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稅法王如僧律師

理解法益保護的位階性原則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中的應用，關鍵在于把握司法實踐中如何權衡發(fā)票管理秩序與國家稅款安全這兩大法益。

一、法益位階在司法中的應用邏輯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保護的是復合法益，包括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管理秩序和國家稅款安全。但這兩種法益在刑法保護上存在位階之分：

國家稅款安全被視為核心法益，其位階高于發(fā)票管理秩序。這是因為該罪配置了極高的法定刑（最高無期徒刑），其立法初衷和嚴厲懲罰主要在于保障國家稅收這一重大財產利益。

發(fā)票管理秩序是基礎法益，但并非刑法保護的根本目的。單純違反發(fā)票管理秩序但未對國家稅款安全造成實質危險或實害的行為，通?？赡苡尚姓ㄕ{整，而不輕易動用刑罰。

因此，司法實踐中，判斷行為是否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關鍵并不在于形式上的“虛開”行為本身，而在于該行為是否實質上侵害或威脅到了高位階的“國家稅款安全”這一核心法益。這體現(xiàn)了法益位階原則對刑法解釋和適用的指導作用。

二、典型案例

案例一：張某強案——未危及核心法益不構罪

案情：張某強借用其他公司名義簽訂合同，但貨物由其個體企業(yè)實際供應，并由第三方公司向買方開具增值稅專用發(fā)票。

判決結果：無罪。

法益權衡與位階應用：法院認為，張某強的行為雖然違反了發(fā)票管理秩序（低位階法益），但因為有真實貨物交易，國家稅款并未損失，未侵害國家稅款安全（高位階法益）。核心法益未受侵害，故不構成犯罪。這體現(xiàn)了高位階法益在出罪中的決定性作用。

案例二：夏某案——虛構抵扣權危及核心法益構罪

案情：夏某支付開票費，從某石化公司取得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并抵扣稅款，但雙方無真實貨物交易。

判決結果：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

法益權衡與位階應用：夏某的行為不僅破壞了發(fā)票管理秩序（低位階法益），更通過虛構抵扣權，直接造成了國家稅款損失（高位階法益）。行為對高位階核心法益造成了實害，因此入罪。

案例三：趙某某等虛開案——部分真實交易不影響核心法益受侵害的認定

案情：趙某某的公司雖與上游企業(yè)存在部分真實交易，但通過支付“開票費”的方式，額外接受了大量無真實交易背景的虛開發(fā)票用以抵扣稅款。

判決結果：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

法益權衡與位階應用：法院指出，“開票費”并非真實繳納的稅款，而是購買虛開發(fā)票的成本。即使存在部分真實交易，額外虛構抵扣權的行為依然破壞了增值稅的抵扣機制秩序（低位階法益），并直接導致國家稅款損失（高位階法益）。犯罪數(shù)額以實際抵扣的稅款額為準，支付的開票費不得從損失金額中扣除。這再次表明，一旦行為實質侵害了國家稅款安全，即使有其他真實交易成分，也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案例四：對開、環(huán)開行為——未危及核心法益通常不構罪

案情：多個企業(yè)之間在沒有真實交易的情況下，互相開具金額、稅款一致的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形成閉環(huán)，最終并未導致國家稅款的凈損失。

判決結果：通常不作為犯罪處理。

法益權衡與位階應用：這種行為雖然嚴重違反了發(fā)票管理秩序（低位階法益），但由于其并未實際造成國家稅款的損失（高位階法益），甚至可能未對其形成具體、緊迫的危險，因此司法實踐中通常不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這可能作為行政違法處理。這充分體現(xiàn)了高位階法益的制約作用。

案例五：“暴力”虛開案——嚴重侵害核心法益從重處罰

案情：劉某、周某共謀成立空殼公司，在無任何實際經營的情況下，大肆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價稅金額巨大，造成國家稅款巨額損失。

判決結果：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判處重刑（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

法益權衡與位階應用：這是同時嚴重侵害發(fā)票管理秩序和國家稅款安全的典型情形，且對高位階的核心法益造成了極其嚴重的侵害。法院在判決時，主要依據(jù)其造成的稅款損失數(shù)額（即對國家稅款安全這一核心法益的侵害程度） 來量刑，體現(xiàn)了對高位階法益的強化保護。

三、 總結與啟示

通過以上案例和分析，可以看出法益保護的位階性原則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的司法實踐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1. 指引入罪與出罪：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關鍵在于是否實質侵害或威脅到“國家稅款安全”這一高位階核心法益。未造成稅款損失或具體危險的行為，即使違反了發(fā)票管理秩序，也可能不構罪（如張某強案、對開環(huán)開案）。

2. 影響量刑輕重：一旦構成犯罪，量刑的輕重主要依據(jù)對國家稅款安全造成的侵害程度（損失數(shù)額） 來決定，而非僅看發(fā)票違法行為的本身形式（如“暴力”虛開案）。

3. 推動解釋論發(fā)展：該原則推動了司法實踐從早期偏重“行為犯”形式判斷轉向強調“目的犯”、“危險犯”或“實害犯”的實質判斷，要求司法人員深入探究行為的不法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