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強勢威逼下，澤連斯基似乎真的被迫妥協(xié)了，宣稱“放棄加入北約”的訴求以換取美國在安全問題上給予實質(zhì)性的答復——期待美國能通過法律性的文件，保護烏克蘭，結束戰(zhàn)爭。

但南生認為：澤連斯基沒有看清楚問題的本質(zhì)

俄烏之間的關系像一棵盤根錯節(jié)的巨樹，地表之上是當前的地緣政治博弈與安全協(xié)議談判，而深埋于地下、支撐一切的根脈，則是俄羅斯民族數(shù)百年來構建并深信不疑的歷史敘事與文明認同。

不解決上述問題，澤連斯基幻想的“單純的不加入北約”條件，恐怕無法讓烏克蘭獲得真正的安全承諾與保障，并且也難以從根本上消除眾多俄羅斯人持有的“歷史文明根源喪失的痛感”。

基輔是俄羅斯諸城之母，這是流傳在俄羅斯人群中的一句深入人心的格言。對眾多俄羅斯人而，這句話遠非是一句普普通通的歷史事實描述，而是一個民族的起源神話與精神憲章。

這句話實際上是在莊嚴地宣告：東斯拉夫文明的曙光在這里點亮——公元988年“羅斯受洗”將東正教信仰注入民族的靈魂，俄羅斯國家這部厚重史詩的序章，正是在第聶伯河畔的基輔寫就。

需知道，在蘇聯(lián)解體之前漫長的歲月里，在沙俄帝國至蘇聯(lián)的宏大敘事中，在整個國際社會的認知中，“烏克蘭”從來都沒有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概念，僅僅是一個區(qū)域的地理嗎名詞。

歷史上，烏克蘭地區(qū)更多是被表述為“小俄羅斯”，是俄羅斯歷史與文化不可分割的“西南部分”——在眾多俄羅斯人的心目中，這種認知根深蒂固，那就是：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文明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古代國家——基輔羅斯（或稱古羅斯），心臟就在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

因此，從歷史與國家文明起源角度來看，烏克蘭（特別是基輔）被視作俄羅斯文明的“搖籃”與精神故都；歷史上的烏克蘭的土地，是俄羅斯歷史上的領土延伸——脫離俄羅斯歷史的烏克蘭，不存在。

對很多俄羅斯人而言，尤其是深受官方歷史觀教育影響的人來說，一個將基輔劃在國界之外的俄羅斯，仿佛一個失去誕生地的巨人，有一種無法釋懷的“根源缺失”和歷史不完整的感覺。

這種感覺經(jīng)由國家主導的教育體系、主流文藝作品、歷史學術研究和官方宣傳的長期、系統(tǒng)性灌輸，已經(jīng)從一種歷史認知，內(nèi)化為一種廣泛而深刻的情感結構，一種集體無意識。

它使得“恢復”與基輔的文化、歷史、政治聯(lián)系，已變得不僅僅是一種戰(zhàn)略選項——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更是一種文化上的“認祖歸宗”和歷史正義的實現(xiàn)。

不妨設想：沒有英格蘭的英國，還算英國嗎？

這個類比有助于我們理解這種情感的強度！因為，很多俄羅斯人就是有這樣的感受——沒有了基輔，俄羅斯仿佛就失去了“歷史的根源”。他們難以忍受這樣的場景：

當老師在課堂上給孩子們講述國家輝煌歷史的開端時，只能無奈地指向國境線外，說：我們文明的“諸城之母”，如今在烏克蘭境內(nèi)”——這種情感，中國人深有體會，我們決不會容忍臺獨。

這種心理地圖與當代政治地圖的嚴重錯位，對大多數(shù)俄羅斯人而言造成了持久而強烈的情感張力。它意味著，在俄羅斯的民族敘事中，烏克蘭的完全獨立與西向發(fā)展，并非簡單的鄰國選擇新道路，而被體驗為文明母體一次痛苦且非法的“撕裂”或“剝離”。

任何強化烏克蘭獨特民族身份、特別是尋求融入歐洲-大西洋體系、加入打壓俄羅斯的北約組織行為，都很容易被莫斯科解讀為對俄羅斯文明本體完整性的直接攻擊，是對東斯拉夫人歷史遺產(chǎn)的“竊取”。

