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發(fā)展到魯頃公時代，諸侯們大多認識到秦國的力量。

再聰明的人也沒有辦法改變人心大勢，諸侯列國們的腐朽已經(jīng)是爛到了骨子里。

所謂合縱連橫完全被瓦解掉了，六國之余威消散殆盡，秦國自長平之戰(zhàn)后就再無匹敵之國。

周人的歷史就是一種從部落酋長式政治到中央集權式政治的探索，那種分散的部落管理思維演變成所謂的分封體系和嫡長子繼承制。

政治制度融合到社會之中成為構架國家運轉的基礎體系，即是眾星捧月式的管理模式。

諸侯們是眾星，周天子是月，這種制度保障著八百年周人政治的穩(wěn)固，并在周禮中成為規(guī)則與法律，被一代代的傳承下來。

而秦國人的擴張史則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集權史，就是把那種基于血緣關系的分封制度轉變成以皇帝為獨尊的政治管理體制，只有皇帝才是能夠發(fā)光的。

以前的眾星沒有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諸侯徹底消失了，代之以皇帝嫡系任免的地方縣令，全國之政令系出皇帝一人。

而這種模式其實本身就是當年的強國們所信奉的，就是國君要有絕對的權限才可能真正逃脫國中權臣家族的控制，才可能真正推動國家體制變革的全面進步。

任何阻礙變法運動的力量都是絕對錯誤的，都應該在國君的掌控之中。

春秋戰(zhàn)國時代很多諸侯國都推行過變法，只是大多都在保守派的反對中失敗，如韓國的申不害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

當周天子的嫡系力量東周君跑到秦國朝拜，就代表著周人的集權探索已經(jīng)失敗。

那個時代的諸侯們從思想根源上還是希望有個強權人物，能夠真正意義上改變上古亂世紛爭，能夠統(tǒng)領全國之諸侯。

即便后來周天子勢微還是有齊桓公、晉文公等人在推行“尊王攘夷”，就是在試圖尋找某種平衡。

可是在戰(zhàn)國時代隨著周天子集權探索的崩壞，諸侯國們很長時間內找不到能夠讓大家都愿意臣服的國家，秩序就不可避免的陷入混亂。

各大諸侯國都開始搗亂，打打殺殺只不過搶奪國家利益的舉措而已，百余年間中原都不能出現(xiàn)如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的人物，至于掌控著最多周人政治遺產(chǎn)的魯國人，則根本無法適應這種變化。

在魯國朝堂之上還是有很多有識之士的，如三桓、孔子等人。

這些人都是自始自終接受著周人政治教育的，這是他們能夠為國君所用的關鍵，他們既傳承著周人貴族政治的傳統(tǒng)，又掌握著國家的核心資源，引導著社會輿論的發(fā)展。

同樣的問題在于，他們所接受的這種教育，導致他們不能更為徹底的改變國家的發(fā)展軌跡，不能如韓趙魏三家和后來的田齊，直接將國君驅逐而自立為王，以自我的思想來推進國家與時代的并軌運行。

因此魯國人在進入戰(zhàn)國而后的存在感是明顯要低于春秋的，這種困局持續(xù)了近兩百年，后來在秦人攻滅周天子的戰(zhàn)役中終于得以解脫。

周天子不在了的那些時日里，不知道魯頃公會作何感想。魯國人有著最多的周人政治制度遺存，有著最多的周人文史典籍遺存，就是周人頂禮膜拜的周禮大多數(shù)也是存儲在魯國深宮之中。

作為守持著最多周人政治遺產(chǎn)的魯國人，得悉秦國人攻滅周天子的事情而后，一定會在內心感嘆“周天子居然不在了?”

魯國存在的意義何在？魯國人還能與哪個國家同仇敵愾，北方的田齊國君主已經(jīng)不姓姬了，南方的楚國也是異族，鄰近的韓趙魏只不過是遠親，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已經(jīng)不能與秦國對戰(zhàn)。

史書載：“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為家人，魯絕祀”，魯頃公能做的只是隨身攜帶周禮，并秘密藏于墻壁之中，靜靜的等待著魯國生命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