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13年間，在筆者向非電影業(yè)內的朋友們推薦的中國電影片單中，始終會有這部《賽德克·巴萊》。他們會不無困惑地問，這片名是什么意思。我答：那來自中國臺灣原住民一個部落的語言，表征著他們的名字，意思是：真正的人。這樣說時，筆者的聲音也鏗鏘起來。因為那實在是一部令人先血脈賁張、繼而肅然起敬的電影。

1930年，臺灣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tǒng)治發(fā)動了“霧社事件”，日本舉國震驚，傾動全副武力血腥鎮(zhèn)壓。賽德克族被屠殺、肢解，一度幾乎消失在歷史長河中。2011年，導演魏德圣把這個事件敘述成為一部歷史的悲劇，一闕文明的長歌。原片為上下兩集、4個多小時的鴻篇巨制，2012年在大陸上映時濃縮為單部集，而已經驚艷了一眾歷史片、戰(zhàn)爭片甚至藝術片的影迷。2025年末，祖國大陸重映此片，選擇了原來的兩集版本，對于今天的觀眾，也等于新映。

經典影片之所以為經典，之所以能給予新來到的觀眾不可替代的審美體驗和心靈震撼，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典能夠以精湛的藝術抵達歷史和人類的本質，以至于人們會覺得從經典中所看到的本質是如此新，如此真，如此有力。

《賽德克·巴萊》的藝術表達，有悲劇的美感。部落首領莫那·魯道是典型的悲劇英雄。在日本侵略者到來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原始社會，按照民族學學者摩爾根的觀點，大致處于所謂“野蠻”階段。青春的生命力正在蓬勃，卻遭遇了來自日本工業(yè)化軍事力量的降維打擊，繼而被殖民統(tǒng)治30余年。然而，他所恨的敵人如此強悍，他所愛的族人仍然蒙昧，這使他發(fā)起的戰(zhàn)爭從一開始便注定了失敗。他對此結果早就了然，卻仍然義無反顧地拔刀指向驕橫的太陽旗。

圍繞著典型人物，影片描繪了典型環(huán)境，高山、密林、溪流等自然景觀，與獵場、部落、市集等社會景觀，在片中都得到高度現(xiàn)實主義的再現(xiàn)。這意味著，今天的觀眾在觀看時，將獲得近乎親臨歷史現(xiàn)場的體驗。風光的奇崛壯美，與劇情的冷靜殘酷，都以無比清晰、精巧的形式自然涌到眼前。因此，從美學整體風格來判斷，《賽德克·巴萊》又更傾向于浪漫主義，用超過理智的人類激情，以及與激情相匹配的攝影、剪輯、人物造型、服裝、美工等等電影元素，為觀眾營造出美不勝數的意境。影片配樂慷慨激越、蕩氣回腸，更是影迷收藏的必然之選。

《賽德克·巴萊》的歷史敘述，有史家的眼力。如果說，性格決定了莫那的命運，那么，是歷史決定了莫那和賽德克部落的選擇?！办F社事件”發(fā)生之前，賽德克族人中有一部分其實已經在日本的殖民策略下產生了身份認同危機。他們先是學習日本的語言、生活、文化，繼而被編入了殖民統(tǒng)治的體系，以低等身份從事底層工作。慢慢地，他們會產生一種幻覺：被日本統(tǒng)治是好的，只要再忍二十年，就可以成為文明的一分子。對這樣被洗腦的年輕族人，莫那怒喝著說出了真相：被統(tǒng)治的人只有當奴隸的資格，直到徹底消失。假如，賽德克部落——或許還應該加上印第安人等各個殖民地的人——能茍活到所謂的后殖民時代，他們或許還有機會討論，在“霧社事件”中他們對日本人的殺戮是否過于暴力。

然而殖民統(tǒng)治者卻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機會，以至于這樣的假設顯得無比可笑。正如雨果用《悲慘世界》等文學名著為法國大革命的暴力作了辯護，魏德圣也用《賽德克·巴萊》這部影片為抗日、為1840年以來一切抵抗外來侵略的中國人民之斗爭作了辯護。歷史長河中的浪花是復雜的，但河流的走向卻是斬截的。我們固然會為具體、個體的悲劇而嘆惋，同時也更要為歷史向著真正的文明前行而奮進。在2025年，我們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記住中華民族的在歷史上留下的血跡，并用這血跡把日本侵略者、殖民者和他們的精神繼承人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樁上。

《賽德克·巴萊》的文明視角，有哲理的思辨。魏德圣鏡頭里的莫那，既是推動劇情的行動元，又是一個站在“野蠻”與“文明”兩種價值觀之間的思考主體。他并非不假思索地拒絕、無視現(xiàn)代性的強大存在；相反，他冷靜而痛苦地觀察著現(xiàn)代文明，并努力去理解它、渴望去擁有它。他甚至朦朧意識到，日本侵略者、殖民者，絕非文明的；相反，他們只不過是這樣的一伙無恥之徒：攀附在現(xiàn)代化肩膀上，把現(xiàn)代文明成果當成掠奪欺凌的工具，與現(xiàn)代文明的啟蒙精神背道而馳。這種把“工具理性”和“啟蒙理性”區(qū)分開來的思維，當然要等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脈法蘭克福學派來仔細論說。但它又確實是可能出現(xiàn)在莫那·魯道這樣先覺者心頭的一道微光。因此，影片里的莫那才可能說出：“如果你的文明是讓我們卑躬屈膝，我就讓你看到野蠻的驕傲”。這句令無數影迷擊賞傳誦的臺詞，可以與孟子的倫理觀形成現(xiàn)代與古典的互文式表達：“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使這富貴和威武以文明自居。

在筆者看來，《賽德克·巴萊》呈現(xiàn)了一種堪稱理想的電影觀，在形式、內容、思想等方面均達到極為難得的境界，而各方面的著力又趨于平衡。魏德圣的人文情懷和電影情結在這部影片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作為臺灣新一代影人中的佼佼者，他電影中流露出的理想主義氣質，也正是當下中國電影所亟需的。筆者無意說，魏德圣對歷史和文明的思考完美無瑕，但這樣認真、誠懇的理想主義者，理應得到更多珍惜、愛護和歡迎。

13年前，筆者曾購買一套《賽德克·巴萊》的影碟，專門送給一位研究二戰(zhàn)影史的美國老學者，并將其作為中國角度的精彩電影敘事隆重推薦了一番。語境變遷，這部影片的意義和價值反倒增強。只要想到，2025年，能夠在大銀幕下度過4個多小時，看到一個個跨過彩虹橋的靈魂是何等美麗、何等驕傲，這就足以構成我們觀影的理由了。

文 /左 衡

編輯/李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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