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之人不有可恨之處”，在一些情況下，這話反過來講是否也能說得通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在北京、河北一帶的悍匪白寶山，在我國也算得上是家喻戶曉了。或許在大伙兒看來，這人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惡棍，骨子里沒一處是好的。

可事實上，即便惡如白寶山，一開始也決心改邪歸正，過上正常的日子。

1996年3月7日，被提前一年釋放的白寶山回到北京，從此后的一段經(jīng)歷來看，此時的他對新的人生還是有些憧憬的。然而沒多久，他就意識到或許那個罪惡的自己更適合這個現(xiàn)實世界。

其中有一個頗具代表性、充滿諷刺意味的小插曲：回到北京后，按照政府指示，白寶山去相關部門辦理戶口。然而不知是單純地看不起劣跡斑斑的勞改犯，還是想趁機撈點油水，當時值班的民警表現(xiàn)得十分不耐煩。

本來就是走個程序的事，民警卻說這事兒至少要用半年。白寶山感覺有些難以置信，可當他再次詢問時，民警的態(tài)度變得更加惡劣，聲稱再問的話就得等更久。

白寶山伏法后回憶起這段往事，說自己為了個戶口前前后后跑了六七次也沒辦成，反倒是后來警方抓捕他時，用“戶口批下來了”為誘餌，要他跟著去派出所辦一下手續(xù)，一下就騙他把門打開了。

在他的犯罪歷程中，我們也很容易看出他心態(tài)的變化：顯然最開始只是好逸惡勞，沖著錢財去的，后來卻變成了單純的報復社會。面對審訊，他語出驚人：“如果出來時還年輕，他就殺成年人，如果年紀大了就去殺孩子?？傊粫e著，能殺多少算多少，直到走不動路為止?！?/strong>

即便是邪惡的滋生也需要土壤，那么白寶山究竟遭遇了什么，使他從一個小毛賊淪為“名震全國”的悍匪惡徒呢？

資料里提到：1971年，13歲的白寶山開始上小學一年級，這個年齡顯然不是適齡入學，這令他在同學間顯得格格不入。此外，他的父親早早去世，母親改嫁。

不難想象，糟糕的家庭背景本就令他內(nèi)心脆弱敏感，而他在學校里恐怕又沒少遭到同學的調(diào)侃和玩笑。小孩子嘛，正值童言無忌的年齡，對人情世故一竅不通，很難意識到一句再無心的玩笑話，也能成為殺人的尖刀。

白寶山在學校里只待了2年，15歲時便輟學打工，18歲時進入北京石景山區(qū)第一電碳廠當了裝卸工人。1981年，他與一名女工友結婚，次年誕下一對龍鳳胎，此時的他年僅24歲，人生便已向好的方向不斷邁進。

遺憾的是，正如我們先前所說，雖然白寶山一開始并非大奸大惡之徒，但此人也絕非省油的燈。

1982年12月，白寶山伙同一張姓朋友，從別人家陽臺順走兩件衣服。幾天后，他們又摸進另一戶人家中偷走一輛自行車。

這兩件案子并不起眼，可錯誤沒能及時被懲治，這直接毀了白寶山的大好人生。

1983年3月8日，白寶山在潛入一家工廠盜竊鋼管時被抓了個正著，事情本來鬧得并不大，但時值嚴打，北京市宣武區(qū)人民法院判了4年。白寶山對這個結果非常不滿，認為自己頂多算小偷小摸，法院實屬小題大做。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一番“抗爭”非但沒有縮短刑期，反倒讓刑期翻了三倍多，一下子變成了14年。

原來，法院一深入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這個小毛賊居然已前科累累，盜取各種贓物總價值共計少說都有大幾千。不僅如此，還有證人向法官打報告：其中在1982年12月17日晚，白寶山跑進別人家院子里偷玉米，被發(fā)現(xiàn)后竟還反手用木棍打事主，導致事主頭皮開裂，顱骨骨折。

法官一聽頓覺非同小可：這可不是偷竊，這是搶劫??！數(shù)罪并罰，白寶山最終被判入獄14年。

那個年代，我國正處于快速發(fā)展期，國內(nèi)外局勢的快速變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的混亂，尤其是基層社會，各種違法犯罪現(xiàn)象層出不窮，屢禁不止。也正是在這一階段，兇惡匪徒輩出，就連警察甚至是軍隊，在他們眼里也不過是能夠讓他們搶得槍支武器的“工具人”。

相比之下，彼時白寶山的小偷小摸似乎確實算不上十分惡劣，他因而對判罰結果很是不滿。此事令他的心態(tài)遭受了重大打擊，產(chǎn)生了極大的負面情緒，他覺得自己被警察和法院針對了，“復仇”的念頭開始從心中萌發(fā)。

在監(jiān)獄這個更加特殊的“小社會”里，白寶山又體會到了另一種更加露骨的險惡。

一開始，他在獄中混得還算可以，因為性格內(nèi)斂從不惹事，平時也只顧埋頭干活，很讓獄警省心。然而有個叫傅克軍的獄友家里有錢，喜歡炫耀，打心眼里看不起又窮又土的白寶山；而另一名獄友李寶玉更是一心巴結傅克軍，在欺凌白寶山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人被分到牛場干活時，兩人強迫白寶山獨自攬下所有活，還變本加厲地欺負。而白寶山卻表現(xiàn)得非常順從，從不反抗?；蛟S對人生還有期待，他想著忍忍就過去了。

現(xiàn)實世界中巨大的悲哀，莫過于“弱者揮刀向更弱者”，以此牟取可憐的滿足感；后者的忍讓與妥協(xié)非但不能換來安寧，反倒讓霸凌者認為對方懦弱，更加明目張膽。

