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湘江戰(zhàn)役是紅軍長征過程中戰(zhàn)況最為慘烈的一場戰(zhàn)役，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在桂系和湘軍以及國民黨中央軍的合力圍剿下?lián)p失慘重，幾乎喪失一半以上的有生力量。湘江戰(zhàn)役也使得中國共產(chǎn)黨人充分意識到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嚴重性，為此后“遵義會議”的召開埋下了伏筆[1]。

湘江戰(zhàn)役形勢示意圖

近些年以來，隨著長征時期相關史料的不斷整理[2]，湘江戰(zhàn)役的歷史細節(jié)逐漸被發(fā)掘出來，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在湘江戰(zhàn)役開始之前桂軍曾經(jīng)改變原來的戰(zhàn)略部署，將灌陽、興安的守軍幾乎全部撤出，從而給紅軍留下了一個近百里的“缺口”，后人稱其為桂軍給紅軍“讓路”。這一事件的歷史真實性不容置疑，但關于其原因以及一些細節(jié)因素學界尚存在爭議，筆者在此結合自己所知，略加總結，以求再現(xiàn)當年的烽火硝煙、英勇奮戰(zhàn)。

湘江戰(zhàn)役紅三十四師行軍示意圖

桂系軍閥是否真的要給紅軍“讓路”？他的實力如何？

有研究者指出：“這是并非是桂系真心‘讓路’,乃是桂系兵力太少,忍痛撤離湘江防線的結果”[3]；金一南更是把桂軍的部署形象地比喻成一塊門板，對紅軍關上湘江的大門就對蔣軍敞開了廣西的大門，對蔣軍關上了廣西的大門就對紅軍敞開了湘江的大門[4]。關于桂軍在湘江戰(zhàn)役前的軍隊數(shù)量，有觀點認為是16個團約2萬人，這一觀點的直接來源是當時桂軍將領劉斐的口述：“兩個軍十六個團…… 總共只二萬余人。如果我們以二萬人去堵二十萬人……”[5]，然而有學者依據(jù)一手史料對其進行了批駁，認為劉斐記憶出現(xiàn)了偏差，將29337人說成了兩萬余人，同時還有民團1080人，則剛好是三萬余人[6]。

劉斐

筆者認為何學成的論斷基本可信，一者其所援引之史料和當時香港《循環(huán)日報》的報道基本一致（所謂孤證不立，何氏也是基于《循環(huán)日報》展開的論述），一者劉斐關于紅軍有二十萬的記憶實在是有些過于離譜，筆者認為其甚至可能是有意在為白崇禧進行“回護”（考慮到當時的大環(huán)境，這一點的還是應該考慮的）。應該指出，廣西的“新民團”給紅軍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但卻也主要是在戰(zhàn)前修筑堡壘、工事，在紅軍主力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后對掉隊的紅軍進行追剿，真正參加湘江戰(zhàn)役的人數(shù)十分有限，白崇禧也不會將民團作為主力使用，故而桂軍應該還是在三萬左右[7]。

白崇禧

解讀紅一方面軍人數(shù)之謎，他們的損失到底有多大？

那么紅一方面軍在湘江戰(zhàn)役之前有多少人呢？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分兩步，其一，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fā)時有多少人，其二，突破三條封鎖線付出了多大損失。

湘江戰(zhàn)役油畫

第一個問題爭議較大，西方史學界認為是10萬人，郭廷以先生認為應該是9萬人，白壽彝先生則指出是8.6萬人[8]。有學者援引李德的筆記和1934年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認為，中央紅軍長征開始時有兵力為7.5-8.1萬。同時他指出，李德作為當時的軍事總指揮可以看到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東西，而且這個數(shù)字不僅相對精確而且還在劉伯承、李維漢的回憶錄中得到了佐證。雖然這位學者在此之后又提出了紅一方面軍有87000人的觀點，但筆者更支持7.5-8.1萬的說法，時人的觀點更加可信，雖然記憶不免出現(xiàn)偏差，但幾個人持相同觀點則應該是不刊之言[9]。

