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研究》，李遠達著，北京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主要研究明清之際著名遺民張怡的身份認同、易代記憶、著述心態(tài)、文體建構與敘事心曲。張怡是孔尚任《桃花扇》中張瑤星的原型形象，前人研究多將其作為戲曲名著的本事人物予以關注，缺乏系統(tǒng)性挖掘與完整性文獻整理。

該書結合南京圖書館藏《白云道者自述》《云謠九疊》《玉光劍氣集·凡例》等文獻，與《玉光劍氣集》《諛聞續(xù)筆》等已知文獻進行參證，補足了張怡從將門虎子、亡國書生到遺民耆老的曲折傳奇一生。作者試圖以張怡的筆記小說為切入點，探究張怡《玉光劍氣集》等著述的文學史、心靈史與思想史意涵，進而揭橥明遺民群體追憶故明的書寫姿態(tài)與表達空間、文體選擇與著述宗旨之間的頡頑與調和。為張怡這位幾乎被遺忘了的明遺民深描心象，正意在揭示普通人在歷史大變局中的文行出處與生命抉擇。

目 錄

緒論 明清之際士人張怡的身份、記憶與敘事

第一章 新見《白云道者自述》與張怡生平新考

第一節(jié) 張怡生平新考

第二節(jié) 張怡著述存佚考

第二章 張怡筆記《玉光劍氣集》書名、版本與文本形態(tài)

第一節(jié) 《玉光劍氣集》的書名隱喻

第二節(jié) 《玉光劍氣集》版本系統(tǒng)與修訂序次

第三節(jié) “批點”的文本形態(tài)

第三章 《玉光劍氣集》的材料來源與編纂

第一節(jié) 對前人史料的剪裁:以王世貞和伍袁萃著作為例.

第二節(jié) 對時人筆記的取舍:以李清和周亮工為例

第三節(jié) 對親身經歷的裁汰:登州與北京的喪亂

第四章 “識小”與“識大”:張怡的選材眼光和敘事心曲

第一節(jié) “識小”與“識大”的內涵

第二節(jié) “識小”眼光與《玉光劍氣集》的文學呈現(xiàn)

第三節(jié) 記錄“世無傳者”的史觀溝通“識大”與“識小”

第五章 壬申登州與甲申北京:明遺民張怡的喪亂記憶與隱晦筆法

第一節(jié) 張怡筆下的“隱晦”筆法

第二節(jié) 壬申登州:個人記憶修正的集體記憶

第三節(jié) 甲申北京:集體記憶規(guī)約下的個人記憶

第六章 “玉劍體”的生成:張怡的小說意識與文體建構

第一節(jié) 目錄學視閾下《玉光劍氣集》文體性質

第二節(jié) “愚人耳目”的神異敘事:張怡的小說意識

第三節(jié) 玉劍體的“奇”與“正”:溝通史傳與小說傳統(tǒng)

結語 明遺民張怡的寄寓:“反舉吾家珍奉之異姓”

附錄

附錄一 《白云道者自述》

附錄二 《云謠九疊》及相關序跋

附錄三 《玉光劍氣集?凡例》及相關序跋

參考文獻

后記

井玉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世人知曉張怡（1608—1695）其人，蓋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張道士（張薇），乃以張怡為原型加工塑造而成。

《江浙訪書記》

謝國楨《江浙訪書記》中介紹道：“白云（按即張怡）人品既高，又久歷滄桑，多識故事，凡問故國興亡、南明事跡之人，多來請教于他。孔尚任譜《桃花扇傳奇》就曾向他訪問遺事?！保ㄉ睢ぷx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第98頁）

孔尚任來到南京棲霞山白云庵，對隱居于此的張怡進行專訪，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天的事，當時張怡已是82歲的耄耋老人。此次專訪對十年后問世的《桃花扇》而言，關系甚重。

在《桃花扇》中，張道士不僅是南明史事的見證者，他還是阻止侯李團圓的棒喝人，為劇作思想內涵的升華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張乘健在討論《桃花扇》的春秋筆意時，強調孔尚任寄希望于下層、以道教為逋逃藪的深層內涵，劇中張道士的形象被充分彰顯出來（參見《〈桃花扇〉發(fā)微——從哲學史的角度論〈桃花扇〉》，《文學遺產》1984年第4期）。

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不僅安排張道士充當歷史的見證者，為改善世道人心起見，還要讓他的見聞流傳后世：

