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旦經濟學院建院四十周年之際，第十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于11月23日在上海隆重舉行。會上大咖云集，原重慶市長黃奇帆、北大新結構經濟學院院長林毅夫、中國國際交流中心資深專家委委員及IMF前總裁朱民，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吳曉求教授等學者發(fā)表了精彩的演講。本文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張軍教授在上午場的壓軸演講，觀察者網經張軍院長授權整理、審定后發(fā)布。

今天想交流的話題，與前面幾位嘉賓的分享、特別是朱民老師的后半部分內容有一定交叉。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這些年持續(xù)強調“擴內需”，究竟是什么意思？

01

擴內需即是減少出口依賴

2022年11月，《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將擴內需提升至戰(zhàn)略高度。在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均延續(xù)了這一表述�，F(xiàn)在，實際上“十五五”規(guī)劃中也把擴內需作為一項戰(zhàn)略，要進行相應的布局。從理論層面來思考，將擴內需作為一項戰(zhàn)略究竟意味著什么？

如果著眼于短期內的宏觀經濟穩(wěn)定，應該強調的核心在于擴大總需求，這其中既包括內需，也包含外需，特別是出口。那么，為何我們當前更加強調內需？我想這當中必然存在一種戰(zhàn)略性考量，即希望降低中國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正如剛才朱民老師所言，我們并非不要出口，關鍵在于出口過多會引發(fā)一系列問題。

當前，許多媒體包括公眾對擴內需的理解往往趨于狹隘，幾乎將其等同于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把擴內需理解成投資與消費的“再平衡”。過去，我們的投資需求占比較高，但隨著基礎設施建設高峰期過去，投資支出增速趨于平緩。此時，有必要擴大居民消費支出的占比，實現(xiàn)內需結構的優(yōu)化，同時保障需求總量的穩(wěn)定。

由于時間關系，我將重點討論前一個問題：即如何實現(xiàn)擴內需戰(zhàn)略？

若將擴內需作為國內未來發(fā)展的長期戰(zhàn)略，則事實上意味著需要持續(xù)降低對出口的依賴程度。的確，現(xiàn)在過高的出口占比不僅引發(fā)了貿易摩擦與關稅戰(zhàn)，還會被指責向全球輸出通縮。而出口競爭也會帶來通縮，通縮會抑制國內要素收入的提升，包括導致勞動力收入增長緩慢，進而對總需求產生收縮效應。

02

中國已是一個依賴內需的國家，出口依存度已大幅下降

這就引發(fā)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我國當前出口規(guī)模是否真的過大？判斷依據(jù)不應僅限于絕對量，更應關注其相對于經濟總量的比重，并需要進行跨國比較，包括與美國對比。

其次，擴大內需必然會相應增加進口。因此，若要進一步降低對出口的依賴，理論上就應降低對凈出口（貿易順差）的依賴。我們需要審視中國貿易順差的歷史性變化，并探討政策層面如何進行調整以實現(xiàn)其縮減。

在流量上，一國的GDP等于國內支出（即內需，包括居民消費、政府消費與總投資）加上貿易余額兩部分需求構成。貿易余額可正可負，理論上亦可為零。因此，內需規(guī)模在流量意義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GDP，這完全取決于貿易余額的狀況。

由于中國長年保持貿易順差（僅少數(shù)年份例外），這意味著若要進一步擴大內需，就必須將貿易順差最小化，甚至可能未來要維持貿易逆差。否則，我們無法確定擴內需戰(zhàn)略的理想目標，因為這取決于我們對合意貿易余額的界定。但無論如何，若將擴內需作為中長期戰(zhàn)略，我們就需要致力于將貿易順差最小化，長期來看，甚至不排除轉向貿易逆差。

我們可以通過這張圖來理解內需與GDP的關系：這是流量，四種顏色代表所有的需求構成，長方形的高代表GDP，所以內需實際上可以大于或小于GDP，取決于最上面那個綠色部分（貿易余額）的大小。

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xiàn)在，只有兩三個短暫的時期，這四塊顏色的面積加起來超過了GDP（1985年、1988和1993年左右），那幾個時期我們出現(xiàn)了貿易赤字。其余時期中國都是保持貿易順差的，也就是說，內需規(guī)模絕大多數(shù)時間都是小于GDP的。

