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在《過秦論》里總結(jié)秦國的滅亡教訓(xùn)是——不施仁義。

這個論斷肯定是有道理的，秦國自商鞅改革起，奉行的是法家那一套，而非鼓吹仁義的儒家，從商鞅到李斯，大差不差，所以我讀歷史，讀到秦國的短命，難免唏噓，秦始皇通過變分封制為郡縣制，通過“書同文，車同軌”等一系列措施，令“統(tǒng)一穩(wěn)定”成為中國后世主流，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千載猶行秦體制”，功莫大焉，然而，這個為中國歷代打下樣板的初始朝代，卻興亡忽焉，以至于令始皇帝那個“二世、三世乃至傳諸萬世”的構(gòu)想像一個笑話。

如果秦始皇在沙丘暴亡后，他的長子，那個寬厚仁義的扶蘇能順利接班，而不是由趙高、李斯狼狽為奸扶植秦二世上位，那秦國短命的歷史會否改變？

可能也未必。

畢竟秦始皇建阿房宮，大興土木，修長城，在法家的嚴(yán)酷體制下，已經(jīng)差不多惹翻了不好惹的中國人民，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大澤鄉(xiāng)起義，恰恰發(fā)生在秦二世元年，距離秦始皇之死前后腳，即便扶蘇如何“仁義”，也難以及時剎車，方興即艾的秦帝國恐怕仍然要隨著慣性走向分崩離析。

好裝神弄鬼的方士盧生，算了一卦，說什么“滅秦者，胡也”，秦始皇想當(dāng)然認(rèn)為是邊地的“胡人”作祟，于是大動干戈，卻沒想到，這個“胡”指的是他那個不成器的兒子“胡亥”。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歷史上對于朝代興亡起作用的不止一個因素，既有關(guān)鍵帝王或梟雄的個人性格，也有客觀上的王朝制度，更有所謂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民群眾。

秦國以法家興，滅六國，統(tǒng)一華夏，以“不施仁義”而驟亡。

漢朝吸取了教訓(xùn)，到董仲舒時獨尊儒術(shù)，或者說儒法并用，終于形成了一整套令王朝得以長期穩(wěn)定運(yùn)行的制度，并賴此制度，長期雄踞世界之巔。

劉邦是潑皮無賴和英雄人物的綜合體，本身是看不上儒生的，每每見到戴著高帽子的儒生，都要搶過帽子在里面尿上一泡，或者動輒指著鼻子大罵一通，但他是個懂得時勢的實用主義者，這種氣質(zhì)，用項羽的謀士范增說，就是有龍虎氣，望之成五彩，帝王氣象也。

所以，讀《資治通鑒》，劉邦反秦之初，與項羽無異，動輒屠城，但進(jìn)了關(guān)中，在張良、蕭何一幫儒生的循循善誘之下，就要懷柔和約法三章了，乃至為了瓦解項羽的人望，要假惺惺為了死去的傀儡義帝楚懷王當(dāng)眾大哭一場。

項羽則不然，實在人，也是莽撞人，一邊是屠城從頭屠到尾，一邊又是不合時宜的優(yōu)柔寡斷的“仁慈”，用韓信的話說，就是匹夫之勇加上婦人之仁，與劉邦一比，高下立現(xiàn)，烏江自刎純屬自找，何必怪時運(yùn)不濟(jì)。

按照司馬遷先生惟妙惟肖的筆觸，秦始皇應(yīng)該是個有嚴(yán)重的心理問題的人，根子在于他的身世，親爹究竟是誰至今未有定論。

呂不韋見秦異人奇貨可居，所以搭上懷了自己“種子”的姬妾，豪賭一把，從一個在社會地位上屈居末流的商人搖身一變成為戰(zhàn)國后期最強(qiáng)大國家的宰相，甚至疑似成為秦始皇的親爹，算是古今中外最大一筆買賣。

也正是這筆買賣，讓商人的形象，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一直抬不起頭，淪為歷史的邊角料，居于士農(nóng)工商之末流，到改革開放后才翻身改命，稱之為企業(yè)家。

秦始皇雖貴為前無古人、后有來者的皇帝，但自己的身世不清不楚，母親還和一個“大陰人”嫪毐私相授受，這嚴(yán)重影響了他的心理健康，并很可能引發(fā)出無法控制的精神疾病，迷信方士，求長生不死藥，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他潛意識里還是認(rèn)為自己是個病人，要給自己治病。

雖然賈誼是對的，秦朝滅亡的原因固然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但賈誼的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還是說得刻薄了些，

人生如此短暫，人世如此艱難，我們就不要去嘲笑這個偉大的精神病患者了吧。

全文完

本文作者：哲空空，一個玉樹臨風(fēng)的歷史學(xué)家，著有《大時代博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