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霜月照戎衣”：

鐘敬文先生憶抗戰(zhàn)經歷

導語

鐘敬文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民俗學家，同時也是充滿愛國情懷的學者。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以筆為槍，投身軍旅，從事抗戰(zhàn)宣傳鼓動工作。當時鐘敬文擔任《救亡日報》的特約撰稿人，參與編輯了《新軍》雜志和《反侵略周報》，撰寫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揮刀與詩筆》《牛背脊》等一系列抗戰(zhàn)報告文學，為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選刊鐘敬文對抗戰(zhàn)經歷的回憶，以此追念鐘敬文先生，緬懷、感恩所有為捍衛(wèi)民族國家作出貢獻的中國人。

1934年春，我辭去浙江大學專任講師的職務，到日本進修，為的是充實自己的民俗學等專業(yè)知識，以便將來進一步為祖國更好地效力。1936年夏，我回到中國，仍住在杭州，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但是，日本侵略者已經把黑手伸到了華北，國家形勢岌岌可危。西安事變后，統(tǒng)一戰(zhàn)線暫時形成。全國人民又歡喜又興奮，因為大規(guī)模的反侵略戰(zhàn)爭就在眼前了。國民黨政府為了普及軍事知識，加強抗戰(zhàn)實力，命令各學校師生都從事軍事訓練。我工作的學校在離杭州二三十里的一個山坡上，我們每天都練習槍操，精神十分振奮，認為扛槍衛(wèi)國，是我們每個公民的責任。60年代我所作的《花甲雜詩》中有一首就是吟詠此事的。詩云：

關東沃土已沉淪，

逐逐狼心未有垠。

一例練槍期衛(wèi)國，

非常時節(jié)敢因循?

第二年(1937)夏，盧溝橋抗戰(zhàn)的炮聲響起來了，全國人民都感到緊張和痛快?？墒?，很不幸，當時因為患傷寒病，我正僵臥在杭州一家醫(yī)院里。直到敵軍迫近這座危城時，我才被用山篼抬離杭州，溯富春江西上，直到女埠這個小市鎮(zhèn)，才住下來休養(yǎng)。病稍愈后，又由上饒轉南昌、衡陽，最后到達桂林，暫時在從無錫移來的江蘇教育學院等校教課。

當我初到桂林時，適遇原來暫駐衡山的聯(lián)大轉移昆明，一部分師生都從這條路走。我在湖邊旅館見到朱自清先生，跟他談到戰(zhàn)區(qū)和淪陷區(qū)文物遭破壞的情形。朱先生用堅決、自信的口氣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聽了非常感動。因為他說出了當時我國大多數頭腦清楚的知識分子的心里話。

這時，我任教的教育學院，地址在漓江東邊的七星巖旁邊。我的住所卻在城內榕湖附近的馬皇背。白天日機常來轟炸，市民都跑到郊區(qū)的巖洞去躲避。但避不勝避，往往就蹲在寓所里不走了。有時飛機投彈，落在住所前后，那古屋的塵埃和墻壁的灰泥，紛紛落到我們頭上或地上。我們切齒之余，更加強了抗敵的決心。我當時教的是國文，但在講解中隨處注入愛國抗敵的思想。1983年春，我因參加全國科學規(guī)劃的會議，重到桂林，會余去找尋南門內的舊居，已經被拆毀，改建了新樓。我不自禁地口占了下錄絕句：

戰(zhàn)時曾寓古南門，

霹靂妖雷切齒聞。

誰識傳經心事苦，

花橋風雨往來頻。

它多少傳述了當時我的境況和心態(tài)。

這年七八月間，第四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的政治部在廣州成立。友人尚仲衣博士(進步教育家，為一二·九運動北京大學三位參加學生抗議活動的教授之一)被任為第三組(宣傳組)組長。他來電要我去共同工作，我也不甘于在后方躲避飛機和聽炸彈的生活，于是，買舟南下，經過梧州，轉到廣州。我在政治部的職務是上校視察專員，實際卻是幫助第三組做對民眾及敵軍的宣傳工作。當時，第三組有許多共產黨員，如葉兆南(即孫大光)、石辟瀾、黃新波等。我們頗能通力合作，并且我受到了教益。

同時，因為國共合作還沒有受到較大的破壞，在廣州，進步人士(共產黨員與黨外左派)還有一定活動余地，如出刊物(《救亡日報》、《新戰(zhàn)線》等)以及各種反日的政治性、文化性集會都還能進行，因此，廣州市一時形成一種進步的昂揚氣氛。這不但對我們的宣傳工作有利，也使我在密切的合作中得到了有益的鍛煉。

由于粵軍的抵抗不力，敵軍得以長驅直入，很快就迫近了廣州市。戰(zhàn)區(qū)長官司令部北撤至三華，政治部也隨之北撤到翁源。記得我們離開廣州時，坐的是最后一班火車(接著就停駛了)。那是9月的黃昏，車站電燈通明，萬頭攢動，秩序混亂?！毒韧鋈請蟆飞绲南难?、林林等同志到車站送我們(他們要堅守崗位，出版最后一張報紙，然后才步行從西江往廣西)。我后來贈夏衍的詩，開頭兩句云“記曾感極句難搜，危驛千燈照別愁”,寫的正是這個情景。

