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絡熱議，1663年清朝曾經(jīng)與荷蘭簽訂過一份隱藏著“割讓臺灣”條款的協(xié)議。這份由清朝靖南王耿繼茂、閩浙總督李率泰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提督巴爾特簽署的《清荷協(xié)約》，一共有11條款，其中第九條赫然寫著：“攻取臺灣后，清軍應將該島及一切城堡物件交與荷蘭人居住?！?/p>

不少網(wǎng)友們以這一條款，借此抨擊清朝簽訂“賣國”的交易，打算將臺灣割讓給荷蘭。但事實是如此嗎？本文以三個真相戳破謠言。

一 權宜之計：清廷為何要與“前朝仇敵”荷蘭結盟？

十七世紀中葉的東亞海域，清朝、臺灣的明鄭政權、荷蘭這三方面勢力都是劍拔弩張。1661年，鄭成功率領大軍橫渡海峽，將占據(jù)臺灣 38 年的荷蘭殖民者逐出寶島，在臺灣建立明鄭政權。

當鄭成功暴斃之后，其子鄭經(jīng)繼承位置，在臺灣割據(jù)一方，占領中國東南沿海的金門、廈門一帶，以 “反清復明” 為旗號，頻繁襲擾東南沿海。對于清軍來說，八旗子弟兵只擅長陸戰(zhàn)，難以有效回擊強大的明鄭政權海軍力量。尤其是在臺灣明鄭政權舉著的“反清復明”旗幟，對清朝統(tǒng)治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荷蘭人由于失去了臺灣這個東亞貿易樞紐，意味著巨額的商業(yè)利益受損，一直不甘心，焦急奪回這一片臺灣的“東方黃金海岸”成為首要目標。清朝卻是苦于缺乏水師，難以實現(xiàn)跨海攻臺，消滅明鄭政權和反清勢力的目標。于是，共同的利益需求使原本兩個本不相關的勢力走到了一起。

對于清朝來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為了消滅明鄭政權，必需聯(lián)合明鄭政權的敵人——荷蘭殖民者的力量。

于是，1663 年福建地方官員靖南王耿繼茂、閩浙總督李率泰，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代表博特達成一份《清荷協(xié)議》，組成清荷聯(lián)軍共同對抗鄭氏。

二 條約暗款：第九條背后，清朝真的打算賣掉臺灣嗎？

這份協(xié)約共有十一條內容，勾勒出清荷雙方軍事合作的基本框架。

《清荷協(xié)約》條約規(guī)定，清朝和荷蘭兩個國家，達成對抗鄭軍的軍事同盟，這一種合作關系持續(xù)到“敵人投降為止”。

在軍事行動上，清軍提供帆船及小船，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將組成聯(lián)合遠征隊，清軍的小型帆船艦隊甚至接受荷蘭艦隊的指揮。計劃是先是荷蘭分三隊進攻廈門、金門，后續(xù)清荷聯(lián)軍轉向臺灣。

在條約中，清軍給予荷蘭人的利益承諾，特別引人注目。如果攻占臺灣成功，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在華貿易自由的承諾，更關鍵的是，條約規(guī)定攻占金門、廈門后，荷蘭人可以擇一地點駐扎艦隊。

最為敏感，就是第九條的明確規(guī)定，當清荷聯(lián)軍攻取臺灣后，清軍應將臺灣島及一切城堡物件交與荷蘭人，供其居住。

因此，第九條的條款成為后來爭議最大的內容。從文字上看，這無疑是一份以領土權益換取軍事支持的約定。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康熙皇帝年僅九歲，尚未親政，朝廷大權掌握在鰲拜等輔政大臣手中。福建官員的簽約行為，更像是一種福建地方政府剿滅明鄭政權的“權宜之計”，并未得到清廷中央的正式批準。

