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xué)教授龔鵬程主編《歷史大變局：形塑中國三千年》一書，收錄歷代經(jīng)典文章139篇，按照縱向的時間順序，以原點的形式，全面展現(xiàn)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軌跡。

本文為全書的序言。

歷史，在轉(zhuǎn)捩點上

觀乎人文，察于時變

“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歷史的驚濤駭浪，翻翻滾滾。奔騰處，激越慷慨；低回處，幽咽纏綿。但是，游動波流，卻徒然教人悲喜莫名、棖觸萬端，而不能知其究竟。

到底歷史只永遠表現(xiàn)為一種周而復(fù)始的循環(huán)，還是發(fā)展成無窮無盡的追尋？一切變化都歸于既定的人類使命，還是它在變化中帶領(lǐng)我們攀上幸福的頂峰？文明的驟起驟衰，憂若潮汐，人類的生涯有限，又怎能探勘歷史的跫音、尋找文化的坐標？暗夜長途，何處才是歷史的光明？忽焉就死，歷史對人生的意義又在哪里？

任何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都是相當惶惑茫然的。歷史，常像雅士培（Karl Jaspers）所說，不時表現(xiàn)為一團烏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如急轉(zhuǎn)的洪流，從一個騷動或災(zāi)難緊接到另一個，中間雖有瞬間出現(xiàn)的短暫歡樂，亦如小島一般，終究也要遭到吞沒。但有時，歷史

文小武:

也并不全然如此盲亂，它仿佛如康德所說，是一種明智計劃的理性過程，并不斷趨向于成熟完美——雖然他也承認整個人類歷史之網(wǎng)，是由愚昧幼稚的虛榮、無聊的邪惡、破壞的嗜好所織成。那么，歷史到底是什么？歷史中是否確能找到明顯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或變遷的規(guī)律呢？

這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事。我們傳統(tǒng)的史學(xué)，大抵總相信歷史的道德趨向，王道理應(yīng)成功、霸道終歸失敗，暴君一定亡國、仁者當然無敵。歷史的道德規(guī)律，推動著歷史的發(fā)展，所謂“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東方朔《答客難》）。西方自奧古斯丁（Augustine）以降，亦輒欲說明人類歷史乃遵循一種形而上的律則在進行著，一切皆為上帝所安排，個人的遇合、國家的治亂，乃至于皇權(quán)之成立，都決之于上帝的旨意與恩寵。十八世紀以后，因受科學(xué)發(fā)展的影響，認為人性與物理都須受自然法的支配，一切都決之于理智，而既以理智為依歸，則人類即必須珍視自由，不自由，文化必定衰落。十九世紀后，又由于達爾文學(xué)說的影響，相信人類的歷史一定是步步前進的，不管分成若干階段，后一階段總要比前一階段好些。另一派則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歷史循環(huán)說或周期說，諸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五德轉(zhuǎn)移，治各有宜”之類，與西方思辨性歷史哲學(xué)亦多有暗合者，其言甚為繁賾。這些主張，雖各有論點，但總都具有決定論傾向，不認為歷史只是盲目的、偶然的聚合，故努力地想在歷史的變遷中，抽絲剝繭，爬梳出一個規(guī)律的模型，以掌握歷史的動態(tài)。不幸的是，歷史事件之雜亂無章、龐然紛若，歷史知識之性質(zhì)特殊，往往使得這些規(guī)律在解釋時遭到困難。所以自十九世紀蘭克（Ranke）及普魯士歷史學(xué)派提倡經(jīng)驗的史學(xué)以來，黑格爾式思辨性的歷史哲學(xué)即逐漸式微了，近代實證論及行為主義者，甚至都曾排除對歷史之意義的追究。但是，這也是矯枉過正之談，因為追問歷史的意義，不僅是一種合法的（legitimate）探索，而且是我們非做不可的事。故奧古斯丁這個傳統(tǒng)，在當代又漸有再生的趨勢：梅耶霍夫（Meyerhoff）所編《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哲學(xué)》中，曾列舉Berdyaev（柏提耶夫），Barth（巴特），Niebuhr（尼布爾），Tillich（蒂利希），Butterfield（巴特菲爾德），L?with（洛維特）等當代思想家，來證明這一點。

