tǒng)一的"澳大利亞夢"。"我們"是誰?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挪威：提前預防

1969年，另外一個歐洲國家挪威在北海發(fā)現(xiàn)石油。1971年開始生產。

1977年，《經濟學人》發(fā)明"荷蘭病"這個詞。

挪威看到了。

1990年，挪威建立主權財富基金。石油收入不進日常預算，每年只用4%收益。到2024年，基金規(guī)模1.75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個挪威人32萬美元。

這是制度。但制度背后是文化。

挪威歷史上96%人口信路德宗，"工作是天職，揮霍是罪惡"的倫理內化為公共共識。移民融入要求嚴格。

文化同質性形成"為未來儲蓄是道德責任"的共識。主權基金是這個共識的產物，不是原因。

制度是果。文化是因。

荷蘭：20年逆轉

1982年，瓦森納協(xié)議。工會同意工資凍結三年，企業(yè)承諾增加就業(yè)，政府削減赤字。

此后26年，荷蘭沒有衰退，失業(yè)率從10%降到4%。

代價是10年撕裂。失業(yè)者接受低工資，年輕人推遲消費，中產承受稅負上升。

一代人犧牲。

為什么荷蘭能成功?

文化同質性高。新教工作倫理是公共共識，能形成"濫用福利可恥"的道德壓力。

危機夠深。失業(yè)率10%觸發(fā)集體危機感，形成"不改革就完蛋"的共識。

領導層擔當。政治家承受短期代價，推動改革。

關鍵是文化基礎尚存。加爾文宗倫理雖然松動，但"我們是荷蘭人"這個身份從未消失。能形成"必須共渡難關"的敘事，能重建"工作創(chuàng)造財富，福利必須有度"的價值觀同盟。

挪威更簡單。文化同質性從未松動，主權基金是這個共識的產物。

澳大利亞呢?

危機推演:當資源紅利終結 沖擊:鐵礦石跌30%

鐵礦石價格110美元每噸,已比去年下跌15%。假設繼續(xù)下跌30%,至77美元。

這不是危言聳聽。2015年鐵礦石曾跌至40美元。最明顯的理由是中國房地產調整，此外鋼鐵產能過剩、巴西與西非產能釋放,任何一項都可能觸發(fā)。

沖擊立即顯現(xiàn):出口收入減少400億澳元。聯(lián)邦稅收15%來自資源行業(yè),礦業(yè)稅收、公司稅雙重受挫。財政赤字從GDP的1%擴大至3%。

NDIS年支出460億澳元,占聯(lián)邦支出8%,成為削減的首選目標。削減10%——46億澳元——數(shù)字看似合理。

但背后是:71.5萬受益者失去部分服務,35.3萬從業(yè)者面臨收入下降或失業(yè)。加上家屬、供應商、相關服務業(yè),直接涉及選票超過200萬。

更棘手的是:誰的福利該削減?

按收入削減?高收入殘疾者會質疑:"殘疾不分貧富,憑什么歧視?"

按需求評估?評估標準由誰定?心理健康支持算不算必需?文化敏感服務算不算必需?

按使用頻率?移民群體使用率較高,削減容易被解讀為"針對性政策"。

每一種方案都會觸發(fā)某個群體的強烈反彈。

傳導:經濟螺旋向下

福利削減傳導至消費。107萬人收入下降,消費萎縮。零售、餐飲首當其沖。失業(yè)率從4%升至6%。

房貸違約率上升。澳大利亞家庭債務占GDP 120%,全球第二高。房價下跌10%,資不抵債的家庭激增。銀行壞賬增加,信貸收緊。房地產相關崗位——建筑、裝修、中介——面臨壓力。

失業(yè)進一步推高福利支出。財政赤字繼續(xù)擴大。經濟與福利,雙重螺旋向下。

撕裂:沒有"我們"

每個群體都有不讓步的理由:

殘疾群體:"我們已經是弱勢,憑什么要我們犧牲?削減NDIS就是歧視!"

從業(yè)者:"我們提供的是專業(yè)服務,不是可有可無的工作。削減預算就是不尊重專業(yè)價值!"

移民群體:"我們依法納稅,享受福利天經地義。削減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

本地中產:"我們工作納稅養(yǎng)活福利,憑什么還要我們勒緊褲腰帶?先削減那些濫用福利的人!"

原住民:"歷史欠債還沒還清,現(xiàn)在就要削減我們的權益?這是二次殖民!"

每個群體的訴求都有道理。問題在于:沒有一個超越族群的"我們"來協(xié)調。

荷蘭1980年代能達成"瓦森納協(xié)議",因為"我們是荷蘭人"這個身份從未消失。工會、企業(yè)、政府認同同一個共同體。澳大利亞的"我們"是誰?沒有答案。

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礎是"所有文化價值觀平等"。這讓"工作是責任"難以成為統(tǒng)一共識。批評某些文化的福利觀容易被指控"文化歧視"。無法重建"濫用福利可恥"的公共壓力。"共同犧牲"的敘事難以形成。

任何削減方案都會被某個族群解讀為"針對性迫害":削減移民福利?文化歧視。削減殘疾福利?弱勢歧視。削減原住民福利?歷史債務。削減本地福利?不公平。

政府陷入僵局。經濟困境加劇族群對立。社會撕裂。

改革需要文化同質性——形成"共同犧牲"的共識。但多元文化政策下,這種同質性難以建立。

改革需要政治空間——承受短期陣痛換取長期收益。但200萬選票的制約,讓政治家缺乏行動激勵。

改革需要時間窗口——在危機到來前完成調整。但福利依賴已深度固化,調整周期遠長于危機演化。

三重組合,鎖死改革。

單看,資源紅利、民主政治、多元文化都是自然的饋贈和文明的成果。三者疊加,成為改革的枷鎖。

格羅寧根的幽靈

1959年的荷蘭證明，資源財富能摧毀工作倫理。

2025年的澳大利亞，是否即將證明，文化同質性缺失時，這一摧毀更加徹底。

荷蘭30年陷入，20年爬出，代價一代人。WAO從66萬人(占勞動力10%)降到可控水平，靠的是文化同質性支撐的"大妥協(xié)"。

澳大利亞尚未建立統(tǒng)一的"澳大利亞夢"。"我們"是誰?沒有答案。剎車失靈。族群撕裂風險上升。

不禁讓人猜測："澳洲病"比"荷蘭病"更難治愈。

不是因為癥狀更重，而是因為缺少文化免疫系統(tǒng)。

選票政治將短期福利固化為長期毒藥。多元文化拆除了道德約束。經濟單一化摧毀了應對危機的韌性。

這個故事不只在澳大利亞上演。所有"民主+多元+資源"的國家都面對同樣挑戰(zhàn)。

挪威守住了，靠文化同質性。荷蘭爬出來了，用20年代價重建共識。

澳大利亞如何恢復健康?

作者在澳洲生活20余年，希望我們一直擁有一個美好的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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