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的一個深夜，數(shù)學圈被一條推文刷屏：

“IPAM賬戶只剩不到90天工資，我不得不開始緊急籌款。如果9月還看不到NSF撥款，我們將取消秋季學期所有項目?！?/p>

發(fā)推的人叫陶哲軒——曾經以13歲獲得國際數(shù)學奧林匹克競賽金牌、24歲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正教授、31歲斬獲數(shù)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的天才數(shù)學家。

評論區(qū)瞬間翻車：

“連陶哲軒都缺錢？美國科研是真完了?！?/p>

“當年他拿獎時，政府哭著求他留下，現(xiàn)在說斷供就斷供？”

“這不是個人悲劇，是系統(tǒng)地震。”

當一個世界級的數(shù)學天才都無法獲得基本的研究經費保障時，我們不得不思考：

這究竟是一個個案，還是美國科研體系深層次問題的集中體現(xiàn)？

2025年7月31日，對于陶哲軒而言是一個分水嶺式的日子。

當天，特朗普政府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未能有效遏制校園反猶主義”為由，凍結了該校約5.84億美元的聯(lián)邦研究資金。

這筆錢的量級是什么概念？

它相當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一年撥給整個加州大學系統(tǒng)的數(shù)學+物理+化學總預算。

純數(shù)學與應用數(shù)學研究所（IPAM）不幸躺槍——100%經費來自NSF，其研究經費也隨之被切斷。

而陶哲軒，正是IPAM的特別項目主任。

圖源：網絡

IPAM是美國僅有的5家NSF數(shù)學研究所之一，專攻跨界，曾把純數(shù)學帶進深度學習、密碼貨幣、癌癥影像。

過去20年，從這里走出的學者拿下3枚菲爾茲獎、2座沃爾夫獎，堪稱“數(shù)學諾獎?chuàng)u籃”。

IPAM不是“邊角料”，而是美國數(shù)學的“呼吸機”。拔掉呼吸機，整條學科鏈都得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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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美國法院在8月12日下令恢復UCLA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撥款，但截至9月初，陶哲軒個人的研究資金以及IPAM的運營資金仍然無法發(fā)放。陶哲軒透露，自己的NSF項目（總額75萬美元，用于研究孿生素數(shù)猜想）仍被凍結。

更糟糕的是，由于該研究所幾乎完全依賴NSF的資助，此前的運營資金已經耗盡，面臨被迫關閉的危機。

“IPAM沒有足夠的儲備金來維持幾個月以上的運營。在過去兩周左右的時間里，我們一直處于緊急籌款模式，我一直在與很多捐贈者會面。”陶哲軒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無奈地表示。

這位曾經專注于探索人工智能在數(shù)學應用的世界級學者，如今被迫將主要精力轉向了籌款活動。

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一直推行大幅削減聯(lián)邦開支的政策，科研經費成為重點削減對象之一。據PBS報道，國家科學基金會被迫暫停了高達10億美元的資助項目。

IPAM的現(xiàn)金流告急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同一紙模板信（4月22日NSF《重新對齊通知》）共凍結800余個項目，其中包括：40個癌癥臨床試驗被迫暫停招募；6顆已進入總裝測試的氣候衛(wèi)星無限期推遲發(fā)射；3條剛剛通線的新一代量子芯片中試產線直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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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發(fā)表白皮書，用一句罕見的嚴厲措辭警告：“政治化凍結正把國家科研拖入‘人為冬天’?！?/strong>

更令人擔憂的是，政治因素對科研經費分配的影響日益明顯。

政府以大學校園存在“反猶太主義和偏見”問題為由切斷經費，這種做法本身就充滿了爭議。它不僅違背了學術獨立的基本原則，更開創(chuàng)了一個危險的先例：科研經費可以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和籌碼。

陶哲軒在公開發(fā)聲中直言不諱地指出，聯(lián)邦科研資金的動蕩、延遲與不確定性，正危及美國獨特的科學生態(tài)系統(tǒng)。他認為，政府不加區(qū)分的科研經費削減行動，對他的研究領域乃至更廣泛的學術科學構成了生存威脅。

陶哲軒事件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個數(shù)學家的個人遭遇，它正在引發(fā)美國科研界的人才流失潮。

在接受PBS采訪時，陶哲軒透露自己已經被歐洲、澳大利亞和中國的多個院系接觸，考慮離開美國的可能性。

"我第一次真正開始擔心存在性問題。比如，院系可能會關閉，或者大幅削減研究部分。"

陶哲軒的這番話反映了許多美國科研人員的共同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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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美國實驗室的燈亮到最晚，世界各地的聰明人便循著光而來：經費充裕，話題自由，沒人計較口音和護照。如今紅燈開始閃了——機器還在轉，賬上的錢卻說不準哪天斷。

青年學者們發(fā)現(xiàn)：

“今天可以斷IPAM，明天就能斷我的實驗室?！?/p>

于是，跳槽、轉行、出海，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其他國家趁勢打開國門，用更快的簽證、更厚的啟動包、更穩(wěn)的經費周期，計劃把美國多年攢下的頂尖人才接走。

哈佛數(shù)學系悄悄推出“北美—亞洲雙聘”席位，一年只需在美待四個月，其余時間飛東京或香港；新加坡國立大學把“IPAM避難包”直接塞到博士后手里——三年工資加啟動經費，拎包即走；更有中國新銳研究所在朋友圈放話：“菲爾茲獎級別，落地獨立實驗室加一千萬元，孩子上學包辦?！?/p>

一夜之間，簡歷像候鳥一樣向南飛，連行李箱都來不及裝滿。人才流失不再是無聲的數(shù)字，而是登機口排起的長隊和Zoom里越來越多的海外IP。

對于陶哲軒個人而言，這次事件無疑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作為已經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30年的科學家，他與這個國家已經產生了深厚的鏈接。他在采訪中表示，美國的科學傳統(tǒng)和開放的學術環(huán)境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當理想遭遇現(xiàn)實，當學術追求受到基本生存條件的制約時，個人不得不做出艱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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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哲軒表示，這是他第一次真正考慮離開美國的可能性。這種考慮背后，既有對現(xiàn)實困境的無奈，也有對未來發(fā)展的深思熟慮。

幸運的是，根據最新的報道，IPAM在年底獲得了NSF的五年資助，雖然經費大幅縮水，但至少為研究所的基本運營提供了保障。這也意味著陶哲軒暫時不需要為他的研究所的生存問題而過度擔憂，但他仍然需要繼續(xù)籌款以保證研究所的正常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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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陶哲軒最終選擇留在美國還是前往其他國家，他在數(shù)學領域的貢獻都將被歷史銘記。但這次事件所折射出的科研生態(tài)問題和人才流動趨勢，其影響將遠遠超出一個數(shù)學家的個人命運，成為理解現(xiàn)在全球科技發(fā)展軌跡的一個重要觀察點。

今天美國科研的“雷”，明天可能砸到任何高度依賴單一經費的地方。

無論是高校、實驗室，還是你所在的公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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