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寫了北大學閥王世洲的奇葩故事，引發(fā)了一些討論。

有一個律師朋友還專門給我打電話，表達看法。結(jié)論是，老王的心理是有點*&%……但也可能真的是對法律史和臺灣通奸罪、精神障礙的刑責認定這些不夠熟悉，從學生報的題目一看就知是真的要好好寫論文，但導師會覺得很麻煩，因為他也不太懂……

這個律師是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

還有一個媒體朋友，則認為問題不在蠢，而是壞。王世洲就是故意刁難。

在微信公號、騰訊號、頭條號……下面的網(wǎng)友留言，更多是認同“壞”或者“既蠢又壞”。比較意外的一個點是，有的網(wǎng)友認為北大法學院教務處的費海伲比王世洲更可惡，還用了侮辱性的言辭（我看到的都已屏蔽）。

我開始還有點訝異。很快就想通了。王世洲的學閥作風，是個體之惡。費海伲則代表了北大法學院，她的傲慢與指鹿為馬，更是一種體系頑疾的表征。

我具體談一談我的看法。

1

王世洲明顯濫用了導師權力，實施學術霸凌。

《楊度法律思想研究》當然是法律史選題，只要認知正常，亦會同意“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判定”屬刑法研究范疇無疑。

為什么王世洲會認為前者是中文系選題，后者是心理系內(nèi)容呢？哪個心理系專業(yè)會研究刑事責任判定的問題？

有幾種可能性。一種是，這反映了王世洲的真實認知，他這個年紀的人，13-23的關鍵期都是在文/ge中度過的，雖然在特殊時期進入高校，但可能有太多僥幸的成分。如果這個判斷成立，他并不是主觀上壞，他只是因為無知而不自知客觀上變壞。

還有一種可能，他當然知道楊度法律思想研究是法律史選題，畢竟北大法學院也有法律史學者，他不可能一直認為他們在研習中文。“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判定”雖不是他擅長的領域，但他畢竟是刑法教授，沒吃過豬肉還沒看過豬跑嗎？

我個人三七開，認為王世洲可能確實有認知過于狹隘的一面，但更大的問題出在主觀惡意——他要通過指鹿為馬，來完成霸凌。

這種服從性測試，從其他細節(jié)也能提現(xiàn)出來。

譬如他給學生發(fā)來“一般指導規(guī)則”：“請明確表態(tài)是否能夠保證遵守一般指導，將指導中的紅字列點發(fā)來作為證據(jù)。”

我一個高校的朋友都笑抽了，從沒見過這樣的論文指導方式。

而且王世洲不斷說學生標點符號錯了：“你是不是應當回去讀高中？一個標點符號就要老師講幾遍，這論文怎么寫？刑法典看了嗎？還不懂得關掉要求回執(zhí)的請求？什么都推一推動一動，怎能學法律呢？再改不好，請你考慮退出論文寫作。”

其實，都是電子版可以復制的紅字，朋友又檢查過幾次，怎么可能出錯了？這分明就是胡扯嘛——服從性測試。即便真有錯誤，你不能指出是哪里嗎？

王世洲在郵件中不也將“收到”寫成“受到”，不也照樣在北大當教授，也沒回老家重讀初中？

2

倒是有一個心理系朋友向我分析：從弗洛伊德的理論，王教授很可能童年有過心理創(chuàng)傷，他掌握權力后的霸凌行為，其實是在彌補童年的創(chuàng)傷。

這樣說來，王教授好似反而成了受害者。好在我一直不相信弗洛伊德，那是偽科學。

我的朋友連續(xù)報過多個選題，均遭王世洲“指鹿為馬”式否決后，已知是遭遇導師刁難，故提出商榷：“如果說楊度選題屬法律史范疇(因此沒有法的味道?)，精神障礙者的刑事責任判定則屬于您擅長的刑法學范疇，不知為何認為不屬法學論文范疇?請老師指教……”

王世洲為此跳腳：“來信太無禮貌，無法指導。你到現(xiàn)在仍然沒有選出題目，明顯不具有完成論文寫作的條件……”

我很奇怪他的暴怒從何而來。一個師德上長滿尖銳濕疣的人，即便是學生錯了，你總要教導他吧——更何況是你王世洲在明顯指鹿為馬，又在不提供任何專業(yè)依據(jù)的情形下，對學生進行道德貶損與人格侮辱。

我不贊同網(wǎng)絡上很多人對王世洲進行精神診斷。他可能確實有需要我們共情的過往經(jīng)歷，深刻在神經(jīng)元罅隙處……唉，這些都不去講它。

我現(xiàn)在更感興趣的是北大法學院教務處的費海伲。

3

本來王世洲老師是個極端個例，因緣聚會碰上了，惹不起總躲得起，換個導師就完了。但這權力在費海伲手里，她就不給換。

這就悲劇了。

朋友其實蠻有忍耐力，他在中國絕對是頭部的記者與專欄作家，2015年的輿論環(huán)境，爆料殺傷力可比現(xiàn)在強得多，王世洲“指鹿為馬”式學術霸凌又都有書面證據(jù)，他完全可以曝光點殺。

但他居然忍了，改了專業(yè)，多耗了兩年，又補了兩科的考試，以為可以正經(jīng)寫一篇自己感興趣的論文了，結(jié)果又被安排給了王世洲。

這一次，王世洲更有拿捏的底氣了，朋友根本進不了報題目的階段，就在反復抄紅字規(guī)則的過程中被指“標點符號錯誤”，需要“回去讀高中”。

在北京市自考辦明確同意更換導師的情況下，費海伲仍以導師無過錯為由拒絕調(diào)整，這個行政體系對個體訴求真是足夠冷漠。

費海伲在此刻代表的是北大。

順帶說一句，北京市自考辦一位大姐其實挺同情朋友的遭遇，但決定權在費海伲所代表的北大法學院，也無可奈何。朋友還特地在電商平臺買了幾斤堅果快遞過去，但并沒有告訴她。估計這位大姐到現(xiàn)在都不知道堅果是誰給買的。

我在檢索費海伲的時候，后面自動跟出了“費孝通”，嚇我一跳。我不知她的出身，但在知網(wǎng)、萬方檢索不到她任何一篇論文。但即便從事行政工作，北大法學院教務處當然也是有很高學歷要求的。

我有點不明白的是，她難道看不出來學生報的不是中文系和心理系選題，也并非“沒有法的味道”？

如果她看不出來，那她的認知水平，是怎樣進入北大的？

如果她看出來了，卻仍然黑白顛倒認為“校方和指導老師均無過錯”，那就是參與了指鹿為馬的過程。

但她現(xiàn)在居然晉升了，已是北大法學院教務處副主任。

這是怎樣的高校文化？

學生維權的制度性成本，在北大法學院有多高？

整個事件中，當事人作為資深媒體人仍需耗費數(shù)年、動用多重社會資源維權，如果換做普通學生，更可能在王世洲+費海伲+張卉的聯(lián)合霸凌下放棄學位。

我一個媒體朋友說：為什么費海伲比王世洲更可惡？因為她更代表一種建制化的力量。但似乎很多高校就喜歡這種死不認錯，對學生個體權益極端漠視的行政官僚，認為她們是在維系高校的聲譽。

我說：你是對的。那我再寫一篇吧，算是給王世洲老師糾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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