荷蘭方面的簽約主體也并非荷蘭政府，僅是負責亞洲殖民事務的東印度公司。因此，這《清荷協(xié)議》，本質上是一場地方勢力與商業(yè)殖民機構的私下交易。

三 同床異夢：聯(lián)軍攻下金廈后，為何攻臺計劃不了了之？

條約簽訂之后，清荷聯(lián)軍于1663年11月在福建金門烏沙頭海域一帶，與鄭軍展開激戰(zhàn)。最終，明鄭軍隊寡不敵眾，荷蘭艦隊憑借強大的火炮優(yōu)勢，擊傷鄭軍 50 艘戰(zhàn)艦，清軍則從陸路配合進攻，最終成功攻占金門、廈門，迫使鄭氏政權退守臺灣本島。

但清荷聯(lián)軍享受勝利的喜悅沒多久，內部矛盾就徹底爆發(fā)了。荷蘭人焦急趁熱打鐵進入臺灣，兌現(xiàn)協(xié)議中占領臺灣的領土承諾。但福建官員卻另有打算，他們認為剿滅明鄭在大陸的據(jù)點目標已經(jīng)達成，如果配合荷蘭軍隊進攻臺灣，需要強大水師，成本高風險未知。

更重要，荷蘭艦隊至從1661年被鄭成功幾百后，實力損失嚴重，大多數(shù)是深海大船，在廈門、金門等淺水區(qū)行動不便，無法靠近臺灣的近岸。

所以，福建官員認為荷蘭水軍難以配合清軍作戰(zhàn)，態(tài)度開始曖昧，打起了“太極拳”。之后，進攻臺灣的軍事行動成為一場鬧劇。

1664 年，荷蘭人率軍進攻臺灣，卻因兵力不足無功而返；清軍將領——耿繼茂以“未獲朝廷批準”為由，拒絕立即出兵臺灣，只讓荷蘭軍隊攻占明鄭政權占領的基隆。同年 12 月，清荷聯(lián)軍再次嘗試出征，遭遇臺風襲擊被迫返航，只能返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清荷協(xié)約》最終成為一紙空文。

之后，康熙皇帝調整策略，轉而推行 “遷界禁海” 政策，將東南沿海居民內遷 30-50 里，切斷明鄭政權的物資供應，攻臺計劃被暫時擱置。

清朝雖然在條約中承諾給予荷蘭貿易特權，在實際執(zhí)行中嚴格限制荷蘭的商船活動，甚至以“海禁”為理由，禁止荷蘭人在福建貿易。

1664年，鄭經(jīng)率軍反攻臺灣的基隆，荷蘭人向清朝求援，清軍卻按兵不動，坐視荷蘭人被趕出臺灣。

于是，荷蘭人意識到，清朝沒真心誠意想履行條約。他們憤怒指責，清朝利用自己當炮灰；但荷蘭人無法追責，最終灰溜溜撤離東亞海域。

四 歷史真相：從“權宜利用”到“堅決收回”，清廷對臺策略的轉變

關于《清荷協(xié)約》的性質，一部分認為這是清朝早期的“不平等條約”，不僅反映清初對國家主權意識的薄弱，更有明粉網(wǎng)友抨擊是出賣臺灣的賣國罪惡勾當！

實際上，如果講述《清荷條約》出賣臺灣是站不住腳的，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得出：

1 打擊明鄭集團是維護國家統(tǒng)一需要

清軍打擊盤踞在臺灣的明鄭集團，也是維護國家統(tǒng)一需要。當南明永歷帝被處死之后，南明勢力消滅，清軍已經(jīng)統(tǒng)一中國大陸，維護海峽兩岸統(tǒng)一也成為歷史發(fā)展必然趨勢。

