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當戶對”，是古人聯(lián)姻的重要原則之一。此前曾陸續(xù)介紹過一些古代膠東望族之間的通婚案例，本文的話題也與此有關(guān)，這次要介紹的聯(lián)姻，具體發(fā)生在東萊趙氏與平度崔氏之間。

東萊趙氏，系明清時期掖縣（現(xiàn)萊州市，時為萊州府駐地）的科舉世家。明代中后期的“東萊三鳳”（趙耀、趙煥、趙燦）即該家族的優(yōu)秀代表。三人當中的趙耀、趙煥均有進士功名，且系朝中顯宦。趙耀生前官至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去世后累贈兵部尚書；趙煥生前則曾任刑部、吏部尚書，去世后贈太子少保。

本文所要介紹的聯(lián)姻案例中的男主人公，即東萊三鳳中趙耀之孫趙士寬。關(guān)于其家族出身，名士顧炎武為之撰寫的《趙士寬傳》中清晰寫道：“公字汝良，菉斐其別號，東萊人。侍御公印昌，其父；督撫公耀，其大父；太宰公煥，其從大父也?！?/strong>（注：文中提到的“侍御公印昌”，即趙耀之子、趙士寬之父趙印昌，其亦為進士出身，曾選授御史。）

作為名門子弟，趙士寬長大后，遵循慣例迎娶了一位大家閨秀。其妻子具體姓崔，系平度州籍貢生崔偕的女兒。限于資料，筆者暫不知崔偕的詳細譜系，但推測應(yīng)屬昌里崔氏。昌里崔氏歷史悠久，金元時期就出現(xiàn)過名人（如元代昭武將軍崔世榮），明清時期亦科舉興盛，同樣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或許有細心的朋友會提出這樣一個疑問：就家族整體地位來說，東萊趙氏與平度崔氏可謂相仿；但就個人而言，趙士寬的父親趙印昌為進士，崔氏的父親崔偕只是一名貢生，兩者的功名有所差距，似乎并不完全般配。

關(guān)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其一，門當戶對系大面上的原則，在實踐中，人們還有著“高嫁低娶”的習慣，即所謂“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按照這一習慣，進士之子娶貢生之女，亦屬合理。

其二，功名上的差距，可以通過感情來彌補。這里所說的感情，并非男女間的愛情，而是雙方長輩間的交情。查詢史料可知，崔偕雖是平度州人，但卻是萊州府學貢生。換句話說，女方的父親曾長期在萊州府城（掖縣城）學習，在此期間，他很有可能與男方的父親或其他長輩結(jié)下較深的情誼，為后來成為兒女親家打下良好基礎(chǔ)。

受儒家傳統(tǒng)影響，趙士寬頗有“忠君愛國”信念。崇禎五年（1632年），孔有德之亂爆發(fā)，萊州城遭到叛軍圍攻長達半年。在此期間，趙士寬積極參與守城，并在事后得到了明廷的褒獎。

由于祖上有蔭，且自身守城有功，趙士寬雖然沒有取得太高功名（官生），但也得以入仕為官，被任命為鳳陽府通判。

彼時，明廷已深處內(nèi)憂外患當中。在外，關(guān)外的后金（清）政權(quán)咄咄逼人；在內(nèi)，李自成、張獻忠麾下的農(nóng)民軍輾轉(zhuǎn)縱橫。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一支農(nóng)民軍逼近鳳陽府轄下的潁州。身為府通判的趙士寬聞訊，隨即挺身入危城參與防御。

對此，《明季北略》記載道：“趙士寬，字汝良，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為鳳陽通判。時（崇禎八年正月）適往壽州，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

雖然趙士寬忠于職守，但無奈城內(nèi)人心渙散，加之眾寡不敵，潁州最終陷落。見局面無法挽回，趙士寬為明朝盡節(jié)，以身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三歲。當時同在潁州城內(nèi)的妻子崔氏及兩個女兒，也隨之登樓自焚——東萊趙氏與平度崔氏之間的這樁聯(lián)姻，結(jié)局可謂悲壯。

明廷得知潁州情形后，下詔予以趙士寬夫婦恤典，趙士寬獲贈“光祿寺丞”，崔氏獲贈“安人”。名士顧炎武則為之撰寫了傳記，這樁婚姻也得以名垂青史。（注：根據(jù)清代《掖縣志》的記載，趙士寬的墓址在城北二里。經(jīng)過歷史變遷，現(xiàn)應(yīng)已難尋舊貌。）

（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