糾纏于這些傳統(tǒng)、質(zhì)疑與趨勢之中，歷史，依然曖昧難明。那里面，自不乏小樓聽雨、深巷賣花的款款情致；那里面，也總含藏著鐵馬秋風(fēng)、樓船夜雪的莽莽蒼蒼。英雄叱咤，遺民淚盡，千古興衰，一紙論定。歷史的浩瀚博大、莊嚴深邃，實非此類爭辯與追詰所能窮盡。每當我們仰觀蒼穹，列星燦燦、浮云皓皓時，便自然而然地會興起這種充脹胸臆的歷史感情，思而不見，望古遙集，歷史的呼喚，于焉展開。

就是在這樣的呼喚與感應(yīng)中，歷史才對此時此地的我們具有意義，而我們也才能真正進入歷史中，去“觀看”歷史的動態(tài)，稽其成敗盛衰之理。不管歷史是理性自主的運作，是隨順理性的計劃安排，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撥弄，既無理想目標，也無法則，我們觀察歷史的這個行動，本身就具有省察人類存在之歷程的意義。而這種省察，也內(nèi)在地開展了我們的世界，讓我們超然拔舉于此時此地之上，開拓萬古之心胸，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不是遁世逃避，乃是積極開拓自我，并借著這樣一種活動來跟現(xiàn)實人生社會做一番對照，以“察盛衰之理，審權(quán)勢之宜”（賈誼《過秦論》）。換言之，歷史縱使只是一條惡魔遍布的價值毀壞之路，觀看歷史，依然可以讓我們更清明地向理性與道德的完美境域邁進。

這也就是說，歷史的性質(zhì)與功能，它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其實就在我們觀乎人文、察于時變的行動中。人文的發(fā)展、價值的探索、社會的變動、人類一切理性與非理性的成就，俱在歷史中向我們招手，并展露它廣袤繁多的姿容。只要我們真正涉入其中，歷史立刻就進入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通古今之變，參與歷史的脈動。

歷史遺忘了中國，中國也遺忘了歷史

古今之變，到今天可說是劇烈極了。

明朝末年，利瑪竇來華傳教時，他所繪印送給中朝士大夫的《輿地全圖》中，因為中國并不在中央，以致引起許多批評，《圣朝破邪集》里甚至攻擊他：“利馬竇以其邪說惑眾。……所著《輿地全圖》……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試于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卷三）這時，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與文化，還是充滿自信的，他們所表現(xiàn)的文化內(nèi)容，也能讓耶穌會遠人欣然嘆服：認為在世界各國仍處于蒙昧之時，中國即已有了孔子，孔子與基督有相同的神性與使命，是“真的神”；而儒教基于相愛之關(guān)系所產(chǎn)生的政治制度，迥異于西歐基于主人與奴隸的關(guān)系，對西歐社會，更為一優(yōu)美之對照，要改造西歐，即有“接種中國思想”的必要。

可是，不到二百年后，這種局面就完全改變了。在歐洲刮起的中國熱，逐漸冷卻，自十五世紀以來，基督教國家向“落后地區(qū)”擴展其文化的行動倒越來越熾烈。不僅有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xué)家宣稱“所有的歷史都走向基督，而且來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現(xiàn)是歷史的軸心”；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也高唱“白人的責(zé)任”。所謂白人的責(zé)任，就是說白種人有責(zé)任“教導(dǎo)”有色人種，要他們采取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生活方式，并學(xué)習(xí)西方的技術(shù)。遠洋殖民和貿(mào)易事業(yè)，逐步把他們這種“偉大”的理想推拓到非洲、亞洲。利用船堅炮利，轟開了天朝的大門，搖撼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于是，夕陽殘照漢家陵闕，天朝的光榮，恍若西風(fēng)中的枯枝敗葉。沉淪崩圮的世代、花果飄零的民族，這時所再呼喊的，便不再是歷史與文化，而是接種西洋思想了。受挫折的中國靈魂，從此被迫去擁抱另一個天朝，學(xué)習(xí)另一套歷史與文化，以重塑中國的未來，并理解中國的過去。