美國的情況正相反。我們都說美國經濟是以龐大的內需來支撐的，事實上美國的內需規(guī)模這幾十年來都是大于GDP的，根源在于長期存在貿易赤字。

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中國的整個貿易規(guī)模，特別是貨物貿易占GDP的比重，因為中國主要的出口是貨物或制成品出口。剛才黃（奇帆）市長談到了服務貿易，我們等下也會涉及到。首先看進出口貨物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從圖上可以看到（見下圖），我們的貿易規(guī)模曾在2006年達到64%的峰值，2024年已降至36%左右。相比之下，美國2024年的進出口貨物貿易總額占GDP比重約為25%。

作為兩個超大型經濟體，中美的整個貿易規(guī)模相對其經濟總量而言均不算高。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出口規(guī)模很大，但中國已是一個內需主導的經濟體。

將兩國貿易依存度數(shù)據(jù)置于更長時間維度下（2000年至2024年），并與其他中小型開放經濟體對比，便能體現(xiàn)大國的典型特征：盡管貿易規(guī)�？偭魁嫶螅鄬τ贕DP的比重，遠低于中小型開放經濟體。

2000-2024年中美貿易依存度變化

其次，觀察一下出口占GDP的比重：中國的貨物出口占比在2006年達到36%的峰值后持續(xù)下降，2018年為20.5%，2023年為19.7%，2024年進一步降至18.8%左右。今天也基本是這個水平。美國的占比約為11%，比我們低一些。

這再次印證，兩個大國的出口規(guī)模很大，但是相對經濟規(guī)模的占比并不算高。如果對比其他中小國家更明顯，以2023年的數(shù)據(jù)計算，日本的出口依存度為21.8%，英國31.7%，德國43.4%，韓國44%，越南87.2%，法國34.3%，西班牙38.1%，意大利33.7%，土耳其31.9%，荷蘭88.5%。全球平均值為29.3%。

因此，今天在討論擴內需戰(zhàn)略時，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基本觀念：中國已是一個內需主導型國家，這是由其大國經濟體特征決定的，在需求上并非高度依賴出口或貿易。

03

要進一步擴大內需，就必須降低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

盡管如此，我國依然長期保持較大的貿易順差。2024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接近1萬億美元，占GDP比重超過5%。但是在本世紀初順差占比相對較低，那個時候大概在1-2%（見下圖）。

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占GDP比重

這意味著，盡管中國是內需主導型國家，但其內需規(guī)模依然顯著小于GDP。因此，強調進一步擴內需，就必然需要大幅縮減貿易順差才能實現(xiàn)。雖然我們的順差受匯率、關稅等因素影響而波動劇烈，但總體趨勢可見：峰值出現(xiàn)在2006-2007年，之后一路下行，但疫情前幾年又開始回升。

當然，一國的貿易活動除貨物貿易外，還包括服務貿易，就是黃市長談到的服務貿易問題。中國對全球的服務貿易呈逆差狀態(tài)（與美國相反），約為2290億美元，占GDP比重約1.1%。將貨物與服務貿易合并考察，中國總貿易順差占GDP比重約下降1個百分點，趨勢是一樣的，只是絕對值降低了約1個百分點。

至此，今天討論的這個問題已較為清晰：要進一步擴大內需占比，就必須降低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例如，若目標是使貿易基本實現(xiàn)平衡，也就是順差占GDP比重下降到0-1%的水平，則意味著需在當前基礎上降低約4個百分點以上。

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億美元）

美國的情況則完全相反：其貨物貿易持續(xù)逆差，但服務出口規(guī)模巨大，導致其經常項目（包括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余額，再加上一些投資收益）整體仍為逆差，因為貨物貿易逆差過大。

所以，我們現(xiàn)在要考慮的問題跟美國的問題是完全相反。特朗普現(xiàn)在搞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考量的并非擴內需，而是如何壓縮內需，以期從根本上縮減其經常項目逆差。

基于上述分析，我的基本判斷是：若未來5-10年我們能將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維持在0-1%的區(qū)間，甚至長期來說轉向逆差，那么中國的內需規(guī)模整體上可望擴大至相當于GDP的4%至5%的水平。若實現(xiàn)貿易逆差，內需擴張幅度將超過5%。

