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正在以恐怖的速度占領全世界，

星巴克的 CEO 變成了印度人，英國甚至出現(xiàn)了印度裔首相。

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多倫多，也正在被印度人攻陷，

就連美國的硅谷，也有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印度人。

雖然分散開來，不覺得印度人有多多，但是一旦將這些新聞連接起來，

就會發(fā)現(xiàn)印度人已經侵入了各個城市，各個國家。

今天厲姑娘跟您具體來聊聊這一現(xiàn)象！

根據(jù)印度外交部的最新統(tǒng)計，海外印度裔人口已經達到數(shù)千萬，

并且足跡遍布全球180個國家。

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跨國遷徙規(guī)模最大的國家。

但是印度遷徙可不是一場簡單的為了生計被動移民，

而是涉及到印度國家戰(zhàn)略和經濟發(fā)展的移民革命。

更準確來說，這是在全球化規(guī)則下，人口與權力重新分配的一條隱蔽通道。

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在歐美國家印度裔的存在感在不斷增強，

尤其是在科技和金融方面。

美國的科技產品甚至可以說已經進入到了印度高管時代。

例如谷歌的桑達爾·皮查伊、微軟的薩提亞·納德拉、Adobe 的山塔努·納拉延等，

都逐漸成為全球最具話語權的企業(yè)領導者之一。

這可不是簡單的勵志故事，而是印度人從工程師到領導層的不斷滲透。

硅谷目前大約有三成的工程師來自印度，

這意味著印度工程師已經占據(jù)了技術鏈條中極為關鍵的環(huán)節(jié)。

這樣的變化不只發(fā)生在商界，還發(fā)生在政界。

美國的前副總統(tǒng)哈里斯具有印度裔背景，英國現(xiàn)任首相出自印度裔家庭，

愛爾蘭、葡萄牙等國議會中，印度裔議員比例遠高于他們在人口中的占比。

新加坡的“小印度”已經不僅是一個移民社區(qū)，

更被塑造成城市旅游景點，每天吸引大量游客。

這些現(xiàn)象疊加起來，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政治與經濟雙重上移”的趨勢，

印度裔在資本、政策與公共輿論的交叉點上，逐步獲得更重要的位置。

從結果上看，這是印度裔群體整體向上流動的一部分；

從結構上看，則是本國人口壓力外溢、加上海外資本需求共同塑造的格局。

要理解這種格局，不能只盯著海外的一片光鮮，更要回到印度本土去看那一塊沉重的地基。

印度的國土面積不及中國的三分之一，卻要容納十幾億人口。

人口高度集中帶來的并不僅僅是“擁擠”這一個詞可以描述。

在孟買，每平方公里居住數(shù)萬人，

貧民窟人口在逼仄空間里競爭最基本的生存條件，

圍繞著一平方米睡覺地方爆發(fā)沖突，并非罕見事件，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德里的地鐵系統(tǒng)每天要輸送數(shù)百萬乘客，

高峰期車廂里每平方米要容納大量乘客，擁擠程度已經接近極限。

這種物理層面的壓力，與精神層面的壓力交織在一起。

對于普通印度家庭而言，教育不僅是改變命運的工具，

更幾乎是唯一有希望實現(xiàn)階層躍遷的路徑。

為了把孩子送入重點大學，許多家庭寧愿抵押房產支付高額補習費用，

考生每天睡眠被壓縮到最低，長期處于高壓狀態(tài)。

極端競爭之下，學生借助藥物維持專注的報道時有出現(xiàn)。

這樣的篩選機制未必能保證每一個從中走出的人都是天才，

卻往往能鍛造出極度能吃苦、對外部機會高度敏感的那一批人。

再疊加一個關鍵變量，英語。

作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之一，英語教育在精英與中產階層中有著相對堅實的基礎。

這使得那些通過嚴苛教育競爭脫穎而出的年輕人，

在走向全球勞動力市場時天然具備一個優(yōu)勢，

可以無縫對接歐美企業(yè)的語言與工作環(huán)境。

對于跨國公司來說，這樣的勞動力既有專業(yè)背景，

又能以較低成本融入團隊，自然具有極高吸引力。

與此同時，印度國內每年新增上千萬勞動力，

而本國經濟結構在短期內很難消化如此龐大的新增就業(yè)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走出去”成為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的現(xiàn)實選擇，

無論是軟件工程師、醫(yī)生、護士，還是其他技術與服務崗位，

只要有機會獲得簽證，他們往往第一反應不是“要不要走”，而是“如何盡快走”。

在印度本地，一個軟件工程師的薪資遠低于發(fā)達國家同崗位，

在班加羅爾拿到的工資，往往只是美國同行的零頭；

護士在印度國內收入有限，而在英國或其他發(fā)達經濟體，

收入可以是國內的數(shù)倍乃至十倍以上。

對個體而言，這是一筆極為清晰的經濟賬。

這就導致一個連鎖反應，一旦有人成功邁出第一步，

親友網(wǎng)絡會迅速啟動“復制機制”。

一個人在海外站穩(wěn)腳跟，很快就會嘗試把熟悉的同鄉(xiāng)、同學、親戚拉入同一條移民鏈。

美國的專業(yè)工作簽印度申請者的比例一直高居不下，

還有些印度人通過長期運作，差不多十年的時間里將一個村子的人都移民至海外。

既然印度人這么大規(guī)模的前往海外，為什么這些歐美國家不僅不阻止，

甚至還很愿意打開國門歡迎他們進來？

表面上看起來是歐美國家尊重多元文化，還有他們本來的移民傳統(tǒng)等等，

但是背地里其實都有自己的打算。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很多歐洲國家人口老齡化嚴重，