閏二十出《閑話》中，南京書客蔡益所逃難途中邂逅張薇，從其口中獲知崇禎殉難諸事后，基于職業(yè)敏感，提出要編纂唱本以褒忠斥奸，其資料便是由親歷時事的張薇提供。

由此反觀當年孔尚任訪張怡五古詩中所言“數(shù)語發(fā)精微，所得已不淺”，尤其是同一首詩中特意提及張怡著述之豐：“著書充屋梁，欲讀從何展”，可見張怡閱歷之豐富與著書傳世意識之自覺。

清堅白道人繪《清彩繪本桃花扇》

這一點在《桃花扇》的《閑話》出中同樣有所體現(xiàn)：張薇所述殉難諸事，皆已記于“手摺”“抄本”之中。

說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作為《桃花扇》中張道士原型的張怡，到底有哪些著述呢？這些著述存佚情況如何？研究張怡其人，對于了解明清之際的歷史與文學有何助益？

前一段時間，我收到了李遠達的書稿《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細覽一過后欣慰地發(fā)現(xiàn)，遠達已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份完滿的答卷。

十幾年前，我就知道遠達在從事張怡《玉光劍氣集》方面的研究，并承蒙他不棄，拜讀過這部分早期的文稿。

當年我就被遠達廣搜文獻、細膩闡發(fā)的作風所打動，沒想到遠達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并未中止，而是繼續(xù)搜集資料，補充完善，終于完成了這樣一部系統(tǒng)性的書稿。

作為第一部以明遺民張怡為研究對象的專著，需要克服文獻不足、既有研究較少等難題，如果沒有鍥而不舍的鉆研精神，是絕難成就此一碩果的。

我們知道，繼謝國楨、顧誠等前輩之后，學界對張怡有較為深入的了解，乃是得益于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的、由魏連科先生點校的《玉光劍氣集》。

遠達告訴我，十幾年前決定研究張怡時，他便去石家莊拜訪了資深編輯魏先生，在難能可貴的忘年交式的深談中，收獲了意想不到的諸多教益，為日后的持續(xù)研究積蓄了能量。魏先生已于2020年歸于道山，遠達這部著作的出版，也是對魏先生最好的紀念。

《玉光劍氣集》

流傳至今的張怡著作中，《玉光劍氣集》的分量自是首屈一指。遠達著作共有六章，后五章便是專論此書。第一章以南京圖書館藏《白云道者自述》為核心文獻考證張怡生平，乃是全書立論的基礎?！栋自频勒咦允觥愤@份文獻此前僅有顧誠先生引述過，但學界仍未睹其全貌。

當年魏連科先生整理《玉光劍氣集》時曾不無遺憾地指出：“筆者曾想將《白云道者自述》附于本書之后，使讀者知其人以知其書。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xiàn)，只好有待來者?！?/p>

現(xiàn)在遠達整理了這份文獻，將其作為“附錄一”置于書后，終于彌補了魏先生當年的遺憾。充分利用這份文獻，不僅可以全面了解張怡的生平，糾正此前的一些錯誤認識，尤為重要的是“為探究他的文體建構意識提供了可靠支撐”。

對《玉光劍氣集》展開文本研究是本書主體，遠達經過深思熟慮，精心選取角度，利用新文獻，勾連舊文獻，一路發(fā)掘話題，慧心獨具的發(fā)現(xiàn)所在多有。

比如，探討“玉光劍氣”作為書名所蘊含的深沉的隱喻義，依據(jù)南圖藏《白云道者自述》所附《玉光劍氣集·凡例》考察此書定本原貌，考索《玉光劍氣集》的材料來源，從典型案例看張怡的選材眼光，判定《玉光劍氣集》的文體性質等，均為前人鮮少論及的可貴創(chuàng)獲。下面拈出幾個問題稍作申述，以期引起學界同仁的進一步關注。

南京圖書館藏《玉光劍氣集·凡例》

遠達充分注意到《玉光劍氣集》文本形態(tài)的一個顯著特征——批點。

原來，《玉光劍氣集》的編纂并非張怡一人之功，他還有兩個重要助手：黃虞稷、周在浚。在眉批、旁批和注釋這三種批點中，留下了三人的多條筆跡。有時他們圍繞一個話題展開探討或爭論，儼然具備文人群體的共同體意識。

事實上，這種共同體意識不僅表現(xiàn)在批點的文本形態(tài)上，從《玉光劍氣集》引述時人筆記上也能看出：據(jù)遠達考證，張怡從遺民領袖李清和密友周亮工的著作中亦多所取材，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共同體呢？