渡江作戰(zhàn)

對于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前的傷亡情況，有學者指出：“盡管沒有打大仗、硬仗,但長途急行軍、氣候漸冷、水土不適等,也使紅軍減員不少…… 第一次突圍減員3700 余人, 第二次突圍減員9700余人,第三次突圍減員8600余人,共減員2.2萬余人�！盵10]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如再考慮到疾病、離散、逃跑等各種因素,中央紅軍在入桂前的兵力損失當在萬人以上。”[11]筆者認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突破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鎖線時，粵軍幾乎是主動讓出了道路給紅軍通行，幾乎沒有戰(zhàn)斗，而第二道封鎖線的湘軍數(shù)量十分有限，也沒能主動與紅軍交戰(zhàn)，則紅軍的損失應該是很小的[12]。因而主要的戰(zhàn)斗集中于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與湘軍的戰(zhàn)斗，但如果這樣的話，第三次突圍減員的數(shù)量理應高過第二次，則筆者認為前者的數(shù)字是有不準確的（而且前者著重點似乎是由于天氣等外在因素給紅軍造成的傷亡比戰(zhàn)斗更大，這一點也有待商榷），因而從多方面考慮，后者的可信度更高。

湘江戰(zhàn)役

分析到此我們明確了，桂軍有兩個軍三萬人，紅一方面軍有7萬人左右，數(shù)量上紅軍占據(jù)優(yōu)勢，桂軍的避戰(zhàn)在客觀上是有理可循的。

紅軍為何最終能突破“湘江封鎖”？

然而如果僅僅是數(shù)量上的劣勢是完全不足以讓桂軍“讓路”的，畢竟在整體的戰(zhàn)略層面紅軍處于絕對的劣勢，同時在裝備上桂軍也無疑是占優(yōu)的，白崇禧個人應該也不想有辱其“小諸葛”的名號。深層而言，這其實是蔣介石與桂系的博弈，而這四道封鎖線很大程度上也是蔣介石妄圖削弱西南軍閥而設置的。如果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前三次“圍剿”的失敗完全就是因為蔣介石完全借助地方力量剿共[13]，而從第四次“圍剿”開始，蔣雖然啟用了中央軍，但還是在想方設法地消耗地方勢力，各軍閥對剿共的任務自然也是陽奉陰違。

薛岳

研究者指出，薛岳的九個師只是“追而不剿”，其目的完全是把“禍水”引入廣東，以此坐收漁翁之利[14]。對此陳濟棠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讓開通道讓紅軍通過，一方面調(diào)遣陳漢光的警衛(wèi)、李漢魂的獨立第三師及張達第二軍的一部,加強粵北的兵力部署，從而在應付蔣命令的同時監(jiān)督并督促紅軍離開廣東[15]。而即便是剿共態(tài)度相對積極，且與紅軍有過多次交戰(zhàn)的湘軍，其總司令何健的指令也是：“軍走到哪里,湘軍就跟到哪里，不過必須使部隊同紅軍保持一天的行程�！蔽覀冊賮砜纯垂鹣档那闆r。首先必須要指出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一直是“反蔣先鋒”，其二人在1927年就聯(lián)合汪精衛(wèi)迫使蔣介石“下野”，二次北伐期間雖然又進行了合作，但之后蔣桂戰(zhàn)爭和中原大戰(zhàn)的先后失敗極大地削弱了桂系的軍事力量，由此可見二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謂不深[16]。