這就造成了國家急缺勞動力，尤其是在護理、基礎醫(yī)療、IT 等領域，

本國的年輕人又不愿意從事這些高壓低回報的工作，

于是這些工作的薪資不斷走高，那為了緩解這些問題，

從海外引進勞動力就是一條可行的方法。

例如德國就嚴重缺少護士，缺口高達20萬，

而且本國護士不愿意從事夜班，只能靠招募海外護理人員填補這一空白。

日本對印度開放技能簽證之后，

短短五年，來自印度的 IT 人員就實現(xiàn)了數(shù)倍增長。

這些國家在這些現(xiàn)實問題下，要想維持現(xiàn)有的福利體系和產業(yè)基礎，

很難完全關上移民通道，限制印度移民。雙方怎么不算是雙向奔赴呢。

甚至在政治層面，還有政客會利用印度裔等移民群體來重塑選民結構，

一些國家中，為了平衡其他族裔，甚至還會扶持印度裔候選人。

對于政客而言，只要能在關鍵選區(qū)贏得足夠多來自某個社區(qū)的選票，

就足以影響選舉走向。

這種局部的政治收益，又進一步推動了印度裔在政治領域的加速上升。

企業(yè)的計算則更加直接，

通過引入大量來自印度等人口大國的專業(yè)人才，能明顯壓低人力成本。

硅谷科技企業(yè)大量招聘印度工程師，

如果綜合對比工資水平和工作強度，成本優(yōu)勢極為可觀。

對資本來說，這是在全球范圍內利用工資差異進行再分配，

把印度國內的高競爭、高教育投入轉化為發(fā)達國家企業(yè)的利潤空間。

資本收益在總部與股東那里集中，而由此帶來的社會成本，

則往往被外溢給普通民眾與本國中下層勞工。

這樣一來，不可避免就會出先魚龍混雜的局面。

一位名叫帕特爾的印度裔醫(yī)生，幾乎都沒有能從他的手術室走出來的病患，

例如曾經為了給一個重患做手術，拔了另一個病人的呼吸機。

但是這個人竟然還在美國和澳大利亞都擔任過醫(yī)生。

他被錄用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有他的老鄉(xiāng)給他寫了推薦信，

當?shù)蒯t(yī)院竟然也就錄取了。

但是他不是醫(yī)生嗎，沒有有學歷證書美國醫(yī)院也不是傻子，怎么會讓他通過。

這就涉及到印度一項灰色產業(yè)，偽造文憑。

印度將近45%的醫(yī)生都沒有進行過培訓，他們的文憑全都是假冒偽造的。

這些文憑工廠幾百塊錢就能給求職者提供形式上的學歷證明，

再加上印度的監(jiān)管體系非?；靵y，他們本國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甚至印度本國的教育部門還偷偷篡改學歷信息，進行學歷造假。

甚至印度政府自己啊，也樂于越來越多的人去外國務工賺取外匯，

也就默許了這種學歷造假的行為。

就是苦了那些遇到這些學藝不精的醫(yī)生的病人。

雖然接納移民對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

但是對于本國的普通民眾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首先就是就業(yè)機會被外來的廉價勞動力擠壓，甚至他們還愿意進行高強度的工作。

房價和租金也迅速上漲，社區(qū)環(huán)境也因為外來人口變多發(fā)生改變，

但是國家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卻未必能同步升級。

例如本來是獨立住宅因為因為印度人的到來改成了群租房，

但是房子的排污系統(tǒng)和公共系統(tǒng)都沒有進行升級，河流大腸桿菌都超標了。

本地居民自發(fā)組織巡邏等方式維護權益，又容易被扣上排外的標簽。

除了日常生活，外來印度人還損害了本地民眾的政治權利。

因為他們異常團結，對于政客來說，討好一個組織緊密、投票集中的社群

比本土分裂的民眾達到的效益要好的多。

長此以往，部分本土選民會產生一種被邊緣化的感覺，

可能會造成之后的政治危機和社會矛盾。

而且這些龐大的海外移民，還可能影響國家的政治安全，

畢竟能移民的大部分都是有真材實料的，

可以通過僑民網(wǎng)絡在輿論、科技、金融等領域不斷擴展影響力。

大量的人才移民到海外，印度本土的醫(yī)療以及經濟發(fā)展都會受到限制。

短期內，雖然緩解了就業(yè)壓力，但是長遠來看，阻礙了印度本土的產業(yè)升級。

表面看是一個雙贏的結果，但背地里其實是雙輸。

真正從中獲利的，只有那些跨國布局的資本和少量精英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