這當然是可哀的事。昔日的真神，現(xiàn)在概在打倒之列，歷史被當作包袱，視為與現(xiàn)代對立的僵化凝固體、阻礙進步的絆腳石。任何人在面對中國歷史時，都可以毫無敬謹謙?之心，或莊嚴誠懇之情，都有資格恣意批判。很少人真正通過歷史的屬辭比事，以疏通知遠，卻大言炎炎，棄此歷史文化如敝屣。社會上一般人，對歷史更是隔膜，歷史知識至為貧乏，即使是高級知識分子，對本國史，亦輒有比鄰若天涯之感。

連橫曾說：“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鑒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保ā丁磁_灣通史〉序》）章太炎也以為：“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例所系，曰：言語、風(fēng)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保ā稒z論》卷四《哀焚書》）這些，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法。姑不論我們是否仍可稱為文化之國，也暫時不管當前社會名流是否皆以競作世界公民是尚，而恥言民族主義；倘若我們毫不諱飾地來看，自會發(fā)現(xiàn)目前我們對歷史的淡漠與無知，確實已經(jīng)到了令人拊膺長嘆的地步了。

造成這種現(xiàn)象，固然肇因于這次天朝的大變動，勢之所趨，莫可奈何，但我們對歷史教育的輕忽與僵化，實也是一大原因。至少在制度上，大學(xué)分組的辦法，幾乎強迫一半以上資質(zhì)穎異的學(xué)子，從高中起便視歷史為身外之物，從此不再接觸。少年時期，如此缺乏歷史的熏陶，長大以后又怎能奢求他們會有歷史的感受和理解？而等到整個社會上的成人都普遍欠缺歷史的認知時，又怎么會尊重歷史？怎么可能汲探文化的根髓？徒然讓兒童去肩負背誦《三字經(jīng)》《唐詩三百首》的重任，就算達到歷史灌輸?shù)哪康牧藛?？何況，歷史教育并非灌輸即能奏效的?，F(xiàn)今歷史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不能激發(fā)國民的熱情與向往，無法砥礪種性、激昂民氣，教材之平板僵硬，自屬重要癥結(jié)。須知讀史之要，在使人知政事風(fēng)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所謂“《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洪范》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書大傳》）。我們的歷史教育，似乎對此仍少措意。

當然，可以告慰的是，在學(xué)術(shù)界、高等研究機構(gòu)中，仍有不少杰出的學(xué)者在從事歷史之探索。但仿佛大家還不曾理解到：歷史，尤其是自己國家文化的發(fā)展歷史，并不只是一門孤立的學(xué)科，而是人存在的基石。人存在的意義，無不是根于歷史而展向未來的，過去的歷史傳統(tǒng)，構(gòu)成了我們理解的背景。我們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界，并向這個世界開放的唯一依據(jù)，仰賴的就是這個力量。這個力量一旦不顯，歷史就成了搞歷史的人的專職，成為紙面上的一堆堆資料，與公共大眾無關(guān)，而我們的研究與教學(xué)，自然也就僅能局限于平面事件的排比與介紹，不再致力于觀人文、察時變了。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當我們漠視歷史時，歷史也正在遺忘我們。

從前，四夷賓服、萬方來朝的時代，我們天朝對于四裔遠人及寰宇全貌，實在缺乏理解。而現(xiàn)在的天朝，也同樣沒有把“落后地區(qū)”算進人類的歷史里去。像房龍那本名著《人類的故事》里，你就幾乎找不到人類之一——中國人的故事。威那·史坦恩（Werner Stein）原著，貝納德·古倫（Bernard Grun）和華萊士·布勞克威（Wallace Brockway）英譯增訂的《歷史時間表》中所指的歷史，也不全是整個人類的歷史，而只以西歐、美洲為其重點。盡管印度、中國、日本等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有記載，也非有意省略，“但作者們也沒有做任何努力來調(diào)查這些地區(qū)的歷史事件”（見該書序文）。

