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首爾光華門大街時，我特意掃了眼兩邊招牌，滿街彥文看得人眼暈，連半個漢字的影子都沒找著。

后來去河內(nèi)，認識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他帶我去自家祠堂，對著牌位上“先考妣”三個字直撓頭，說打小沒學過，根本認不出。

老實講，這倆場景讓我挺唏噓的，以前漢字在東亞多普及啊，現(xiàn)在倒好，在有些國家反倒成了“外語”。

今天就聊聊四個曾經(jīng)使勁剝離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有的幾乎全盤西化，有的現(xiàn)在又悄悄把漢字撿了回來。

韓國：廢漢字最狠的，最后被同音詞坑得最慘

韓國當年棄用漢字的勁頭，在這四個國家里怕是最足的。

日本投降后，李承晚政府直接把“去漢字”寫進建國綱領，1948年還搞出《韓文專用法》，規(guī)定公文、報紙、學校都得用彥文。

到了1970年，樸正熙更絕，要求小學里“零漢字”，連“漢城”都改成了“??”（Seoul），2005年還逼著中文世界也跟著改叫“首爾”。

本來想這么一折騰，漢字就能徹底從韓國消失，結(jié)果麻煩很快就來了。

彥文是表音文字，可韓國70%的詞都源自漢語，沒了漢字區(qū)分，歧義能多到讓人崩潰。

比如“??”，既能指“首都”也能指“水道”；“??”既能說“薔薇”也能說“長眉”。

法院寫判決書都得在彥文后面括號標漢字，不然律師都沒法辯論。

最嚴重的是2011年，高鐵上一萬五千多根枕木，就因為“??”（防水）被誤讀成“??”（放水），最后全裂了，成了韓國工程史上最大的烏龍。

現(xiàn)在倒好，韓國又開始往回找補了。

1998年金大中就提過要“恢復漢字教學”，2020年二十位前總理還聯(lián)名上書，要求小學五年級起就得學漢字。

江南區(qū)的漢字補習班，學費比英語班還貴四成，連三星招聘都得看漢語六級證書。

如此看來，用行政命令廢漢字容易，可詞匯里的漢語底子改不了，真到影響司法、工程的時候，還得把漢字請回來，這繞的彎路可真不少。

越南：被殖民者改了文字，現(xiàn)在靠中文找工作

越南的情況和韓國不一樣，它不是主動要丟漢字，是被法國殖民者逼著改的。

17世紀的時候，有個耶穌會士叫羅德，發(fā)明了拉丁化的“國語字”，一開始是為了傳教方便。

到了1865年，法國總督直接發(fā)了《國語字公報》，強制推國語字，還把科舉考場關了，儒家經(jīng)典也燒了，就這么斷了漢字和官方教育的聯(lián)系。

1919年順化辦了最后一科科舉，從那之后，漢字在越南官場上就徹底沒了位置。

越南獨立后，按理說該撿回自己的文化吧？沒想到反而把殖民時期的國語字扶正了。

1945年胡志明在巴亭廣場讀《獨立宣言》，用的就是國語字，還把它說成是“民族獨立的符號”。

接下來三十年，北越政府更把漢字當“封建枷鎖”，連寺廟里的楹聯(lián)都被漆成國語字。

到了80年代，河內(nèi)國家大學的中文系，整個系就剩17個學生，漢字教育幾乎斷了層。

可文化這東西，不是說丟就能丟的。

越南1800年前的地方志、族譜、醫(yī)書，全是用漢字寫的。

2025年有個調(diào)查顯示，七成多二十歲的年輕人，連自己曾祖父的名字都寫不出來，因為家譜是漢字。

學界都自嘲，“咱們國家的歷史，還得請中國學者幫忙翻譯”。

不過最近幾年，越南又刮起了學中文的風，說穿了還是因為現(xiàn)實需求。

現(xiàn)在中越貿(mào)易額都突破兩千三百億美元了，會中文的大學生，找工作幾乎沒難度。

2025年越南高中畢業(yè)考試，選考中文的學生有十二萬，選法語的才一萬一。

河內(nèi)大學的孔子學院，漢語考試人數(shù)在全球都排第一，出版社還引進了中國的小學語文教材，就把拼音改成國語字。

說實話，經(jīng)濟杠桿的力量是真不小，以前被當成“封建殘留”的漢字，現(xiàn)在反倒成了香餑餑。

新加坡：華人占七成，卻靠英語當“防火墻”

新加坡的情況最特別，全國75%都是華人，卻偏偏把英語當成“國家語言”。

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李光耀政府特別擔心，怕周邊國家把新加坡當成“第三中國”，所以就把英語定為“中立語言”，想靠這個切斷和中華文化的直接聯(lián)系。

那時候新加坡對華語的“限制”也挺狠的。

1978年把唯一的華文大學南洋大學關了，1987年更規(guī)定所有中小學都得用英語教學，華語只算“第二語言”，每周就幾節(jié)課。

本來想這么一來，就能避免“文化偏向”，結(jié)果兩代人之后，問題就顯出來了。

2022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快一半的華裔家庭，日常說話都用英語，比1990年翻了一倍多。

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里，能看懂華文報紙的只剩兩成多。

最尷尬的是清明節(jié)，有年輕人拿著祖先牌位問長輩，“‘曾祖父’用中文怎么寫啊”。

新加坡政府也沒完全放棄儒家文化，還請了哈佛教授杜維明，把“孝”“禮”這些概念翻譯成英語，放進中學的“公民與道德”課。

學生能用英語辯論“filialpiety”（孝道），可讓他們寫“孝”字，十有八九都寫不出來。

這種“英語當殼、華語當核”的模式，被學者稱為“文化雙層運營”，可說實話，這樣的“運營”，總讓人覺得有點擰巴。

從1979年開始，新加坡每年都搞“講華語運動”，地鐵里、商場里全是橫幅。

可到了2025年，口號都改成“EnglishOK，華語AlsoCan”了。

官方也承認，英語在全球的“實用價值”太高，家長肯定不愿意放棄，華語只能爭取當“第二高端語言”。

很顯然，當經(jīng)濟回報和文化認同沖突的時候，就算是政府，也攔不住西化的趨勢。

其實這四個國家折騰了一百年，不管是主動棄用漢字，還是被動改了文字，最終都發(fā)現(xiàn)，文化不是想“斷舍離”就能斷舍離的。

日本留著兩千多漢字，可憲法學德國、企業(yè)學美國；韓國廢了漢字又撿回來，還得靠漢字解決歧義；越南把漢字送進博物館，現(xiàn)在又靠中文找工作；新加坡用英語立國，卻在清明節(jié)面對“認不出祖先名字”的尷尬。

就像韓國學者李御寧說的，“你可以用法律把漢字趕走，卻沒法把漢語詞匯從人們的嘴里拔走；你可以用政治把自己打扮得像西方，卻沒法把膚色和姓氏改成史密斯”。

文化這東西，更像寫在基因里的程序，不是想卸載就能卸載的。

以后這些國家會不會又有新的“文化轉(zhuǎn)向”？怕是得看孩子們的課本，看他們這代人，怎么平衡“實用”和“根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