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失業(yè)轉行送外賣，女騎手兩年激增35%——這并非什么“靈活就業(yè)”的浪漫故事，而是一場被經濟現實逼出來的生存突圍。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女騎手”背后的真實人生。

2020年前后，虎撲上一篇熱帖曾引發(fā)廣泛共鳴：“一年前我月薪兩萬，人人叫我X總；如今我在美團送外賣�！卑l(fā)帖人曾是企業(yè)高管，拿過省級榮譽，前途一片光明，卻因公司突然倒閉，被迫跨上電瓶車。

這樣的故事在過去幾年并不少見。疫情沖擊、裁員浪潮、行業(yè)震蕩……許多曾經體面的職場人，一夜間被推進零工經濟的洪流。有人送外賣，有人開網約車，有人擺起地攤——不是不想“體面”，而是生活從不等人。

從“X總”到“騎手”，不只是身份的轉換，更是一代職場人跌宕的縮影。 而女性騎手的快速增加，背后往往是家庭壓力、就業(yè)歧視與母職責任的交織。當她們騎上電動車穿梭于街巷，載著的不僅是一份訂單，更是一個家的生計與期待。

這股“向下流動”的浪潮中，女性群體的快速增長令人側目。

美團的統計顯示，2022年女騎手約51.7萬，到2024年已突破70萬；滴滴平臺上的女司機也從約60萬漲至105萬以上。

數字背后，從不是簡單的“職業(yè)選擇”，而是一場被經濟壓力、家庭責任和平臺機會共同推動的生存性遷徙。

為什么這些曾被視為“男性主導”的體力行業(yè)，會成為越來越多中年女性的出路？

她們是真的向往“時間自由”，還是被現實一步步推上了電動車座？

這不是選擇，而是別無選擇。

許多人以為女性選擇送外賣、開網約車，是沖著“時間自由、多勞多得”。這話只對了一半。真正推動她們走上這條路的，往往是失業(yè)、負債、育兒壓力，以及傳統服務行業(yè)的萎縮。

杭州的黃曉琴就是一個縮影。2013年她和丈夫投入80多萬元創(chuàng)業(yè)開文印店，卻接連遭遇電子標書普及、地鐵施工封路、疫情沖擊三重打擊，最后設備當廢鐵賣了2000元，債務至今沒還清。

2020年，34歲的她開始跑外賣，五年來一邊還債，一邊撫養(yǎng)兩個孩子。她所在的騎手團隊中，超過80%的家庭都背著債。

這樣的故事并非個案。社科院調研顯示，女騎手中85%已婚，96.6%已育，每10人中就有7個需要撫養(yǎng)未成年子女。她們多數來自餐飲、零售、家政等受沖擊最嚴重的傳統行業(yè)。消費降級、門店倒閉、崗位縮減，將大量中年女性從原有職業(yè)軌道中“擠”了出去。

而她們的年齡、學歷和技能，又難以進入數字經濟的高門檻崗位，只能轉向無需面試、注冊即上崗的零工平臺。

更現實的是，她們常是家庭經濟的“隱形支柱”。丈夫收入不穩(wěn)、老人需贍養(yǎng)、孩子教育支出剛性、房貸車貸不能斷。當一份月薪三四千、每天站12小時的超市工作都因“超齡”拒絕她們時，送外賣反而成了“最優(yōu)選”——至少收入透明，多跑一單就多掙一筆，還能在平峰期抽空接送孩子、做飯顧家。

這不是理想主義的選擇，而是現實逼出的妥協。她們不是不想“體面”，而是生活沒給她們體面的機會。

盡管平臺聲稱“派單不分性別”，但其算法和規(guī)則的設計，本質上更有利于男性勞動者。

數據不會說謊：女騎手所接訂單中，44.38%單價低于5元，而男騎手這一比例僅為24.29%。相反，單價10元以上的優(yōu)質訂單，男性能占到30%，女性只有20%。

這種差距源于系統的運行邏輯：平臺會優(yōu)先將遠距離、高樓層、重物配送等“難題訂單”分配給那些響應更快、拒單率低、歷史評分高的騎手。而這些指標，往往更容易被男性騎手滿足。

體力差異直接轉化為收入差距。普通男騎手日均能完成30-50單，而女騎手的上限通�？ㄔ�30單左右。想要獲得同等收入，女性就不得不付出更長的在線時間。有研究顯示，女性“單王”平均每天需工作11小時，比男性多出1-2小時。

此外，安全顧慮進一步限制了女性的工作機會。深夜、偏遠地段、照明不足的區(qū)域，很多女騎手出于安全會選擇拒單，但這又會拉低服務分，形成惡性循環(huán)。一位三亞女騎手曾描述，臺風夜獨自送單到漆黑村莊的恐懼感，這種心理負擔是男性同行很少需要面對的。