考慮到服務貿易現(xiàn)有約1%的逆差，要實現(xiàn)上述中長期目標，無非兩種路徑：其一，將服務貿易逆差擴大至占GDP的4%以上（從當前的1%基礎上提升）；其二，將貨物貿易順差從當前占GDP的5%大幅縮減至1%或實現(xiàn)平衡。這為“擴內需”這一定性目標提供了可量化、可執(zhí)行的政策錨點。

04

政策選項

如設置上述目標，預示著中國未來將面臨重大的政策抉擇：

第一，更大范圍地開放服務業(yè)市場，也就是剛才黃奇帆市長和朱民老師講的問題，若選擇擴大服務貿易逆差的路徑，則意味著要大幅放寬服務業(yè)市場準入。因為現(xiàn)在的服務市場實際上是受保護的，有很多的非關稅壁壘。

今年8月，國務院以“加快服務貿易創(chuàng)新發(fā)展，積極培育外貿發(fā)展新動能”為主題，進行第十五次專題學習；李強總理在主持學習時，明確提出“推動服務貿易制度型開放”，核心在于加強同國際高標準經貿規(guī)則的對接，將現(xiàn)行的“正面清單”管理模式朝“負面清單”轉變。

我覺得政府高層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剛剛朱民老師、黃市長也講到這個問題，中國的服務貿易占整個GDP的份額太小了，唯有通過擴大開放、增加服務進口，才有可能為擴大國內總需求創(chuàng)造空間。

第二個政策選擇是，人民幣要大幅升值。我想這個升值幅度是比較大的，要10%到30%。很多美國經濟學家對本國的貿易不平衡問題進行過測算：如果要將美國貿易逆差縮小到一個接近平衡的水平，美元要貶值40%以上。

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要實施進一步擴內需的戰(zhàn)略，意味著要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逆差，以及對匯率大幅度升值。

當然，從長遠來說，放寬服務貿易市場準入、壓縮服務貿易的負面清單，肯定是有助于大幅提升中國服務業(yè)的生產率，創(chuàng)造更多增加值。李強總理在學習會上也談到這個問題，高層對于這些問題看的比較清楚。但我們還沒有到看到具體的改革時間表，要達到什么樣服務進口規(guī)模？服務逆差會容忍到什么水平？現(xiàn)在都還沒有答案。

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大幅升值短期內會帶來很大的沖擊，不過，長遠的好處是很大的。人民幣升值會加快中國制造業(yè)的結構升級，提高國內非貿易部門的估值，鼓勵更多的高端服務進口。同時，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匯率的升值會重新平衡工資跟物價的關系。匯率過低，其實會導致通縮，貨幣工資基本上是不增長的。而人民幣升值，會重新平衡工資與物價的關系，長期來說會顯著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05

中國消費率低，是因為公共服務價格太便宜

剛才好幾位嘉賓談到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過低的問題，說到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剛才林毅夫教授在演講中多次提到購買力平價（PPP），這是一個聯(lián)合國的國際比較項目（ICP），由世界銀行來執(zhí)行。他們在2017年測算、2022年發(fā)布的購買力平價數(shù)據(jù)顯示，人民幣對美元的總體PPP約為4.2，就是說1美元的購買力等于人民幣4.2元的購買力。而現(xiàn)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市場匯率基本上是在七點多的水平。

他們的測算顯示，中國在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住房、公共事業(yè)、交通等服務性領域當中，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購買力平價均小于3。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美元在美國購買醫(yī)療、教育或交通、通訊等服務的價值，在中國僅需不到3塊錢人民幣即可買到同等服務的價值。說明在這些服務部門當中，我們國內的價格是被嚴重扭曲、壓低的。

考慮到老百姓的消費當中最重要的項目就是這些公共服務的消費，而這些服務又特別便宜，所以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中，服務消費的占比相對于其它發(fā)達國家和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就顯得特別的低。這是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不僅如此，因為這些服務價格過低，也決定了居民的貨幣收入水平不高。