遠達還敏銳地體察到，《玉光劍氣集》引用李清的話，不排除口述之可能，進而推測“晚年的李清參與指導了張怡等人對《玉光劍氣集》‘光熹’以后史事的辨析與編纂”。

如果這一推測能夠成立，那么李清對于《玉光劍氣集》的貢獻當不在黃虞稷、周在浚之下。跟好友合作完成一部書的編纂，張怡之前還可舉出一例：

曹臣（1583—1647）編撰世說體小說《舌華錄》，由好友吳苑幫助編輯門類，并于每類前撰寫小引；曹臣另一友人郝之璽則書托“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撰寫評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舌華錄》曾被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小說類著錄，而黃虞稷正是張怡編纂《玉光劍氣集》的重要助手。

《舌華錄》

毫無疑問，文言小說編撰中這種集體合作現(xiàn)象值得引起足夠的重視。

遠達在討論張怡的選材眼光問題時，標舉其注重刻畫小人物的特色，征引過一個讓人過目難忘的例子：

金忠節(jié)鉉字伯玉，為工部主事，值內臣張彝憲總理兩部錢糧，以不肯屈節(jié)為所糾，奪職。起復，補兵曹，巡視皇城。甫二十余日，賊犯闕。城陷，公趨入皇城，內官奔潰四出，呵斥不止。至西苑河側，解牙牌付家人曰：“歸送太夫人。”余無所言，投御河而死。

方公死時，有內監(jiān)呂胖者，偶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輩素不以我輩為人，豈渠能死，吾不能死耶！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币嗤逗铀?。后家人入皇城求公尸，已與呂監(jiān)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合兩骸藳葬御河堤。（《玉光劍氣集》卷六《忠節(jié)》）

金鉉殉國事見載于各書，時事小說《樵史通俗演義》第三十回亦曾述及，讓此事陡添小說氣息而耐人尋味的，乃是太監(jiān)呂胖的闌入。

遠達查閱《金忠節(jié)公文集》卷八《年譜》后，為我們還原了金鉉家人尋覓其遺體的細節(jié)：如何處理混雜在一起的兩具骸骨，金鉉家人在聽取士大夫的意見后，草草葬于河邊，而未將其歸葬祖塋。

遠達就此指出：“雖然經歷了甲申國變，但士大夫對于太監(jiān)的鄙夷仍不能稍減，張怡等表彰有‘義舉’的太監(jiān)，也并非平等的態(tài)度視之?！边@是說明士大夫階層如何看待太監(jiān)殉國。遠達還敏銳地提示呂胖的同儕談論他的態(tài)度，顯得那么輕描淡寫，“怎樣看待其殉國，亦很難說”。即便是呂胖自己，在投河前所說“渠（金鉉）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含濃重的不滿于士大夫風評的負氣成分。

《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

殉國敘事之復雜，由此可見一斑：原來，是否具有殉國資格也是分等第的，對此香港學者何冠彪在其專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中論之甚詳。

遠達別具慧心地指出，《玉光劍氣集》所記小物件、小故事，因其透露出某種隱喻與象征，從而指向經國之大事、易代之興亡，比如卷二十六《玄釋》記述覺浪道勝和李長庚、梅之煥的一番對話：梅之煥向覺浪發(fā)問：“請問和尚，如此世界，人心壞極，以何慈悲方便救濟？”

覺浪以精妙的譬喻作答，說太古之時就像一錠大元寶，乃是十分足色，后人不斷往里攙銅，導致銀錠成色不斷下降，如今則變?yōu)橐粔K精銅，全然失其本色了。上天睹此慘狀，乃將其付與大爐火烹煉一番，以便去除雜質，還其本色。

聽聞此言，梅之煥機敏地推論道：“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覺浪回應道：“不下毒手，則造物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p>

人們常用天崩地坼來形容明清易代，痛苦壓抑久久纏繞在人們的心頭，迫切需要一種超越性的理論予以化解，在傳統(tǒng)儒學無法滿足這一要求的情況下，覺浪道勝的上述言說自然便會被記取。

同樣以易代為背景的話本小說《豆棚閑話》中，第七則《首陽山叔齊變節(jié)》末尾有一段“頑民”跟“齊物主”的對話，其深層次的寓意亦可一體視之：“眾頑民道：‘今天下涂炭極矣，難道上天亦好殺耶？’齊物主道：‘生殺本是一理，生處備有殺機，殺處全有生機。爾輩當著場子，自不省得！’”

《豆棚閑話》

《玉光劍氣集》在中華書局出版時列入“元明史料筆記”叢書，乃是著眼于其史料價值。卒章顯志，遠達在第六章通過綿密的理論辨析，探討《玉光劍氣集》的文體性質，首次提出筆記小說之“玉劍體”概念，允為本書令人矚目的理論創(chuàng)獲：