更有趣的例子，是羅伯特·唐斯（Robert B. Downs）所寫的《改變世界的書》（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唐斯是著名的圖書館學(xué)家，他認為自文藝復(fù)興以來，有十六本書改變了世界，這十六本書是：一五一三年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一七七六年潘恩的《常識》、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七九八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八四九年梭羅的《不服從論》、一八五二年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八九〇年馬漢的《海權(quán)論》、一九〇四年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我的奮斗》、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一六二八年哈維的《心血運動論》、一六八七年牛頓的《自然哲學(xué)的數(shù)學(xué)原理》、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九〇〇年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一九一六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理》。

這些書，在我們《辭海》的“中外歷史大事年表”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是像《傳習(xí)錄》《四庫全書》之問世，卻不見于唐斯這份書單里。當然，我們并不因此而否認這紙書單里的書確實影響深巨，確實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可是，這究竟是誰的歷史？那個也曾參與人類文明之創(chuàng)造、也曾貢獻世界歷史之開展的中國，難道就這樣被遺忘在歷史之外了嗎？

是的，天朝的燈影舞姿，正如是之璀璨，蜷縮在文化邊陲的荒煙蔓草中的我們，恐怕早已被剔除在歷史之外，置諸天壤若存若亡之間了。

然而，何必慨嘆，何用嗟傷，旁人本來也并沒有義務(wù)要熟諳咱們中國的歷史。而且，只要我們自己不遺忘歷史，歷史也必不遺忘我們。無人懷疑中國現(xiàn)在必須參與世界，必須接納西洋文化，可是假若我們再想想當年新文化運動諸賢如梁啟超、胡適等人開列“國學(xué)最低限度必讀書目”時，為什么要說“并此而未讀，真不得認為中國學(xué)人矣”，就可知道歷史的認知，原無礙于新世界的開拓；歷史文化的熏習(xí)，則是人生必備的條件之一；至于對歷史變動與發(fā)展的理解，更是國民最可貴的能力。何況，王國維說得好，“只分楊朱嘆歧路，不應(yīng)阮籍哭窮途”，因為“窮途回駕無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天寒》）。處身在新舊交沖、中西激蕩的偉大時代，加強歷史的認知，正是“窮途回駕”，時猶未晚，且也是避免“歧路亡羊”的唯一辦法。我們對此，自宜知所勠力。

只不過，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歷史文獻龐雜無儔，要了解中國歷史的源流與交遷，我們“必讀”的又該是些什么？

通古今之變：改變中國的劃時代文獻

以中國史學(xué)“疏通知遠”的特質(zhì)來看，尋求通古今之變的歷史功能，乃是任何史著不論其體裁如何都想達成的目標。雖然像鄭樵，標榜通史，以為“自《春秋》之后，惟《史記》擅制作之規(guī)?！保喙獭耙詳啻鸀槭?，無復(fù)相因之義……會通之道，自此失矣”（《〈通志〉總序》）。但即使是斷代為史，依然可以有會通之義，只是斷代者包舉一代，通史者綜括古今，范疇各有所宜而已。

話雖如此，觀時變而察古今，畢竟仍以通史為優(yōu)。中國除《史記》之外，有《通典》《通志》《通考》這一類傳統(tǒng)，囊括歷代典章名物制度，而觀其嬗遞興變之跡；也有編年為史的《資治通鑒》，其體制雖與紀傳不同，但實質(zhì)上仍為一種通史。這些通史，著歷代盛衰興壞，以見事勢之遷變，足以使人識大體而知條貫，自然是我們所該諷誦研讀的。

