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過去十幾年了 ，高定設計師郭培仍然記得，客人在工作室的剪裁桌上一層層展開那件龍鳳滿繡嫁衣的一幕。

龍鳳圖案滿滿當當?shù)乩C在面料上，立體而生動，整件衣服卻能做到既輕盈又挺括。

那是一件經典的潮繡作品，在家族里已經傳承了五十年，每一位新娘都穿著它舉行婚禮，客人帶著它找到郭培，是因為家族即將迎來新成員，要將領口的刺繡拆掉重做，希望把領圍擴大一圈，適應新娘的尺寸。

▲ GUOPEI 中國嫁衣系列

從那一件潮繡嫁衣的修復開始，郭培開始了“中國嫁衣”系列的創(chuàng)作，第一件作品“潮繡褂皇”還成為演員劉詩詩的婚禮著裝，令越來越多人將中式裙褂列入婚禮必備的環(huán)節(jié)。

▲ GUOPEI 中國嫁衣系列

那件被客人帶到郭培面前的龍鳳金銀裙褂，可以說是郭培后續(xù)一系列作品的繆斯。 而浸淫在潮繡之中近60年的非遺傳承人康惠芳，也珍藏著一件類似的龍鳳金銀褂裙，那代表著她學藝的起點，也是一生熱愛的起點。

20世紀60年代，只讀了一年初中的康惠芳中途輟學，去潮繡廠當了學徒。 那時，廣東省絲綢進出口公司接受了國外的洋金銀褂裙訂單，把任務投放到潮汕地區(qū)，因為當時的潮州有上萬人擅長釘金繡技藝，潮州刺繡廠于是接下了全部洋金銀褂裙的訂單。

在學習繡制洋金銀嫁衣的過程中，康惠芳逐步掌握了潮繡盤金繡、釘珠繡、絲線繡等多種繡法。 也是在那里，康惠芳遇到了影響自己一生的潮繡大師——林琬英。 拜師之后，她更加潛心學習技藝。

1982年，作為工藝行業(yè)的潮繡迎來了它的頂峰，康惠芳參與創(chuàng)作的《九龍屏風》獲得了全國工藝美術作品“百花獎”金獎，她還因此獲得了政府頒發(fā)的獎勵。

▲ 釘金繡·九龍屏風 1982年

這幅作品曾作為國禮送出，在“當代絲綢之路”上傳播著東方文化。 而在數(shù)十年之后，它仍然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感染著更年輕的手工藝人。

出生于1992年的陳璐璐，第一次在博物館里見到《九龍屏風》時，被深深地感動了。 手藝人精妙絕倫的技法、對材料的靈活運用、對自然的敬畏之心都凝聚于方寸之間，老手藝人們一針一線將鵓鴣、花鳥、飛龍等圖案繡得栩栩如生。

這幅作品最具辨識度的特色就是大量采用墊高繡——這也是潮繡最為獨樹一幟的繡法之一，手工藝人在繡布上按照紋樣鋪貼棉絮，使繡物有如浮雕，一條條立體刺繡的龍仿佛要從錦緞上活過來。 陳璐璐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手工藝品承載的美學，更是潮繡技藝在民間手口相傳的傳承力量。

這幅《九龍屏風》，是康惠芳藝術生涯中不可忽視的一筆，它見證了潮繡在上世紀80年代發(fā)展至巔峰，傾注了數(shù)位潮繡藝術家的心血。

潮州是粵東地區(qū)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自古生產蕉、葛、麻布和絲織品，織繡工藝隨之應運而生。

最早關于潮繡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唐代蘇鄂撰寫的筆記小說《杜陽雜編》，有一篇中寫到，來自南海的十四歲奇女盧媚娘“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劃分明，細于毫發(fā)，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 如今收藏于大英博物館和日本正倉院的中國唐代繡衣、袈裟等繡品中，有大量用金銀線盤繡的鴛鴦、飛鳥等圖案，畫面生動、立體。 而如今惟有在潮繡的盤金繡、平金繡等技法里，才能找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盛唐遺風。

及至明清，潮繡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在這里互相交流滲透，潮繡鮮明的地方特色也因之而來。