有一次，白寶山與李寶玉爆發(fā)爭執(zhí)，吵架中，后者大肆嘲諷白寶山膽小軟弱，當場放話稱“你有本事就殺了我”。此話無疑刺痛了白寶山敏感的自尊，沒多久，兩名獄友就先后神秘失蹤。

有意思的是，白寶山編了套無比蹩腳的說辭，稱兩人越獄了——這根本不合常理，通常情況下，被派去牛棚干活的犯人都是即將出獄的，怎會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逃跑？警方還在屋里發(fā)現(xiàn)了血跡，白寶山解釋稱那是他們此前打架留下的，害怕破壞紀律被延長刑期，所以瞞了下來。

對此，獄方竟沒有懷疑。后來傅克軍、李寶玉的遺體被挖出時，警方發(fā)現(xiàn)埋尸坑距離牛棚墻壁竟只有不到半米。

事實上，李寶玉那一句“有膽殺了我”已經(jīng)喚醒了白寶山體內(nèi)的“惡魔人格”，然而此時的他依舊心有羈絆——想到自己一對兒女，他也曾希望自己出獄后重新做人，努力掙錢，挽回一切。

先后發(fā)生的兩件事，幫助白寶山徹底完成了從“勞改犯”到“殺人惡魔”的蛻變。

第一件事便是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1996年3月12日，回到北京的白寶山按照國家的要求去相關部門辦理戶口，怎料遇到值班民警擺譜。我們不清楚那位民警是想要吃拿卡要，還是單純想要刁難，最終導致白寶山往派出所跑了六七趟也沒辦成。

事實上，這位值班民警的態(tài)度，很大程度上便可以代表彼時社會對白寶山這樣一名勞改犯的態(tài)度——大伙兒下意識地排擠他，抵觸他，即便他已決心痛改前非。

當然，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這一點無可厚非。

第二件事則是徹底的悲劇。

因為沒有戶口，加上有案底，白寶山基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無奈之下他另辟蹊徑，開始嘗試創(chuàng)業(yè)。

他用在獄中攢下的錢進了一批日用品，在街旁擺起了地攤，哪知幾天后，一伙城市管理人員就粗暴地沒收了他的全部家當，沒留半點情面。

這番折騰下來，白寶山已是山窮水盡，想想當初在監(jiān)獄里吹的牛，稱自己出獄后一定能掙個幾百萬，再看看眼下的處境，幾乎困入了絕境，此時白寶山的心態(tài)徹底失衡，決定用最殘酷的手段報復社會。

正如他所說的：如果出獄后能養(yǎng)活自己就好好生活，養(yǎng)不活就去殺人。

于是，我們熟悉的“悍匪”白寶山誕生了。

試想，倘若那位民警按正常程序幫助白寶山辦好戶口，讓后者順利找到工作，或許后來的悲劇便不會發(fā)生了，也不會有那么多的無辜者淪為白寶山槍口下的冤魂。

其實換個角度來看，白寶山也并沒沒有可取之處。

他有著超乎常人的毅力：1996年7月，白寶山返回老家徐水縣，打算從駐扎在此的解放軍手里搶一把槍用來作案。

為此，他趁夜色一點點爬到距離哨兵不到10米處，又在滿是蚊蟲的草叢中一動不動地趴了4個多小時。如此可怕的定力，怕是一些訓練有素的戰(zhàn)士都很難做到。

白寶山的心理素質(zhì)還非常強，搶劫得手后非但不出逃，反而換身衣服回到案發(fā)現(xiàn)場附近，大搖大擺地從警察眼皮底下經(jīng)過，還與路人討論劇情。在新疆邊疆賓館一案中，他正是用這種手段取得了“不在場證明”，令警方一度排除了他的嫌疑。

此外，白寶山槍法如神。

1996年3月31日晚，他從高井電廠執(zhí)勤的哨兵手里搶走一把56式半自動步槍，逃跑途中碰上了一輛巡邏警車。車上有6名警察，他靠一把槍與對方周旋，最終在打傷4人后全身而退。

1997年8月14日的新疆邊疆賓館劫案中，在搶劫得手后，白寶山一邊逃離一邊舉槍射擊追趕他的群眾和警察，過程中共射出14發(fā)子彈，打死7人、打傷5人，如此準頭簡直堪稱恐怖。

由此可見，倘若白寶山走了正道，如生在戰(zhàn)爭年代，或是參了軍，說不定能成為一名出色的戰(zhàn)士，甚至為國建功呢。

然而即便冷酷如他這樣的殺人狂魔，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也流露出了極為復雜的情感。

1997年9月5日晚7點，4名干警來到敲響了白寶山的家門，稱戶口辦下來了，讓他跟著回去辦個手續(xù)。白寶山在審訊中說，自己一下就感覺到這些人是來抓他的，當即表示同意，但要先回屋穿衣服。

這是緩兵之計，他本想摸槍突襲，怎料一轉頭，恰好看到母親從屋中走了出來——誰敢相信，這樣一名冷血惡徒，竟然僅僅因為害怕誤傷母親，或是不想讓母親看到自己兇殘的一面，便心甘情愿地束手就擒？

被判死刑后，白寶山更是痛哭流涕地向受害者們道歉，并讓世人從他的案例中吸取教訓，千萬不要去做一個危害社會的人。

“犯了這么大罪才有權利在這兒講幾句話，代價也太大了。”這幾乎是他的臨終遺言。

從上述來看，白寶山本質(zhì)上還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即便身入歧途，他也曾借著僅存的一點良知激烈掙扎過，只是在錯誤的時間不幸碰上了錯誤的經(jīng)歷。

結果很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