就連所謂的“時間自由”也暗藏性別陷阱。平臺鼓勵在早晚高峰、雨雪天氣出車，此時補貼更高。但對許多女性而言，早高峰要送孩子上學，晚高峰需準備晚餐。若想兼顧，只能擠壓本已稀少的休息時間。系統不會因此給予寬容，你的“出行分”只會因在線時長不足而下降。

本質上，平臺算法所定義的“理想勞動者”，是一個沒有家庭牽絆、可隨時響應、不畏重物黑夜的“標準男性”模型。

在這個系統里，女性若想生存，要么透支健康去追趕男性的節(jié)奏，要么只能接受更低的收入和更邊緣的訂單。

這不僅是體力的比拼，更是一場系統性的不公平競爭。

輿論對女騎手的描繪，常常在兩個極端間搖擺：要么是“悲情母親”的苦難敘事，要么是“追求自由”的浪漫想象。而真實的情況，遠比這兩種標簽復雜和沉重。

社交媒體上，確實有年輕女性用GoPro記錄送外賣的日�！獑柭�、爬樓、與保安周旋，間隙里逛Zara、買刮刮樂，營造出一種都市冒險的輕松氛圍。但必須清醒認識到，這類內容本質是自媒體創(chuàng)作，其核心是流量變現，而非真實生存狀態(tài)的反映。

絕大多數全職女騎手并沒有這份“余�！�。她們的生活是高度重復的疲憊循環(huán)：北京的一位女騎手，每天早8點上線，跑完午高峰趕回家照顧孩子，下午5點再出車沖刺晚高峰，月收入在6000-7000元之間。

南京的陳琳，原是軍事雜志編輯，單位改制失業(yè)后，開網約車從“過渡”變成了長達三年的常態(tài)。51歲的鄒小容更為典型——為給患尿毒癥的兒子籌錢，四年來全年無休。

她們很少談論“職業(yè)尊嚴”或“自我實現”，每天盤旋在腦海的是最現實的問題：今天能跑滿40單嗎？孩子的學費還差多少？這個月的全勤獎會不會因為一次超時被扣？身體不適時還能不能撐下去？

有趣的是，盡管系統并不友好，許多女騎手卻發(fā)展出獨特的生存智慧。一部分人選擇“去性別化”，以更強的體力、更快的速度證明自己不輸男性；另一部分人則巧妙進行“情感勞動”，利用性別弱勢換取理解。

比如對保安說“我找朋友”，對客戶說“我是新手，請多包涵”，往往能化解沖突。有女騎手坦言：“對方一聽是女聲，態(tài)度常會軟下來。”

更值得玩味的是女性在管理崗位上的突出表現。美團數據顯示，全國站點管理崗中女性占比超過30%。她們往往更擅長溝通、協調和情緒支持，像“媽媽”一樣維系著團隊的凝聚力與溫度。

平臺經濟的運行邏輯，在一線操作層確實更偏愛男性的體力優(yōu)勢。但在需要組織與協調的層面，女性的共情力、耐心與韌性，反而成了維持系統運轉的稀缺資源。

經濟下行周期中，送外賣、開網約車早已不再是“最后的退路”，而是成千上萬普通人維持生計的“現實錨點”。高管、白領、小店主、全職媽媽……不同背景的人在此交匯，共同構成了零工時代底層的真實圖景。

女性騎手數量的激增，并非因為這份工作充滿吸引力，而是因為其他道路正越走越窄。傳統服務業(yè)不斷萎縮，制造業(yè)將招工年齡卡在35歲以下，辦公室崗位的要求水漲船高，而家庭責任卻無法卸下。在多重壓力的擠壓下，一輛電動車和一部手機，成了她們唯一能緊緊抓住的生存工具。

平臺經濟為她們打開了一扇門，卻未曾給予真正的保障。沒有社保、缺少工傷賠償、收入隨著算法波動、評分高低決定派單命運。她們在“靈活就業(yè)”的名義下，背負著最大的不確定性。

但即便如此，她們仍在街頭巷尾不停奔跑。不是為了證明什么，只是希望明天能給孩子多買一罐奶粉，為家里繳上水電費，或是離還清那筆債務更近一點。

這個時代或許無法許諾每個人都能活得體面，但我們至少不該去嘲笑那些彎下腰、低下頭，卻依然咬緊牙關努力生活的人。

畢竟誰又能保證，下一個需要靠奔跑渡過人生難關的，不會是自己？風雨之中，每一個用力活著的普通人，都值得被看見，也值得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