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50年代，有一個新任兩江總督接到任命時，他的心情不是狂喜，而是驚悚之至。在他之前的兩江總督們或戰(zhàn)死，或被處死，或被流放，他預感任命書與其說意味著一份殊榮，不如說是一張他必須簽下的生死狀。生死狀上，咸豐皇帝命他完成交給他的重任——直搗太平軍的“根本”——金陵。

這位新總督就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曾國藩，有關他擔任兩江總督之前和之后的五次生死局的細膩書寫并不多。汗青堂145《夾縫中的總督》正是書寫曾國藩中年至晚年的佳作，帶我們重新認識一個與以往圣人形象不同的曾國藩，為曾國藩“祛魅”。

知名歷史學者、近代史專家馬勇先生為《夾縫中的總督》特意撰寫了一篇長達5000余字的推薦序。

序言不僅涉及學術史的變化，還探討時代風氣對歷史學的影響。歷史學者在時代流行的價值判斷與真實的歷史語境之間（也是個夾縫），該如何取舍？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

序言還涉及近年大眾媒體非常關心的歷史非虛構寫作問題。具體到曾國藩和他的時代這個話題，馬勇老師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度挖掘的大主題，把大主題寫出新意，不僅考驗寫作者史料考證、解讀的功力，更考驗寫作者的敘事技巧。因為要寫得精彩、好看，還要兼具學術性，很不容易做到。

此外，馬勇認為，《夾縫中的總督》還有一層閱讀意義——“要從時代去觀察曾國藩，要從曾國藩的研究來重新認識這一個時代”。

現(xiàn)將序言全文奉上，歡迎各位讀者和我們一起挖掘書中的內容，開啟這場歷史之旅。

早些天，鞠海送來他的一本新書《夾縫中的總督》清樣，希望我給這本書寫幾句話。

鞠海是我這幾年接觸比較多的一個年輕學者，其間有過幾次關于音頻課程的愉快合作經歷。如果不是鞠海的敦促與堅持，《民國史二十講》和《孟子精讀》大約我都不會去做。鞠海的認真、踏實，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當他的第一部專著出版時，我也確實有責任說幾句祝賀的話。而且，這本書確實寫得不錯。

我知道鞠海是歷史學碩士，具有扎實的歷史學基本功，我也一直勸他堅持讀書，堅持研究，堅持寫作，找到合適的機會，繼續(xù)深造。只是這幾年疫情耽擱的事情太多了，好多事情都沒法展開，但是鞠海在上班的同時，依然堅持讀書，堅持寫作，這本厚厚的《夾縫中的總督》就是最好的證明，我替鞠海感到高興。

在這么繁忙的事務中，還能有大量時間去寫作，去閱讀史料，確實不容易。這幾天，我斷斷續(xù)續(xù)翻看書稿，也仔細看了我感興趣的幾個部分。書稿寫得確實不錯，語言清新，可讀性非常高，當然更重要的是作者仔細閱讀了相關史料，比勘對照，寫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不是人云亦云，全面而浮光掠影地寫曾國藩的一生，而是扣住曾國藩人生關頭幾個最重要的生死節(jié)點，這樣就顯得比較深刻，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物傳記。

曾國藩是一個有嚴重自殺傾向的人，動輒自殺，而且高調。如何理解這種現(xiàn)象，眾說紛紜。我個人理解，這就是一種“政治潔癖”，這在中國古典政治倫理中是值得贊美的。鞠海這本書有很好的解釋，整本書都是圍繞著曾國藩的生死來展開，寫得饒有興致，解釋理由也大都可以接受。

曾國藩在關鍵時刻做出必死的決斷，其實是基于一種強大的信念，就是儒家教導的“殺身以成仁”。這樣的人有強大的心理素質，不能接受失敗，面對失敗，寧愿自殺，寧愿成仁。這就是儒家倡導的擔當、情懷、責任感。《夾縫中的總督》從這個角度展開，為讀者呈現(xiàn)出細致的故事，并對曾國藩的心理活動進行了精彩的刻畫，這當然是因為作者資料收集得全，閱讀得細，才能重構出這樣清晰的歷史畫面。比如作者寫曾國藩人生的最后時刻，這是我們過去都熟知的故事，但是在鞠海筆下，通過排比各種史料，層層推理，始終有一種懸念在引領讀者，讓我們對這段故事又有了新的感悟。新一代學者的寫作風格，還是值得我們去關注，去體會的。