《玉劍尊聞》與《玉光劍氣集》的密切聯(lián)系，可能受到明清之際獨特的社會歷史大環(huán)境刺激，“世說體”筆記小說重新融合進了修筑史書的嚴謹態(tài)度和強烈社會功利性目的，發(fā)展出了以《玉光劍氣集》為代表，包括《玉劍尊聞》《明語林》《今世說》等一批作品的“玉劍體”筆記小說。

雖然《玉光劍氣集》長期以稿本形式流傳，不一定能影響到其他幾種筆記小說。但它們有著相似的編纂追求：立志存史，記錄“世無傳者”。絕大多數(shù)材料匯編自前人筆記，眼光上重在“識小”，借助“小”作為掩護，將亡國之痛委婉地表達在小說集中，時時隱現(xiàn)，也就寄寓了他們欲“識”之“大”。因此可以說，“玉劍體”筆記小說將“小”的功用發(fā)揮到了嶄新的水平。

這段高度凝煉的話，實為前五章內容的理論歸趨。我們知道，判定一部書的文體性質，是文獻處理的基礎性工作，這決定了我們該以怎樣的態(tài)度評判此書，以及如何以恰切的方式征引此書的材料。

南京圖書館藏《白云道者自述》鈔本

遠達提出筆記小說之“玉劍體”概念，綜合考慮了文體源流、時代刺激及作者追求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在前五章論述中均有扎實的呈現(xiàn)，第六章的理論提升乃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結果。在此僅簡單談談“玉劍體”筆記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征：“識小”。

遠達在第四章第一節(jié)中注意到這樣一種現(xiàn)象：嘉靖至明末這段時間，出現(xiàn)了不少以“識小”為名的筆記小說，《玉光劍氣集》將著力點置于“識小”，離不開晚明筆記小說編纂大環(huán)境的影響。

而“識小”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便是多方關注小人物的行止命運，這契合了陽明心學眼光向下的時代思潮（四庫館臣謂張怡思想的底色是姚江心學），本身便具備獨立價值，尤其是在統(tǒng)治階層日益腐朽的襯托下，小人物的優(yōu)秀品質愈加凸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識小”若能通向“識大”，便更能體現(xiàn)“寓史家于說家”的寫作意圖：“張怡所‘識’之小物件、小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見證了歷史的滄桑、國家的變革，具有了穿透小、大界限的力量?！?/p>

遠達從《玉光劍氣集》卷二十六《玄釋》中舉過一個例子：

一介平民宋連璧，憑借道人傳授的異術，介入啟禎年間激烈的政治斗爭而得以死里逃生。這個具有濃厚神異色彩的故事，一望而知為小說家言，但其中是否蘊含了某種歷史的真實呢？

對此遠達作出了精辟的解析：“挽狂瀾于既倒、支大廈于將傾，恐怕也只能寄希望于神仙異人了。也許這正是該故事流行于明末清初的一個重要原因。小大之辨帶來的是無限唏噓?！?/p>

《虞初新志》

值得注意的是，《虞初新志》卷三所收《宋連璧傳》，署“李煥章（象先）”撰，傳中謂宋連璧出身巨族，父親為鴻臚丞。

兩相比較，張怡筆下的宋連璧更具傳奇色彩，更能傳達故事的深層意涵。毫無疑問，正是時代痛楚的刺激讓文學想象的翅膀舒展開來，“史家停筆處，小說家便起筆”。

由此引申，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易代之際帶來的巨大的心靈震撼，將士大夫的價值觀重新磨洗一番，它就像一塊魔力十足的磁鐵，將舊籍新著的材料吸納過來，終于形成分門別類、各就各位的文本形態(tài)。

以上便是我在閱讀遠達著作過程中，對幾個稍有體會的問題的拉雜申述。相對于遠達著作豐厚的內容，以上所述自然是掛一漏萬，不足以展陳其高明的。

比如，遠達對張怡個體生命史的考察與闡釋，可以增進我們對明遺民群體的整體認識，其意義誠如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所指出的：“‘親歷’并不能保障史述的‘客觀性’，卻提供了考察‘人與歷史’、士大夫處明亡之際的珍貴材料，創(chuàng)造了官修正史所不能提供的特殊價值?！保ū本┐髮W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頁）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遠達著作還有一個很值得稱道的優(yōu)點，那就是他并未刻意拔高研究對象，而是將研究對象置于可資比較的范圍內，然后給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遠達指出，在思想與學術建樹方面，張怡無法與顧黃王三大家相比；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他無法跟傅山、屈大均等相提并論。然而，“正因為他沒有什么特別出格之處，他的著述心態(tài)才在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性，因而也具備了典型個案的分析價值”。