在火車上，我恰好同喬冠華君同坐在一個裝貨物的車箱上。他原是我留學時相識的，在政治部時，他又是長官司令部的同事(他在司令部編輯一種信息性內部刊物《國際一周》),我們有時也見面談談。這次相遇完全出于偶然。白天，敵機不斷跟蹤偵察和投彈。因此，火車只得停駛，乘客也各自下車找地方隱蔽。記得那一天，我跟他到離車站不遠的一個小村里，在農家吃了飯之后，就轉到附近小樹林里。我們既痛談政局，又漫談文學(他熟悉德國文學),困了就在草地上睡覺，直到天色黑下來，火車鳴笛催客，我們才回去躺在那些似乎是鹽包的臨時床鋪上。

經過了一番跋涉，我們到了翁源，駐扎在城外的一個古廟里。這里離前線比較遠，聽不到槍聲、炮聲，部里暫時也沒有安排什么工作。但是，為了警戒，部里人員，夜里須排班巡邏。我這個專員也不能免。這時已秋高，在山野里，晚上頗感到寒意。但穿著戎裝，拿著武器，雖然沒有交火，也多少有些自豪的氣概。60年代前期，我所寫的回憶詩篇《花甲雜詩》里，有一首就是狀寫那些時候的情景的：

大鵬灣失羊城陷，

到耳軍情日日非。

最憶翁江嚴邏夜，

高高霜月照戎衣。

在當時，想起這次廣州的失守，我的心情很難過?？梢钥吹轿覈f式軍隊是怎樣有名無實。當時正值重陽節(jié)，我滿腔悲憤，曾經口占了一首七律。現在此錄出，以見當時那種如沸的心情。

竟來此地過重陽，

思陟危峰瞰大荒。

萬里西風叢血淚，

百年佳節(jié)幾杯觴。

謠中白雁真成讖，

夢里黃花浪有香。

微力未宣私議在，

翁流寧識此心傷?

第三聯(lián)首句，用南宋末所傳“白雁來”照應“伯彥來”的民謠，以指日軍的入侵廣東。第二句暗嘲廣東軍隊的“銀樣镴槍頭”。結聯(lián)意謂我抱著滿腔熱血回到故鄉(xiāng)，還沒有盡到力量，便見到這種敗局，心里是懷抱著不滿的。那日夜奔流著的翁江之水又怎樣知道我的痛心呢?大有“有苦無處訴”的意思。

由于廣東軍事的失敗，國民黨中央與地方派軍人之間的矛盾加劇了，四戰(zhàn)區(qū)司令部被改組，政治部自難逃毒手。第三組是個重災區(qū)，從組長起到許多同志，多被解職了。組長換了一個他們派系的人。我暫時被留下了一段時間，做教授訓練班日語的工作。這期間，我精神感到壓抑，在所作詩歌里表現出來。例如《南雄感興》云“入海屠鯨意壯哉，眼前瑣瑣負初來”之類。不久我自請離職，又在地方綏靖公署政治部住了一些時候，主要的活動，是跟楊晦、黃藥眠等作家到前線去慰勞軍民和搜集寫作抗戰(zhàn)文學資料，并與陳原同志共同編輯《新軍》雜志。

恰巧這時候，中山大學從云南徵江(現澄江)搬回粵北，招我去教書。我就于1941年初，回到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1927年秋至次年夏，我也曾經在該系工作過)。過去兩年多不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實踐，不但使我領會到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及其實質所在，更使我從20年代中期以來所學習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得到實踐和印證。它像創(chuàng)世神話里那神人所捏的泥人，被他(或她)吹了一口氣之后，就活起來了。我有了這種精神的變化，雖仍然回到比較狹小、靜止的學院，但是，我對學問、學生等的看法和態(tài)度就與過去大不相同了。

在抗日戰(zhàn)爭前期，我的精神收獲，除所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現實化之外，在學藝上也有一些成果。首先，我又寫作了20首新詩(結集成《未來的春》,1940年),它是在我第一個新詩集《海濱的二月》出版十年后寫成的，在思想、感情和風格上都具有這時期的明顯烙印。其次，我寫作了近十篇的戰(zhàn)地報告文學。在20年代中后期，我雖然出版了三個散文集，但是，內容大都是抒寫個人心情及品題山水、人物的。而這時期的報告卻是描摹火熱的現實事象，并寄寓著我眷愛祖國的激情，文詞也較為整飭、洗練。這是我散文寫作史上的一個新墾地。

此外，我還寫作了許多關于文藝的短論、序跋、講話稿及數十首舊體詩。這些大都有著新情思、新境界。上述這些成果，本身未必有什么超越之處，但是它是與當時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哀樂聯(lián)結在一起的，也是與我這時期整個意識形態(tài)的變動和騰躍血肉相關的。

戰(zhàn)爭真是一個烘爐，它燒毀了許多東西，也煉鑄了許多東西。

文章選自《鐘敬文學述》2000年9月第1版

（注：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選刊時有少量刪節(jié)）

公眾號總指導：蕭放

內容顧問：朱霞 鞠熙

指導教師：賀少雅

公眾號主編：葉瑋琪

欄目責編：王培育

圖文編輯：張明慧

我們是一個亦莊亦諧

的公眾號

北師大民俗學

關注學術知識│關注生活熱點

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