蔣介石

也正是基于這一點，蔣介石對桂系是欲除之而后快，其一方面給予桂軍軍餉，另一方面則壓迫紅軍從龍虎關進入廣西平樂一帶和廣東新會等地，企圖“一箭三雕”[17]；而白崇禧一方面明白“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還更甚”，因而一直打電報給蔣介石,表示廣西完全有決心與力量在境內(nèi)外堵?lián)艏t軍,言外之意是希望蔣軍不要進入廣西境內(nèi)[18]，一方面也深諳“有匪有我，無匪無我”的道理，故而對紅軍在主觀意識上也存在一定的“送客”的想法，完全否定這一點也是不妥當?shù)�。有學者指出“湘江戰(zhàn)役中桂系‘開放’湘桂邊境和湘江防線之說是不存在的。桂系在湘江戰(zhàn)役中并未完全貫徹戰(zhàn)前既定的策略,幾乎傾其主力同紅軍血戰(zhàn),這是其失策和罪過�！盵19]

小結

當然，筆者認為其中尚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湘江戰(zhàn)役之中的桂系對紅軍的態(tài)度并不一定說明其在戰(zhàn)前的態(tài)度，因為在戰(zhàn)爭過程之中為了保命肯定要拼個你死我活。其次，當時蔣已經(jīng)給白崇禧發(fā)電報進行訓斥，言辭極為嚴厲，因而白也幾乎很難完全延續(xù)之前的部署（白的這封電報雖然不如蔣給陳濟棠發(fā)的電報那么嚴厲，但意思是相似的，而且我們也不能肯定白崇禧是否看過陳濟棠的電報）。總而言之，“保境滅共”是一種普遍存在思想，桂系的所作所為不應該被特殊看待。

參考文獻：

[1] 關于李德、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戰(zhàn)略方針導致湘江戰(zhàn)役的“慘勝”是學界的公論，在此僅列舉筆者所看過的幾篇文章。（潘健、王煥福：《論湘江戰(zhàn)役的歷史啟示》，《社會科學家》，1996 年第5期，第69-71頁；石仲泉：《湘江戰(zhàn)役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上海黨史與黨建》，2015年2月，第9頁）

[2] 詳見唐咸明：《20年來湘江戰(zhàn)役研究綜述》，《桂林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15年第1期，第24-29頁。

[3] 唐文蓮：《湘江戰(zhàn)役中桂系給紅軍“讓路”考》，《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5 年第5期，第133頁。

[4] 金一南：《苦難輝煌》，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312頁。

[5] 中共桂林地委《紅軍長征過廣西》編寫組編 著：《紅軍長征過廣西》，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1頁。

[6] 何學成：《湘江戰(zhàn)役誤史考訂》，《廣西地方志》，1995年第4期，第55頁。

[7] 劉文俊：《廣西“新民團”與湘江戰(zhàn)役》，《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4期，第89-93頁。

[8] 以上三個觀點分別參見[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劉敬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209頁；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628頁；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第477頁。

[9] 宋永忠、付廣華：《湘江戰(zhàn)役前后中央紅軍兵力損失及其原因淺探》，《桂海論叢》，2008年第4期，第84-85頁。

[10] 石仲泉：《走走黨史：慘烈的湘江之戰(zhàn)——紅軍長征之二》，《百年潮》，2003年第7期，第52頁。

[11] 宋永忠、付廣華：《湘江戰(zhàn)役前后中央紅軍兵力損失及其原因淺探》，第85頁。

[12] 詳見金一南：《苦難輝煌》，第279-282頁。

[13] [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劉敬坤等譯，第204頁

[14] 吳興河：《蔣介石與地方軍閥的矛盾與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龍巖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15] 劉艷萍、楊紅剛：《論中央紅軍長征中對蔣介石與西南軍閥矛盾的利用》，《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第76頁。

[16] 李浩文編著：《民國十大軍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02-314頁。

[17] 詳見金一南：《苦難輝煌》，第311頁。

[18] 劉艷萍、楊紅剛：《論中央紅軍長征中對蔣介石與西南軍閥矛盾的利用》，第77頁。

[19] 唐文蓮：《湘江戰(zhàn)役中桂系給紅軍“讓路”考》，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