是的，認識一段離奇變幻的歷史，需要多個有效角度的介入，“一雙既普通尋常，又深邃平靜的屬于不世襲的遺民張怡的眼睛”，正是歷史和現(xiàn)實都需要的一雙珍貴的眼睛。

遠達著作的個別地方，或許還有優(yōu)化的余地。比如，第四章第二節(jié)列表比較孝子王世名故事，除了《戒庵老人漫筆》卷七和《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外，可以考慮補上《型世言》第二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

又如，第三章第三節(jié)《對親身經歷的裁汰：登州與北京的喪亂》，從本章內容要求看，這一節(jié)是必不可少的，但本節(jié)篇幅太過短小，跟內容飽滿的前兩節(jié)難以匹配。遠達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提示本節(jié)內容在第五章有充分展開，但如何作出技術性處理，消解第三章第三節(jié)上述問題，還可以再斟酌。

我跟遠達相識是在他讀研究生的時候，十幾年來，在學術活動和日常交往中，我對他的了解日漸加深。遠達身上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他的聰敏、熱情、多才多藝，讓癡長他十幾歲的我欽佩不已。

如今遠達新著即將付梓，他執(zhí)意讓我寫一篇序言。我屢辭不獲，只好硬著頭皮寫了上面這些話。理解不到位及錯謬之處，請遠達和各位同仁批評指正。

2025年5月10日

《玉光劍氣集》首頁

后 記

十二年前的某個夏日，登門拜訪我的導師劉勇強教授。幾個學生散坐在劉老師家的客廳，相談甚歡。偶然聊起晚明筆記，老師從厚重的大書架上費力抽出上下兩冊書，中華書局2006年版的《玉光劍氣集》,足有千余頁。

記得老師當時非常認真地說，我一般不給人出題目，這個題目很有趣，你有興趣的話就做做看吧。

張怡，這個陌生的古人名字，進入了我的視野。此后的數(shù)年，到石家莊拜訪這部筆記小說稿本的點校者魏連科先生，到南京圖書館反復抄錄《白云道者自述》《云謠九疊》和《玉光劍氣集·凡例》等新文獻，在北大西門內的勺海邊老師曾與我討論框架，不知日暮。

從一篇論文到一部小書，我自己也沒想到，竟然歷經了這么久的時光。而隱居攝山的明遺民張怡，我真的讀懂了么?我心里還沒有底。

浙江圖書館藏《張氏一家言》稿本

前不久，根據(jù)專家建議，增補了浙江圖書館藏的《張氏一家言》稿本信息，我合上電腦，感慨良久。張怡是個小題目，但經由張怡展開的易代之際文學空間研究，還有廣闊天地，可以施為。

感謝我的導師劉勇強教授，手把手批評我不成熟的論文。感謝井玉貴、徐文凱、黎慧三位老師逐字逐句批閱我的書稿，感謝井老師欣然為我作序，感謝北大中文系的張鳴、潘建國、李簡、李鵬飛、李林芳等老師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北京市社科聯(lián)資助我出版這部小書，北京出版社責編玉成此事，感謝各位匿名的審稿專家提出的認真翔實的審稿意見，我都一一做了修訂。

最后，感謝內子元的堅定支持。她無愧于是這部小書的催產士，也鼓勵我將易代之際士人的身心健康與著述心態(tài)作為持續(xù)關注的課題。

遠達作于北京大學醫(yī)學部逸夫樓

2025年3月14日

《大觀園的病根：〈紅樓夢〉人物的身心困局》，李遠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3月版。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李遠達，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北京大學醫(yī)學人文學院講師。師從劉勇強教授研治中國古代小說史與宋元明清文學。近年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醫(yī)學敘事，易代之際的文學與思想。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2022）和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2024）各1項。曾榮獲北京大學教學優(yōu)秀獎（2024）、北京高校第十四屆青年教師教學基本功比賽一等獎、北京大學第二十三屆青教賽（人文社科類）一等獎第一名等榮譽。在《明清小說研究》《紅樓夢學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fā)表《吳敬梓的江南醫(yī)藥文化背景與〈儒林外史〉的疾病隱喻》《〈紅樓夢〉補藥敘事與明清溫補風俗》等學術論文40余篇。學術專著有《大觀園的病根：〈紅樓夢〉人物的身心困局》（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3）、《玉光劍氣：明遺民張怡的易代記憶與敘事心曲》（北京出版社，2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