潮州戲曲《五娘刺繡》運用大量筆墨描繪了主人公五娘刺繡的情節(jié)，旨在以五娘女工之巧來烘托人物相貌之美，側面印證了潮繡在明代之興盛。 潮繡針法繁復百變，構圖優(yōu)美，色彩斑斕，明清兩代官服的補子，有不少就出自潮州府的專職繡花匠之手。 19世紀英國藝術家波西爾在其所著《中國美術》中寫道： “中國人長于刺繡花鳥，而廣東人于此技術尤為專長……”

新中國成立以后，憑借濃烈的地方色彩和獨特的技法，潮繡一直是國家領導人贈送給各國政要、國際友人的重點禮品。 正如潮州歌謠里所唱： “潮州姿娘好針工，十指尖尖舞銀針，繡出大廈成群起，繡出七女下凡間。 ”

也隨著改革開放熱潮涌起，康惠芳意識到古老的刺繡也應該走向市場，才能獲得生存機遇。 她走出研究所，去農村招聘繡娘。 然而形勢開始起了變化，電腦刺繡機器開始大面積代替手工，昔日婦女們聚在一起刺繡以補貼家用的情景仿佛一夜之間消失在人們的視線里。 年老的繡工或是退休、或是轉行，年輕人則不愿意再入行。

▲ 祝書琴

而外貿生意做得順風順水的潮州姑娘祝書琴，卻在最艱難的時期決定回歸花規(guī)前，重新成為一名專業(yè)繡娘。 從小跟著母親學刺繡，做針線活貼補家用的祝書琴，始終不愿意放棄這門手藝，因為那是“成長和生活變遷的重要印記”。

▲ 祝書琴的抽紗作品

在祝書琴的兒時記憶中，潮繡是許多家庭一大副業(yè)收入來源，繡花社、繡花工區(qū)林立，幾乎“家家有繡娘，戶戶有花規(guī)”。 她試著將與母親同時代的老師傅們都請回來，請他們開班授課，吸引年輕人進入這一行。

但過程并不容易，許多曾經的繡工有了更多的謀生選擇，不愿意再做廉價又費神的刺繡活，祝書琴自認至今仍在“艱難前行”。

潮繡一時走向了低谷，陳璐璐家中長輩也在經歷過這個時期后紛紛改行。 但見證過潮繡昔日的康惠芳，依然身體力行，在潮繡的低谷中尋找新的希望，她對年輕人想要學習潮繡的心相當重視。

被《九龍屏風》深深震撼的陳璐璐，想起了兒時幫著母親繡花、鉤花、做珠繡等手藝活貼補家用的場景。 她當即決定向學校申請休學，回到家鄉(xiāng)，輾轉找到康惠芳，準備系統(tǒng)學習家鄉(xiāng)的古老潮繡技藝。

▲ 陳璐璐作品《雙生蓮》

“年輕人放著大學不讀，卻專門去學老人們都已經不做的事。 ”許多人對陳璐璐的決定無法理解，但康惠芳卻看到了希望。 “老師理解了我想學習潮繡的決心，正式收我為徒。 ”回憶起那個幾乎沒有人看好、阻力重重的拜師時刻，陳璐璐仍然心存感激。

康惠芳的工作室就在潮州市的古牌坊街上，在那里，陳璐璐度過了一個與同齡人完全不同的20歲，從易到難，陳璐璐一種一種學習著最傳統(tǒng)的潮繡技法，直到能獨立完成一幅潮繡作品。

▲ 陳璐璐作品《九龍寶鼎》

陳璐璐在康惠芳工作室學習時，也遇到過一位送潮繡作品來修復的客人。 那位女士帶來的是一幅《麒麟送子圖》，是女士的母親當年繡給她的嫁妝。 如今她的女兒也要出嫁，她想拜托康惠芳幫忙修復因保存不當帶來的損傷。 在輔助老師修復那幅繡品時，陳璐璐從一針一線里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數(shù)十年前的技藝與針法，更是傳承的真正含義——種種祝福以細密的針腳作為載體，歷久彌新，仍能給觀者帶來感動。