但史文浩繁，舊籍所存，其實都是史家在面對他那個時代時，針對他所關(guān)心的問題而提出的解答，代表著史家個人的存在感受與歷史理解。譬如司馬遷撰寫《史記》，自謂“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把“究天人之際”和“通古今之變”并舉，同為他寫史的兩大宗旨。這種對天人之際問題的關(guān)切，乃是太史公特殊的存在感受與歷史理解，也是他那個時代的主要問題。太史公對于這個問題，“究”的結(jié)果，是要于人事盡處始歸之于天命；是強調(diào)天變與政事俯仰；是主張為國者必貴三十年一小變五百年一大變的天運，然后天人之際續(xù)備；是堅持天道難知，而人道可期，道不同時，則各從其志……我們看《史記》時，觸目所見，都是“豈非天哉”“此非天命乎”“人能弘道，無如命何”“非天命孰能當之”“乃天也”一類話。這些話顯示了《史記》正是司馬遷對歷史提出的解答。旁的史家，關(guān)切的不是這個問題，其解答便當然不同，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說司馬光寫《通鑒》時，正與諸人爭論國事，因此：“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于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既然如此，則我們閱讀這些史著，便不只是熟悉它們里面所記載的歷史事件，而是重新經(jīng)驗該史家的問題與解答，重新認知他的存在情境。這種經(jīng)驗與認知，誠然十分珍貴，誠然如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說，是“重新思考別人所思考的當兒，就是自己在思考所思考”（《自傳》第十章）。但那畢竟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畢竟不是在這中西交沖巨大變動時代所急欲尋求的答案。我們需要一部能夠具體而清晰顯示中國歷史之變遷與發(fā)展的史著，好讓我們觀人文，察時變，揭明中國歷史的源流。

這種史著，乃是新時代的需要，因此非舊有史籍所能替代。而事實上，身當我們這個空前奇異偉麗的時代，是理應(yīng)有大史學(xué)家出來，網(wǎng)羅放失舊聞，恢張高情宏識，創(chuàng)以新體，勒成一書，為史學(xué)開一新局面，如太史公或司馬溫公那樣。

不幸現(xiàn)在我們并沒有這樣的史家，也沒有這樣的史著，通史大業(yè)，墜緒茫茫，賢者不作，實令人有“小子何述焉”之慨！

我們無從取則，又無法緘默，無此學(xué)識，自然也不足以當纂修之任，沒有辦法，便只好用選文來替代著述。當此“莽莽神州入戰(zhàn)圖，中原文獻問何如”之際，征文考獻，選輯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文章若干篇，略仿編年之體，排列條貫。任何人只要看了這些文章，中國文化如何摶塑成形，中國歷史如何興動遷變，必皆可一目了然。

歷史，在變動中

我國選文總集的傳統(tǒng)，向來以文學(xué)為主，《四庫提要》謂總集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三百篇既列為經(jīng)，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卷一八六），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固然總集中也不乏《三臺文獻》《中原文獻》《清源文獻》《嶺南文獻》《經(jīng)世文編》這一類具有史學(xué)意義的東西，但從未蔚為傳統(tǒng)。

其實，編總集，可以有門類；選文章，可以定宗旨。這跟史家的別擇心裁，不是恰可相通嗎？輯錄原始文獻，讓材料自己說話，不也跟歷史的客觀性要求相符合嗎？運用這種方式來作史，不單可以開拓傳統(tǒng)選集的領(lǐng)域，更能圓滿安置歷史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問題，對于“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這一事實，尤其是有力的印證，昔人見不及此，實在是很可惜的事。

何況，一切歷史的變動，都要顯示在人文成品上，而文字，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文章本身，不僅記載了歷史，也解釋了歷史。而這些遺存的文獻記載之中，又有一些，不只是記載，不只是解釋，更直接塑造了歷史，產(chǎn)生了絕大的變動，引導(dǎo)人類或一個文明走向另一個全新的境地。例如董仲舒的《賢良對策》、韓愈的《原道》、孫中山的《〈民報〉發(fā)刊詞》、胡適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之類。歷史之流，因這些文獻出現(xiàn)而扭動了航道，因此，它們是積極地改變了歷史的文章，一紙之微，旋乾轉(zhuǎn)坤。

