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尋常的早晨，北京國務院信訪局的接待室像往常一樣開始了工作。門被推開，寒風裹挾著一位滿面風霜的河南農村婦女走了進來。她一言不發(fā)，將一個圓鼓鼓的布包袱放在了接待桌上。工作人員隨口問道：“大娘，您這帶的是啥？”婦女抬起眼，平靜地回答：“我兒子的頭。”
布包解開，一顆年輕男性、怒目圓睜的頭顱赫然顯現，整個辦公室的空氣瞬間凝固，有人驚恐地跌坐在地。這不是舊社會的傳奇話本，而是發(fā)生在1991年2月23日，農歷大年初九，真實到令人脊背發(fā)寒的一幕。
這位母親，名叫王某妞，她以這種極端得無法想象的方式，把自己兒子姚某強的冤屈，直接“擺”在了國家最高信訪機構面前。這起案件，也因此被民間稱為“河南提頭告御狀案”，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投入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湖心，激起的漣漪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時間倒回1991年1月，河南洛陽嵩縣，22歲的姚某強像許多農村青年一樣，為了補貼家用，跟著叔叔到本縣大章鄉(xiāng)一個個體金礦主白某山的礦上干活，出賣力氣，背運礦石，悲劇的伏筆，埋在一個平常的夜晚。幾個年輕工友到礦主家看電視，散去后，白某山聲稱家中存放的280克黃金不翼而飛。沒有任何證據，僅因姚某強是“新來的”，且看電視時坐的位置靠近藏金處，他便成了首要懷疑對象。

礦主白某山在當地頗有勢力，與鄉(xiāng)鎮(zhèn)領導及派出所人員關系密切，他一個報案電話，便將姚某強拖入了深淵。派出所民警張某偉等人負責調查，但“調查”很快變成了單一的刑訊逼供，在礦主的小屋里，姚某強遭到了持續(xù)、殘酷的毆打，皮帶、警棍輪番落下，他多次昏厥，又被涼水潑醒，礦主白某山甚至親自上陣，還叫來朋友丁某偉“幫忙”。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逼姚某強承認偷了黃金。白某山曾許諾：“只要承認，給你一筆錢，放你走?！钡贻p的姚某強深知，一旦屈打成招，等待他的將是牢獄之災，他倔強地扛著，始終不肯認下這莫須有的罪名。從1月7日晚到8日下午，這場長達二十多小時的非人折磨，耗盡了姚某強最后的生命力，在無盡的痛苦與絕望中，他怒視著施暴者，含冤離世，死不瞑目。
人死了，警方慌了神，迅速逃離現場，白某山則匆忙雇人，將姚某強的尸體拋至荒僻河溝。

當姚某強的父親尋到兒子遍體鱗傷的尸體，憤怒地質問時，白某山將責任推得一干二凈：“是警方打的，跟我沒關系！”老實巴交的姚家人，最初選擇相信“公道”。他們用架子車拉著兒子的遺體，開始在嵩縣縣城內奔波。能想到的所有部門，他們幾乎跑遍了，然而面對這位悲痛欲絕的父母和那具無聲控訴的尸體，多數部門的態(tài)度是敷衍、推諉，甚至粗暴驅趕。有領導讓他們“等一等”，有官員怒斥他們“上訪？你們咋不去上天，都給我滾出去！”
更讓他們心寒的是，在他們四處哭告的半個多月里，非但沒等到兇手被抓的消息，反而聽聞白某山在縣城大放鞭炮，慶祝自己“官司打贏了”。極致的悲憤，催生了極致的反抗。王某妞和丈夫將兒子的尸體放在架子車上，把冤情寫在白布上，高舉著在縣城游行，民間的悲憤被點燃，眾多市民圍觀、聲援。
迫于輿論壓力，當地縣長出面安撫，甚至下跪保證會公正處理，并拿出5000元讓家屬先安葬死者。天真的王某妞一度看到了希望，兇手張某偉、白某山也曾被短暫拘留。然而沒過幾天，兩人又被釋放，縣長的承諾，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王某妞徹底明白，在當地的權力與人情編織的網里，她找不到說理的地方。有人悄悄告訴她：“這里的水太深了?！?/p>

走投無路之際，這位沒讀過什么書的農村婦女，想起不知從哪里聽來的古舊傳聞：有人背著親人的頭顱進京，告贏了御狀。一個讓常人毛骨悚然的決定，在她心中生成。1991年2月22日，農歷正月初八，她瞞著家人，磨快了刀，來到兒子暫時停放棺木的墳地，做了一件讓天地為之動容的事——親手割下了兒子姚某強的頭顱。
她用布和衛(wèi)生紙仔細包裹好，放進隨身背包，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前往洛陽火車站的夜路。丈夫和女婿發(fā)現后追上，三人一同，背負著世間最沉痛的行囊，在寒夜里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一個普通農婦，用這種決絕到令人心碎的方式，瞬間擊穿了層層官僚的阻隔，將最底層的冤屈直接呈遞到了中央。此事立刻驚動了時任國務院秘書等中央領導，高層震怒，批示要求徹查嚴辦，限期上報結果。
在最高檢的介入下，王某妞被妥善安置，案件的處理進入了由國家力量直接督導的“快車道”。

在中央的強力督辦下，案件的偵辦與審判勢如破竹，1991年9月，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嵩縣開庭公審此案，民警張某偉、金礦主白某山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參與毆打的從犯也分別獲刑。
然而對王某妞而言，這份遲來的正義充滿遺憾，判決沒有附帶民事賠償，她認為此前政府給的5000元是喪葬費，而非對兒子生命的賠償，更讓她悲憤的是，由于庭審圍觀群眾太多，她在試圖攀墻旁聽時被值勤干警拉下，導致骨盆骨折，此事卻無人負責。
這些“未竟之事”，加上后來聽說主犯在獄中獲得減刑，讓王某妞心中那口氣始終難平。從1991年到2008年，整整十八年，她從一位中年婦女變成了白發(fā)老人，卻始終沒有停止上訪的腳步，她成了當地信訪名單上的“重點人員”，甚至數次因“擾亂秩序”被行政拘留。這十八年，是一個母親用近乎偏執(zhí)的堅韌，為她認定的“完整公道”所做的最后抗爭。直到2008年，年邁力衰的她，最終在《息訪罷訴保證書》上簽下了名字。

王某妞的故事，是一個特定時代的悲劇切片，我們回溯這段往事，并非為了渲染獵奇與悲情，而是為了銘記：每一個平凡的個體，其尊嚴與權利都值得被嚴肅對待；每一條正義的實現途徑，都必須保持暢通與光明。唯有如此，王某妞們背負的沉重行囊，才能真正地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