我看到的數(shù)據(jù)，中國醫(yī)療服務的購買力平價只有2.3，說明中國的醫(yī)療服務價格實在是太便宜了。有人測算，我國的總體醫(yī)療服務價格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至少三分之二。平均而言，美國的住院價格是中國的23倍。我想在座的Peter Petri教授會告訴大家，在美國住院的價格是多么貴。

中國的教育服務價格也是被嚴重扭曲的。2017年中國居民的教育購買力平價是2.9。美國一個全日制本科生，平均每年的學雜費大概是15830美元。中國一個本科生平均一年的學雜費是10824塊人民幣。從這個意義上說，購買力平價是1美元等于0.684人民幣。我講這些的意思是說，實際上到今天為止，中國的服務部門并沒有得到正確的估值，缺乏市場化的轉型，這跟制造業(yè)完全不一樣。

事實上，這些服務行業(yè)今天依然是被納入到國家部門的，所有的從業(yè)人員都是國家雇員，實際上是靠財政（編制）來負擔的服務價格壓得很低，雇員的收入也就不會高。

前不久，我跟同事寫了一篇關于財政負擔人口的文章，在網上很火，甚至在小紅書上收到了極好的評價。我想大家非常關注中國被體制包裹著的這些服務部門，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價格扭曲非常嚴重，而且總體上影響了我國居民收入的工資增長。

06

要擴大中央政府的民生支出？

有人會說，為了擴大內需，可以直接增加政府的開支。剛才幾位嘉賓也談到這個問題，中央政府現(xiàn)在的確有擴大開支的空間。中國也的確需要加大對民生領域，特別是對社保、教育、醫(yī)療、公共住房保障的支出。

我這里使用盛松成教授和同事們在一篇文章中提供的一張圖，具有一定的直觀性。各國對政府開支的統(tǒng)計口徑其實有很大的不同，這個圖粗略地顯示，中國在社保支出、醫(yī)療、住房、教育，也就是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百分比還是相對非常低。

盛松成等：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比例還相對比較低

現(xiàn)在為了擴大內需占比，我們當然有理由提出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中央政府統(tǒng)籌更多的民生支出。

李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談到這個問題，即總的方向還是中央政府進行更多的統(tǒng)籌，一方面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另一方面縮小各地區(qū)之間在民生支出上的差別。

現(xiàn)在的問題是，中央政府加大對民生開支的潛力到底有多大？這其實取決于政府的融資能力。剛才曉求談到了這個問題，我的數(shù)字跟他剛剛講的非常接近�，F(xiàn)在我國寬口徑的債務占GDP比重已經是100%了，當然我們還有一定的空間，但需要深入研究。 要考慮中國在債務融資上的空間到底有多大，特別是政府的債務融資用于加大民生開支上的空間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只有做了非常精準的研究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但我想總的方向無非是，要么大幅升值人民幣，縮小制造品或者貨物貿易的順差，要么放開服務業(yè)的準入限制，擴大服務貿易逆差。綜合起來，大概可以將內需占GDP的比重擴大4-5個百分點。

07

中國進入逆差時期的可能性很小

但長遠來說，中國有沒有可能進入類似美國那樣的逆差時期？我個人覺得可能性不大，國情不同，條件不再。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已在經歷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和總人口規(guī)模的下降，這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們產生了非常關鍵的影響。

最近我注意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一個研究，把一些國家未來幾十年的人口變動情況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然后結合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余額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的結論很有意思。

下面這個圖也是我給大家展示的最后一張圖。他們預測從現(xiàn)在到2050年，各國人口變化基本上分為兩類，一類是人口負增長，一類是正增長。研究發(fā)現(xiàn)，未來人口負增長的國家，比如左上方的德國、韓國、日本、意大利、中國等等，都會維持貿易順差，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現(xiàn)逆差。原因很簡單，這些國家都會因為快速的人口轉變而經歷內需的收縮。

IMF預測報告 2024-2050年人口變化與平均經常項目占比的關系。橫軸為人口變化，縱軸為平均經常賬戶占GDP比例

只有那些人口還在正增長的經濟體，特別是有著高增長潛力的國家，未來才有可能出現(xiàn)貿易逆差的前景。所以中國最終不會像美國那樣進入到長期逆差的階段，中國已并不具備美國在戰(zhàn)后的那些條件。

謝謝大家。

來源｜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