在閱讀《夾縫中的總督》時，我當然也想對曾國藩的學術研究講講自己的一些看法。曾國藩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繞不開的第一流大人物，作為一名歷史專業(yè)工作者，我對曾國藩不可能無感、沒有想法。我們這一代不僅經歷政治上的改天換地，還經歷了學術史上的過山車。我們今天看到的曾國藩的歷史形象，早已不是我初學歷史時的形象，他的形象在過去四十年確實經歷了幾次起落，甚至是顛覆性的變化。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第二年，我從一所中專學校考到大學本科讀歷史，此后一直以此為業(yè)。四十多年，我經歷了史學領域的全部變化，我的史學理念，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認知，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

對于曾國藩，我最初接受的是我們近代史所的創(chuàng)所所長范文瀾先生20世紀40年代所建構的形象，“漢奸劊子手”。按照范老的解釋，曾國藩為挽救垂死的清王朝而殘酷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這就是劊子手，是清帝國的幫兇，也是出賣漢人利益者，是漢奸。范老的這個觀點影響深遠，也是范老最堅信的一個歷史論斷。50年代初，范著《中國近代史》重印，范老毫不遲疑地寫道：“《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是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時寫的。曾國藩是近百年來反動派的開山祖師，而他的偽善喬裝卻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繼承者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為麻醉青年、欺蔽群眾的偶像。為了澄清當時一些人的混亂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國藩這個漢奸劊子手本來面目的必要。這篇文章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寫出的。現(xiàn)在仍把它附在書后，其中某些部分是可與本書所述太平天國部分相互補充、印證的。”

范文瀾先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影響幾代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在范老的話語中，曾國藩完全是一個負面的反動形象。范老的這個說法對我們的影響當然很大，我們這一代后來如果沒有在史學當中繼續(xù)鉆研或者深造的話，大概就留下了這樣一個曾國藩印象。

范老講曾國藩是“屠殺鎮(zhèn)壓人民的劊子手”，主要是指對太平天國的鎮(zhèn)壓。但從曾國藩、清政府的立場說，這件事情恰恰又是曾國藩最大的事功。曾國藩之所以成為曾國藩，值得研究，主要就是因為他領導的湘軍，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淮軍，平定了太平天國“洪楊之亂”。如果抽空了這件大事，曾國藩不過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無數經生中的一個有名或無名的讀書人而已。當然，范老這樣說，主要是與范老所處的時代，以及時代主題的轉換有關。

至于“漢奸”的說法，也影響了我們很多年。就像嚴復很早說過的，宋代以來，中國人討論與異族的沖突，只有殊死抵抗、妥協(xié)投降這兩種選擇。言戰(zhàn)、抵抗，就是民族英雄；言和、妥協(xié)，甚至與異族勾肩搭背，當異族的鷹犬，就是漢奸，就是敗類。我們當然不能說這個觀點不對，但將這種說法貫徹到底，否定與異族的一切合作，似乎也不是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

其實，這是一個歷史學的悖論。滿洲人入關，從晚清以來的民族主義敘事，從革命黨人、孫中山先生的歷史敘事而言，當然是異族征服。孫中山民族主義革命的歷史依據，就是將滿洲人入主中原看作“殖民”，因此他向國際社會呼吁，支持中國革命，推翻滿洲人的統(tǒng)治，把滿洲人驅逐出去。這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之由來。

從這個角度討論曾國藩，當然可以得出范文瀾先生的結論，曾國藩是為異族統(tǒng)治服務的漢奸。但是如果放到歷史場景中去觀察，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討論清初歷史時，確實有一個“氣節(jié)”問題，不戰(zhàn)而降，為虎作倀，為滿洲入主中原當“帶路黨”，確實應該譴責。但是到了曾國藩的時代，大清帝國已有兩百多年歷史，中國最正統(tǒng)的王朝敘事也不能無視這個王朝的存在。如果將這兩百年間服務于帝國的“非滿洲人”都視為屈節(jié)、附逆，似乎也不能成立。張揚正義，譴責變節(jié)，大約也只能放在明清之際那幾十年的時空中，過此就已經意義不大，徒生困擾。

明清之際三大家“顧黃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除思想深刻外，也具有相當的民族氣節(jié)，特別是顧炎武、王夫之堅持抵抗，直至最后，這都是很難得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他們的后人并沒有永遠“不食周粟”，遠離政治，拒絕服務于新朝。事實上，他們很快也以各自的特別方式與異族和解。王夫之隱身山林后撰寫的大量著述，百年后還是由曾國藩出面整理問世，嘉慧后人的。

