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在福建軍區(qū)，竟然同時有四位開國上將坐鎮(zhèn)。司令員是韓先楚，政委是李志民，副司令員則包括了陳再道和王建安。這配置，放眼全國都是獨一份。由此，“四位上將鎮(zhèn)福州”的說法不脛而走。

要知道，那會兒很多大軍區(qū)司令員已經(jīng)是中將在擔任了。這不免讓人心里直犯嘀咕：這么多功勛卓著的老將，資歷一個比一個老，是怎么聚到一塊兒的？他們平時怎么相處，誰聽誰的？這背后又有什么不為人知的故事呢？咱們今天就聊聊這段特殊時期里，四位上將“扎堆”福州的往事。

為什么會有這么“高配”的陣容？

這事兒，得從那個特殊的年代說起。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央開始著手落實老干部政策，一大批曾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同志需要重新安排工作。這其中，就包括了陳再道、王建安、李志民這些戰(zhàn)功赫赫的上將。

安排工作可是個頭疼事。這些老將軍資格老、威望高，很多現(xiàn)任的大軍區(qū)司令員，當年甚至是他們的下級。把他們往哪兒放，才能既發(fā)揮他們的作用，又讓新班子順暢工作呢？這個難題，最后不少都擺到了周總理面前。

福州軍區(qū)，之所以成為重要的“安置地”，司令員韓先楚的態(tài)度是關鍵。 韓先楚這人，打仗勇猛，性子直，但也特別重情義、講擔當。當老戰(zhàn)友陳再道需要安排時，韓先楚很痛快地就把他要到了福州軍區(qū)當副司令員。這給上級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韓先楚

但接著，王建安的工作安排又來了。王建安資格更老，紅軍時期就當過軍政委，而那時韓先楚還是師長。讓老領導給自己當副手，韓先楚心里有些打鼓，擔心“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一開始并不太愿意。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跟他商量兩次都沒說通，最后周總理親自找韓先楚談了一次話，他才“心悅誠服地同意了”。

到了安排李志民來當軍區(qū)政委時，韓先楚又有了新想法。

他倒不是對李志民個人有意見，兩人在朝鮮戰(zhàn)場還是老搭檔（韓先楚任志愿軍19兵團司令員時，李志民是兵團政委）。韓先楚的顧慮很實際：一是李志民回國后在軍事學院工作了十多年，二是他脫離一線部隊工作已有段時間，擔心他能否立刻適應戰(zhàn)備任務繁重的福州軍區(qū)。

他甚至還向中央建議，政委人選最好從軍區(qū)內部熟悉情況的干部中提拔。當然，最終在周總理的信任和勸說下，韓先楚還是接受了安排。

李志民

就這樣，三位復出的上將，先后因為各種因緣際會和組織協(xié)調，匯聚到了韓先楚主持的福州軍區(qū)。

四位上將，如何相處？

這么多“大神”聚在一起，工作怎么開展？這恐怕是大家最好奇的一點。事實證明，幾位老將的相處，頗有格局和風度。

韓先楚作為司令員，展現(xiàn)出了核心的擔當和坦誠。 李志民到任那天，韓先楚親自到車站迎接。就在歡迎場合，他當著眾人的面，毫不避諱地對李志民說：“志民同志，我必須要和你說一下，一開始，我對你當福州軍區(qū)政委是有意見的，你不會怪我吧?！?/p>

這種開門見山的坦誠，反而消除了可能的隔閡。李志民聽后哈哈一笑，坦然回應：“老韓啊，我們都要坦誠相待……現(xiàn)在我上任了，我爭取讓你對我沒有意見?！?/p>

幾位“副手”也極具分寸感，全力支持司令員工作。 陳再道、王建安雖然曾是韓先楚的老上級，但到了新的崗位，他們都擺正位置，積極履行職責。韓先楚對他們也關照有加，畢竟這幾位老戰(zhàn)友前些年都經(jīng)歷過坎坷。在王建安最初被安排來時，韓先楚唯一的顧慮就是“老同志多了不好開展工作”，但事實證明，幾位將軍都以大局為重，配合默契。

陳再道

這種和諧的共事關系并非偶然，它建立在幾位將軍相互了解、彼此敬重的戰(zhàn)火情誼之上。例如，韓先楚對李志民的能力其實很清楚。早在李志民下放江西勞動時，韓先楚就多次派人探望，囑咐當?shù)靥岣咚纳畲觯髞磉€專門將他接回福州養(yǎng)病。

他們各自有何過人之處？

能讓四位上將齊聚，自然因為他們個個都是我軍歷史上響當當?shù)娜宋?，?zhàn)功和特點極為鮮明。

司令員韓先楚，以“膽大”和“善打硬仗”著稱。 他有個外號叫“韓大膽”，這膽量在長征路上就顯出來了。1934年11月的獨樹鎮(zhèn)戰(zhàn)斗，紅25軍遭遇強敵，天寒地凍，形勢危急。韓先楚抽出大刀，帶隊與敵人白刃格斗，穩(wěn)住了陣地。到了1936年西征時，部隊路過寧夏定邊，上級命令繞行，但韓先楚判斷守敵恐懼，可以攻打，果斷下令攻城并一舉攻克，得到了彭德懷的賀電。這種基于戰(zhàn)場敏銳判斷的“抗命”和果敢，是他能屢建奇功的原因。

政委李志民，則是“政治攻勢”和動員工作的大師。 他最大的特點是善于“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1936年，紅軍攻打寧夏李旺堡，敵軍據(jù)險而守，強攻代價很大。時任紅81師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認為，守城的馬家軍官兵有抗日傾向，可以爭取。他組織部隊展開宣傳攻勢，寫傳單、放“孔明燈”、陣前喊話，還給守城團長送去親筆信和牛羊。最終，敵軍心悅誠服地讓出城池，紅軍則組織鼓號隊“歡送”，喊出“到抗日前線再見！”這場兵不血刃的勝利，堪稱經(jīng)典。

至于陳再道和王建安，同樣是功勛卓著。 陳再道在紅軍時期就擔任過軍長，以勇猛聞名；王建安則長期在華東野戰(zhàn)軍任職，以擅長指揮大兵團作戰(zhàn)和攻堅著稱。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為新中國的誕生立下了汗馬功勞，1955年授銜上將，便是對其革命功績的至高肯定。

王建安

回過頭看，“四位上將鎮(zhèn)福州”的局面并沒有持續(xù)很久，它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安排。1973年，八大軍區(qū)司令員對調，韓先楚離開了他經(jīng)營16年的福州，調任蘭州軍區(qū)。隨后幾年，陳再道、王建安、李志民也相繼調離或退出一線。“四位上將鎮(zhèn)福州”便成了大家永久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