如根據(jù)《清史稿》《南明史》《清代海疆政策與東南沿海社會》等史料記載，1661 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后建立的明鄭政權，至 1683 年施瑯收復臺灣，存在的 22 余年間，由于政權運轉需要的物資需要，多次襲擾福建、廣東、浙江東南沿海州縣，客觀上對沿海百姓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如明鄭政權需要大量糧食、鹽鐵、布匹、藥材等物資維持軍隊運轉，臺灣這一方面物資匱乏。據(jù)《清史稿?施瑯傳》記載，明鄭軍隊經(jīng)常趁夜間或清軍防備薄弱的時候，突襲沿海鄉(xiāng)鎮(zhèn)、漁村，搶奪百姓儲存的糧食、牲畜、衣物，甚至拆毀民房，借此搜刮木材用于造船；對拒絕交出物資的村民，常施以暴力脅迫，導致許多沿海百姓傾家蕩產。

同時，明鄭艦隊頻繁攻擊東南重要的鹽場，劫掠食鹽后運往臺灣銷售或自用；同時壟斷東南海上貿易，導致依靠航運謀生的漁民、商人失業(yè)破產。

據(jù)《南明史?鄭經(jīng)傳》記載，1664 年鄭經(jīng)襲擾福建泉州、漳州一帶，“擄男女數(shù)千人歸臺，充墾田之役或補軍伍”。甚至明鄭集團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與清軍在沿海地區(qū)的多次激戰(zhàn)，波及無辜平民，百姓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

明鄭集團的沿海襲擾，直接促使清朝推行嚴厲的“遷界禁海”政策，這也是無奈之舉。同時，明鄭政權多次拒絕清政府的招撫政策，多次表露想當朝鮮一樣藩屬國，分裂國家的野心，乃是逆歷史潮流之舉。

因此，清政府從維護疆域穩(wěn)定，東南沿海百姓的生命安全，以及國家和平角度考慮，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協(xié)同剿滅敵人。因此，清軍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合作，乃是忍無可忍的必要之舉，具備現(xiàn)實層面的合理性和緊迫性。

2 條約本身缺乏合法性

如前面論述，清朝方面簽訂《清荷條約》，簽約的耿繼茂、李率泰僅是福建地方軍政長官，并無代表中央政府，自然也沒擁有割讓領土的權力。而且，這一份協(xié)約從未報送北京朝廷審批，康熙本人沒親政，始終不具備國家層面的法律效力。

荷蘭方面，東印度公司只是商業(yè)殖民機構，其簽約行為也未獲得荷蘭政府的正式授權，本質上是一場雙方無權者的交易。

3 軍事合作安排

還原這一段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清荷條約》并非清朝政府主動 “出賣臺灣” 的黑歷史，從協(xié)議內容上看，乃是一種臨時性的軍事合作安排。從實際操作看，條約中關于荷蘭可獲得貿易自由權和在臺灣權利等條款，隨著條約的擱置而從未兌現(xiàn)。

《清荷條約》內容全程以軍事配合為主，未涉及任何領土割讓，主權讓渡等損害國家利益的條款，雖然網(wǎng)傳“清廷許諾將臺灣移交荷蘭”的說法，可能存在對歷史的誤解或片面解讀，

在《清實錄》、《大清會典》等官方典籍均無一字佐證，乃是對歷史的刻意歪曲。

4 實踐中協(xié)議落空

《清荷條約》在實踐履行過程中，最終因雙方戰(zhàn)略目標分歧、荷蘭實力衰退、清朝對臺認知轉變而破產，最終化為一紙空文。

當1683 年清朝收復臺灣后，也高度認識臺灣的重要性。清政府通過設立行政機構、派駐軍隊、鼓勵移民等一系列措施，將臺灣徹底納入中國版圖，使臺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領土，彰顯維護國土統(tǒng)一的決心！

結語

《清荷條約》的簽訂與失效，暴露清初統(tǒng)治者在臺灣問題的復雜心態(tài)：在強大的割據(jù)勢力面前，清政府希望通過荷蘭殖民者的勢力，消滅敵人；但最終選擇以國家主權為重，拒絕割讓臺灣，體現(xiàn)對領土完整的堅定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