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文藝復興”，限定在通常所說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以及之后的北方文藝復興上，那么在歐洲崛起的過程中，文藝復興扮演的角色，可能并沒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重要。

歐洲的崛起是個長時期的過程，數百年來的一系列事件——諸如十字軍東征、大翻譯運動、現代大學的興起、資本主義的萌發(fā)、新航路的開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乃至之后的啟蒙運動、工業(yè)革命，相互作用，互為因果，最終量變形成質變，推動了歐洲的崛起，而文藝復興，只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篇章。

我來講幾個教科書不大提到的點吧。

首先是人口。

在農業(yè)時代，人口可以說是文明實力的主要來源。以德國和近東地區(qū)為例，根據《世界人口歷史圖集》的估計。從公元1000年到1300年，德國人口從不到400萬增長至大約900萬，其他歐洲地區(qū)基本也經歷了類似的人口倍增。而與此同時，占據了東地中海文明精華區(qū)域的奧斯曼帝國范圍內的人口則幾乎沒有變化，部分地區(qū)甚至有下降趨勢，中東其他地區(qū)也是如此。

人口變化的外在反應，就是歐洲和中東，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教世界實力的此消彼長。8世紀時，實力處于巔峰的阿拉伯帝國可以將邊界推進到法國中部，而從10世紀之后，地中海周遭伊斯蘭文明區(qū)的范圍不斷縮小。在南歐，經歷數百年的再征服運動，穆斯林被趕出了伊比利亞半島，在中東，歐洲的十字軍一度啃下了沿海的部分土地，雖然不算成功，但攻守之勢已然轉變。

人口增長的背后，是歐洲的農業(yè)革命。8世紀之后，西北歐地區(qū)逐漸開始用重型犁耕地。和羅馬時代的輕型犁相比，重型犁可以犁開西北歐濕潤厚重的土壤，讓土地得到充分犁耕。此后，西北歐的人口開始穩(wěn)步增長。不過這種重型犁究竟是如何起源和傳播的，目前還不是很明確。

更多的人口，意味著更大的市場，更大的需求，在合適的條件下，也會推動技術更快的發(fā)展。此外，人口的增長，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會促成統(tǒng)治方式的改變。迅速增長的人口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間，這也是一種開拓的力量。

其次是蒙古人的遠征。

13世紀，蒙古人的迅速崛起終結了中東、中亞等地數百年來的分裂局面，歐亞大陸進入到一段持續(xù)一兩百年的蒙古和平時期。盡管蒙古人的崛起伴隨著大量殺戮，但蒙古人的統(tǒng)治卻也讓歐亞大陸暫時平靜下來。于是這一時期，出現了以伊本白圖泰、馬可波羅、汪大淵等人為代表的大旅行家。

大旅行家是歐亞大陸兩端的技術、文化交流的縮影，而這種交流，最大的獲益者就是歐洲。相比較中東、中亞以及東亞，歐洲在蒙古崛起的過程中沒有遭受到太大規(guī)模的生靈涂炭。這一時期，大量先進技術傳入歐洲。原本在亞歐大陸上發(fā)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歐洲迅速拉近了和其他文明的差距，甚至后來居上。

舉個例子，在10世紀的時候，亞歐大陸東端的中國已經開始應用火藥，造紙術發(fā)展了數百年，雕版印刷產業(yè)也已經非常繁榮。而此時的歐洲，人們還不知道火藥和印刷術，造紙術也還沒有通過中東傳來。

而到了日月重開大宋天的14世紀，當時的歐洲人已經學會了造紙，也了解了雕版印刷（當時歐洲已經出現了早期的版畫），能夠制造使用火藥的管形火器，此時的中國，這些技術自然也沒有失傳，但是相較于歐洲，已經沒有很大優(yōu)勢了。

最后是科學革命。

通常所說的科學革命，發(fā)生在16-17世紀，以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為標志，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識以及探究手段產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這一時期，學者們開始將理論推導和定量實驗結合起來，這方面的先驅伽利略也因此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以及”科學方法之父“。

從時間上看，科學革命似乎是和文藝復興差不多時候的事情，但其實，科學革命的種子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早在11世紀，生于伊拉克的伊斯蘭科學家海賽姆（西方稱為阿爾哈曾）就已經用定量實驗結合理論推導研究光學和人類的視覺，成為伽利略的先驅。

此后不久，歐洲學者通過西班牙的托萊多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西班牙和西西里都曾處于伊斯蘭勢力的統(tǒng)治之下）兩大翻譯中心，將大量阿拉伯學術著作翻譯成拉丁文以及其他歐洲語言（其中一些阿拉伯著作，又翻譯自更早的希臘羅馬著作）。

大翻譯運動得到了教會的支持，在此過程中，亞里士多德也取代柏拉圖，成為對歐洲經院哲學影響最大的古希臘哲學家。當然這一轉變也逃不過和伊斯蘭學者的關系。因為他們主要是從伊本路西德（歐洲人稱為阿威羅伊）的理論認識亞里士多德的。

雖然在中學科學和歷史課本里，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往往以負面形象出現，但亞里士多德注重通過邏輯和觀察認識世界，以阿奎那為代表的經院哲學家則試圖以理性認識上帝，這都和近代的科學方法有共通之處。我們不能粗暴地以現代人的視角，否定這些理論在當時的進步意義。

也正是在這些理論和學術基礎之上，12世紀的歐洲，發(fā)生了一場被后世稱為十二世紀文藝復興的運動。著名代表有前面說過的神學家阿奎那，大阿爾伯特，還有奇異博士羅杰培根，奧卡姆的威廉等等。羅杰培根注重實驗的研究方式，奧卡姆的威廉提出的“如無必要，勿增實體”，也就是著名的奧卡姆剃刀原理，都對近代科學的發(fā)展有推動作用。

仔細研究這段時間的歐洲思想史，有學者提出，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歐洲的知識發(fā)展并沒有根本性的中斷和革命，這些學者主張將歐洲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作為連續(xù)發(fā)展過程的標志，這就是所謂“連續(xù)性論題”（Continuity thesis）。

法國物理學家、科學史家皮埃爾·迪昂是連續(xù)性論題的開創(chuàng)者，他注意到中世紀晚期學者在靜力學方面的研究成就，認為羅馬教會其實促進了西方科學的發(fā)展。迪昂將中世紀晚期的羅杰·培根、尼克爾·奧里斯姆等學者視為現代科學的奠基者，認為現代科學是從中世紀晚期，通過一系列漸進的，難以察覺的改進而發(fā)展起來的。

比利時科學史家喬治·薩頓（他被認為是科學史學科的奠基人）也支持類似觀點。他認為，相較于之前的十二世紀文藝復興，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發(fā)展停滯不前。這一時期的人文學者更強調形式而非事實，以致于此后的學者，不得不再次建立起科學實踐的精神。他認為，正是奧卡姆主義和阿威羅伊（即伊本路西德）的結合，為新時代的開始做好了準備。

當然還有不少其他推動歐洲崛起的因素，有些可能教科書里提過，有些篇幅有限，這里就不展開了。總之，導致歐洲崛起的因素有很多，哪怕文明這類以歷史為舞臺的策略游戲，都要設置科技樹、政策樹、資源、政策等元素模擬這一事件的發(fā)生，片面將其歸于文藝復興，就太簡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