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座嶄新的軍事學府在哈爾濱拔地而起，當首批學員踏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校門時，在這支身著軍裝的年輕隊伍里，不乏開國元勛的子女，其中高干子弟的占比竟然多達三成。這樣的比例讓學院各級干部在欣喜生源優(yōu)質的同時，也暗暗擔憂：這些承載著父輩榮光的“紅二代”，該如何在紀律森嚴的軍校里打磨成合格的軍人？

哈軍工承載著新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迫切需求，1952年陳賡奉命籌建時，哈爾濱郊外還矗立著日軍遺留的兵營，36幢教學科研大樓在七個月內拔地而起，錢偉長、沈鴻等頂尖專家被陳賡“三顧茅廬”請入校園。隨著硬件設施迅速完善，十大元帥中七位的子女、十大將中六位的后代陸續(xù)通過嚴格考核入學，導彈工程系三分之一的學員檔案里赫然標注著父輩的卓著功勛。

哈軍工早期招生時非常嚴苛，左權烈士之女左太北就曾因政審程序卡殼，招生人員雖然知道她的父親是八路軍英雄，但仍然堅持政審原則，后來得知左太北如實填寫“二伯曾是國民黨”時，在陳賡的關照下她才如愿進入哈軍工。然而，盡管招生嚴苛，卻抵不住“紅二代”自身擁有的優(yōu)越感，一位將軍之子在課堂上公然頂撞教授：“我爸淮海戰(zhàn)役帶兵時您還在畫圖紙吧？”

這些教授都是當時聲名顯著、才能卓越的科技元勛，是陳賡將軍費勁心思請來的尖端人才，面對后輩如此羞辱，難免讓他們心中感到意難平。更有學員將專車停在校門外炫耀，引發(fā)普通學員“憑什么特殊化”的集體抗議，此時教員們陷入兩難，批評過激恐得罪首長，放任自流則敗壞學風，導彈工程系主任氣得拍案：“這些孩子就像帶著金箍棒進佛堂，碰不得又放不下！”

這些高干子弟身處優(yōu)渥的環(huán)境中成長，父輩的功勞薄成為他們炫耀和倚仗的資本，平時養(yǎng)成驕縱之氣，面對批評時他們敏感、又要自尊，所以讓學院領導感到難以下手管教。就在眾人不知如何是好時，陳賡將軍在全院干部會議上提出了兩條原則：第一條是對待所有學員均一視同仁，不允許任何人搞特殊化；第二條則是發(fā)現問題時不要公開批評，用個別談話的方式低調處理。

一視同仁，讓高干子弟與普通學員融入學院集體，這一點是革命傳統，而且是每位革命元勛都深知的道理，一旦有高干子弟明知故犯，開國功臣也難以推脫責任；而個別談話則彰顯陳賡人性化處理的治學理念，既保證高干子弟的自尊心，又讓他們在保持顏面的基礎上明白領導的良苦用心，讓他們在自我反省中糾正錯誤、不斷成長。

導彈工程系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單位，率先將陳賡的原則落到實處，系里明文規(guī)定：學員每月僅能領取12元津貼，嚴禁私帶零用錢；食堂之外，校園內禁止食用任何零食，連家屬探親時帶來的糖果點心也需登記保管。廖承志之子廖暉的奶奶從上海前去探望孫子時，看到孫子拒絕拿她帶的點心，老人既心疼又欣慰，逢人便說：“咱孩子在軍工沒學壞，規(guī)矩比家里還嚴?！?/p>

真正的挑戰(zhàn)是處理那些藏在紀律表象下的思想問題，某部首長之子入學后，總愛穿父親舊軍裝顯擺，領口的中將銜磨得發(fā)白，在隊列里格外扎眼。教員將他帶到校史陳列館，指著陳賡在抗大時打補丁的破軍服說：“你父親當年在戰(zhàn)場上穿這樣的衣服指揮千軍，如今你穿著帶軍銜的舊軍裝，是想讓戰(zhàn)友們看肩章，還是看你過硬的本事？”學員當場紅了眼眶，第二天主動換上了學員服。

隨著時間推移，高干子弟們的變化讓教員們驚嘆：原本連步槍都扛不穩(wěn)的“紅二代”，能在野外拉練中背著30公斤裝備徒步行軍80公里；曾經提筆忘字的“首長少爺”，在實驗室為論證一個數據熬紅雙眼；甚至有學員主動申請將津貼減半，理由是“父輩革命時從沒想過拿津貼”。1957年國慶閱兵，哈軍工方隊中近半數受閱學員來自高干家庭，他們踢正步時揚起的塵土里，看不出半點特殊化的影子。

半個多世紀過去，哈軍工校址幾經變遷，但陳賡定下的管理智慧仍在回響：對高干子弟的關愛，從不是嬌慣縱容，而是以嚴規(guī)鑄其魂，以真情潤其心。當個人成長與國家使命緊緊相連，再特殊的身份也終將在紀律與信仰的打磨下，成為撐起共和國大廈的堅實棟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