另外，還有些文章雖并未直接塑造、改變歷史，可是它反映了時代的變動，刻畫了歷史的軌跡，影響了后來的發(fā)展，如秦始皇的《初并天下議帝號令》、嵇康的《養(yǎng)生論》、歐陽修的《朋黨論》、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等等，對歷史之流衍，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文章，是中國歷史甬道里，一座座里程碑、一盞盞標示其曲折面貌的燈簇。把這些爝火燈盞串聯(lián)起來，即成了一條蜿蜒燦爛的中國之路。中國，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一站一站走過來的。

換句話說，歷史如果有所謂的“轉(zhuǎn)捩點”，這就是了。透過這些文章，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不斷在轉(zhuǎn)捩點上，人類也永遠在對其生存情境做價值的判斷、意義的創(chuàng)造、技術(shù)的更新和生命轉(zhuǎn)捩點式的抉擇。他們或如《太極圖說》，張皇幽眇；或如《天工開物》，寄情物理；或究幾何之原理，或申薙發(fā)之禁令；或者館開四庫，或者奉天討胡。孔子改制、鐵云藏龜，政治經(jīng)濟學(xué)術(shù)科技，各個層面仿佛都在齊聲用力唱出一種歷史的理則：人類的歷史，畢竟是由人類自己用他自由的意志與思索，努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不論幸福還是沉淪，一切也都得由他自己來負擔(dān)。

這本選集，就是想表達這樣一種觀點。

選文的體例，是經(jīng)義奧旨、諸子成書，只發(fā)揮思想哲理，而不涉及歷史變動者不選；影響深巨，難以句摘篇選如《論》《孟》《老》《莊》之類，也無法甄錄。同一事，而其變動見于各文者，則擇其尤要者；假如改變歷史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書，如歐陽修《集古錄》、嚴復(fù)《譯〈天演論〉》之類，便以序代書，借見一斑。每篇文章后面，略加注釋，并附譯文，以便讀者籀讀。最后，則加上編者們對該文的詮釋，簡要說明文章的內(nèi)容、寫作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響等。

這樣的編寫工作，當然困難甚多，因為上下五千年，什么文章改變了歷史、什么文章足以顯示歷史的腳步、什么文章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什么文章展現(xiàn)了文字的尊嚴與力量，實在頗費斟酌。而且，這些文章不是早已融入中國人的血液中，釋注繁多，師法紛雜，難以董理；就是從來沒有人詮解過，其名物度數(shù)隨時代變遷而難以稽考。編寫者限于學(xué)力和時間，倉促就事，亦無法探驪得珠、曲盡其要。至于以今言釋古語，本是訓(xùn)詁的舊例，現(xiàn)在卻要全部“翻譯”成白話文，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其不如人意，還用得著說嗎？

但椎輪大輅，本來就是歷史的通例，假如這種編輯理念沒有大錯，這種歷史觀點和通史的要求還不算太荒謬，則這次粗糙的嘗試，便不會是毫無意義的。更周全的歷史詮釋、更具代表性的篇章、更廣泛的層面，都可以在增訂時重作調(diào)整。

編輯這本書，原先是周浩正先生慫恿的；編寫過程中，陳恒嘉先生的辛勤奔走、編寫諸友人的案牘勞形，都令我甚為感動感激。我知道他們之所以愿意如此辛勞，是因為相信這本書可以成為現(xiàn)代國民“必讀”的歷史讀本，相信中國歷史的源流與發(fā)展可以借此展示出來。但我偶爾也會憶起陸放翁的詩句：“鏡雖明，不能使丑者妍；酒雖美，不能使悲者樂”（《對酒嘆》）。沒有一部歷史能自然彰示其意義，除非讀者自有其存在的感受與之相應(yīng)；我們也不能從任何一部歷史著作中學(xué)到什么，假若我們并無歷史感。讀者能從這些改變中國的文章里，改變自我，呼喚起自己的存在感受來與它對應(yīng)，以期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嗎？

或許，這也是個轉(zhuǎn)捩點吧？

一九八六年六月端陽寫于臺北龍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