歷史上的恩怨情仇，如果一味計較下去，就是中國老話“冤冤相報何時了”了。尊重事實，認清大勢，既是歷史人物的眼界與見識，也是研究者重新認識歷史應該秉持的一個原則。價值判斷固然重要，脫離歷史環(huán)境的價值可能就沒有價值了。

范老的討論放在今天當然仍有價值，他其實是在提醒人們去思考在異族統(tǒng)治下如何安身立命，怎么去守住人倫底線。從這個意義上說，曾國藩也為歷史提供了一個典范，一個案例。

曾國藩處在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用時人的話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曾國藩不僅是這場大變局的見證者，更是親歷者和弄潮兒。平定太平天國只是他事功的一個方面，他的另一大功績則是策動了影響深遠的洋務新政，被譽為晚清“中興大臣”。

多年來學界研究普遍認為洋務新政失敗了，只變其末不變根本，中體西用，導致幾十年之后甲午慘敗。我個人多年來不太認同這種觀點，我認為如果沒有洋務新政，甲午戰(zhàn)爭可能打得更難看。更重要的是，洋務新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起點，是中國走出農業(yè)文明，步入工業(yè)化社會的開始，也是城市化、現(xiàn)代化的起步。“曾左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以及文祥、恭親王奕等都為這個時代做出過巨大貢獻，永遠都值得后人感念追思。

洋務新政產生出一個半生不熟的新階級——買辦和先富階層，他們不是傳統(tǒng)中國社會地主階級的替換階級，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他們只是“半封建社會”的“半資產階級”，他們當然還不足以引領中國社會邁向現(xiàn)代國家，但是他們的出現(xiàn)毫無疑問地為中國歷史注入了新元素，是后世中國一系列變化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去討論曾國藩那一代人，或許可以找到新的話題與視角。

讀鞠海這本《夾縫中的總督》還引起我的一點聯(lián)想，曾國藩之所以在生死關頭總能坦然面對，主要應該與其接受的教育有關。我們知道，中國古典教育就是君子教育、圣人教育，就是要培養(yǎng)每一個人都成為圣人，成為君子。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圣人君子，就是中國讀書人追慕的目標，也是涵養(yǎng)的結果或終點。所謂“三綱領、八條目”，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現(xiàn)代觀點看顯得迂腐，顯得不那么時尚，但這些確確實實是中國讀書人千百年所遵從的原則和奮斗的方向。閱讀曾國藩，我一直能深刻感受到他的成圣情結，記得年輕時讀到他的逸聞趣事，說他渾身牛皮癬，但他不抓不撓，不哼不哈，我當時就覺得挺佩服。這不是做作，而是修為，是修煉，是意志，是意念。有這種訓練，有這種自制力，還有什么是不可以克服的呢？

中國古人推崇“三不朽”：立德、立功與立言。但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卻為數極少，“孔孟荀”（孔子、孟子、荀子），“董程朱”（董仲舒、二程、朱熹），固然是儒學史上的偉大人物，但說三不朽，各自總是三缺一。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前有王陽明，后有曾國藩。只有他們二人上馬能打仗，建功立業(yè)，報效朝廷；下馬能治國；余暇能著述，且有不凡的見解，影響一個時代，因而不朽。

曾國藩值得后人注意的故事很多，在我看來，子女教育尤為突出。曾家至今不過一百多年，至多五代、六代人，但是曾家奉獻出來的人才，可是數不勝數。尤其是那個時代強調門當戶對，我們去翻檢近代以來有成就者名錄，常能看到與曾家有關的。這一點很值得研究。

由讀鞠海的新著引發(fā)了一點感想，不對之處，請讀者諸君批評賜教。

鞠海還很年輕，三十多歲就有專著出版，很值得祝賀。當然未來的學術路還很長，要繼續(xù)閱讀曾國藩的史料，閱讀這一個時代的史料，要從時代去觀察曾國藩，要從曾國藩的研究來重新認識這一個時代，之后就是不斷修正改寫自己的作品，那么久而久之就可以將這本《夾縫中的總督》打造成一個可以傳下去的經典文本。

是為序。

馬勇

2023年11月6日

作者鞠海從曾國藩的內部視角出發(fā)，聚焦曾國藩看似高光人生的至暗時刻，深挖他如何渡過人生最后20年的煎熬時刻，從政治軍事史、心態(tài)史、日常生活史角度闡釋史料，讓讀者可以平視這個大人物的生活，呈現(xiàn)出一個平凡人曾國藩的真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