南生由此認為，俄烏沖突從一開始就超越了純粹的地緣政治利益算計，帶上了深刻的歷史與文明斗爭色彩。

是的，歷史早已過去，不能被之所絆——這是理性的呼吁！

蘇聯(lián)解體后，烏克蘭依據(jù)國際法，成為了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獨立的法理國家，這是冷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基本事實。理論上，這種情況下，烏克蘭與俄羅斯完全有可能基于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

建立起來的一種新型的國家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國家關系。這種背景下，若彼此友好相處，甚至發(fā)展出類似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那樣的特殊伙伴關系，共享一些共同利益，在經(jīng)濟和安保領域互為倚仗，那戰(zhàn)爭將不會出現(xiàn)。

但問題的殘酷性在于，澤連斯基及其前任的政策轉向——明確將加入北約作為國家根本目標，無疑是徹底擊碎了兩國友好相處，共同推動東斯拉夫文明發(fā)展的可能性。

在莫斯科看來，基輔不僅僅是選擇了一個不同的外交方向，而是主動請求加入被俄羅斯人視為主要戰(zhàn)略對手和安全威脅的西方軍事政治聯(lián)盟，并甘愿成為后者抵近俄羅斯邊界、壓縮戰(zhàn)略空間的“前沿陣地”和“墻頭堡”。

這種從“歷史淵源的兄弟”到“助紂為虐的敵人”的身份劇變，不僅觸動了俄羅斯人現(xiàn)實的地緣安全神經(jīng)，更深深刺痛了那份基于歷史敘事的民族情感。

巨大的心理落差讓俄羅斯社會（不僅是精英，也包括大量民眾）感到了憤怒、背叛與深刻的戰(zhàn)略焦慮。這種情緒混合體催生了一種強烈的沖動：必須采取行動，阻止歷史與文化根源之地淪為對手的武器，必要時甚至要“拿回”俄羅斯民族的龍興之地，確保文明發(fā)源地的“回歸”與安全。

這就是俄烏戰(zhàn)爭的背后深因——澤連斯基觸及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立身的根本

在俄羅斯的戰(zhàn)略邏輯深處，烏克蘭問題從來就不只是一個關于未來是否能“加入”某個聯(lián)盟的外交承諾問題，而是一個關乎歷史本源是否“回歸”、文明空間是否統(tǒng)一的原則問題。

換言之，莫斯科所追求的終極安全，本質(zhì)上是一種基于歷史疆域觀和文明認同的“絕對安全”與“歷史正義”。

如果烏克蘭當局僅僅是口頭或書面承諾不加入北約，但在政治制度、經(jīng)濟體系、社會文化和身份認同上持續(xù)“向西看”，加速“去俄羅斯化”進程，徹底脫離俄羅斯的傳統(tǒng)影響范圍。

那么，在莫斯科的決策者眼中，這不過是換了一種更為隱蔽和危險的“戰(zhàn)略剝離”形式——是對“俄烏同源一體”歷史敘事的根本性否定和挑戰(zhàn)，是對俄羅斯文明向心力與未來發(fā)展模式的持續(xù)解構與削弱。

澤連斯基或者是未來的烏克蘭領導人需要看清楚這一點，需要在“盡量不脫離這一點的基礎上構建更加平衡的國家戰(zhàn)略”，南生建議：基輔不要再否定歷史了，而是在承認與俄羅斯同根同源的背景下。

堅守中立原則，在國際社會斡旋下與俄羅斯達成具有堅實保障的、可持續(xù)的安全安排。這一安排必須超越一紙簡單的“不加入北約”聲明，轉而尋求建立一個由多方擔保、包含清晰權利義務且得到聯(lián)合國背書的中立地位條約。

烏克蘭需要在不否認與俄羅斯復雜歷史紐帶的前提下，清晰界定并捍衛(wèi)自身作為現(xiàn)代主權國家的法理邊界與政治選擇權。

唯有當莫斯科能在心理和戰(zhàn)略上，真正接受一個保持中立，同時與自己和西方保持緊密社會經(jīng)濟聯(lián)系的烏克蘭作為永久鄰邦時，脆弱的和平才有可能轉化為持久的安全。否則，任何缺乏互信的臨時協(xié)議，都只是下一次危機的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