于是在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后，她嘗試將新的線材、新的媒介、新的針法組合加入潮繡，亦注重設計符合當代人使用功能的繡品，期望讓傳統(tǒng)技藝重新融入現(xiàn)代生活之中。

在康惠芳那間工作室里，還走出了兩位婚紗禮服設計師——康惠芳的女兒佘丹暉、佘可燕。

婚紗與潮繡的結合，是潮繡歷史上的命運拐點。 潮州本就是珠繡原料的生產之地，民國時期，已有潮劇藝人嘗試把一些珠料縫制在戲服上，以便在表演時吸引觀眾眼球。 近年來，潮州對珠繡技藝及針法的探索也不曾止步，在一位中國香港客商帶來要求加工的釘珠晚禮服的契機下，很快潮繡技法運用于現(xiàn)代西方服飾的加工與制造，令這門走入低谷的技藝又開始煥發(fā)出新的生機。

▲ 佘可燕

潮州成立了越來越多婚紗禮服生產與配套企業(yè)，潮州婚禮服產業(yè)基地在二十年的時間里崛起為全球市場份額第一。 截至2018年，潮州有860多家以生產婚紗禮服為主的服裝生產企業(yè)，年產婚紗禮服800多萬件(套)，婚紗禮服產業(yè)年總產值約60億元人民幣。

婚紗禮服產業(yè)的壯大，為潮州女性創(chuàng)造了許多新的就業(yè)機會——純手工縫制的高端婚紗，需要大量人力完成釘珠、珠繡、刺繡等工藝，潮州女性大多從小就拿著花規(guī)和針線，對刺繡多多少少有所了解，她們拿起針線、蕾絲和珠片，將少女時代繡在鞋墊、衣裙、布幔上的手藝運用在婚紗禮服的制作之中，縫制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數(shù)十年來，不僅有大批潮汕地區(qū)婦女在其間就業(yè)，還有不少周邊省份的女性奔赴潮州，成為世界婚紗供應鏈上的一環(huán)。

康惠芳的小女兒佘可燕，在母親的啟發(fā)下，將潮繡的東方氣質嫁接進源于西方的晚禮服，逐漸在摸索中找到了自己作為潮繡傳承人的獨特設計語言。 在潮繡列入“非遺”的那一年，她辦起了自己的婚紗禮服廠，最開始是客戶來樣加工。 “當我看著珠繡的圖案，就在琢磨能不能將潮繡的一些技法圖案融入其中。 ”

隨著她的設計理念逐漸得到認可，融入潮繡元素的禮服，在競爭激烈的潮州城，也逐漸打下一片天地。 她設計的晚禮服面向國際高端市場，成為“潮繡禮服”的代表作。

▲ GUOPEI 中國嫁衣系列

差不多是與佘可燕開始設計潮繡禮服的同時，高定設計師郭培在潮繡金銀龍鳳褂嫁衣的啟發(fā)下，開始了享譽國內外的“中國嫁衣”系列創(chuàng)作。

2009年，一位客人來為女兒定制嫁衣，新郎的媽媽卻從曲奇餅干盒大小的鐵盒里拿出一件疊放起來的滿繡上衣，請郭培試著將領口改大一圈，希望新娘能在婚禮上穿上這件在家族中傳承了五十年的潮繡龍鳳褂。 “那就是真正的‘褂皇’。 ”郭培回憶道。

▲ GUOPEI 中國嫁衣系列

金銀線的精細程度、釘綴的均勻程度、盤金線條的順滑度……這些讓觀者觀之感動的元素，正是潮繡的功夫所在。 立體而不失生動的龍鳳圖案由細若發(fā)絲的金銀線繡成，客人找遍了香港和上海的裁縫，卻沒人敢下手改動它。 如今要將它的領子拆下，將領圍挖大一圈，再將從衣身綿延到領口的刺繡一一復原，達到“天衣無縫”的效果，對刺繡技藝有著極高的要求。

郭培的工作室「玫瑰坊」里有數(shù)百位刺繡工人，卻沒有一位懂潮繡。 最初的刺繡工人都是從河北找來的、會針線活的婦女，她們有刺繡的手藝但沒有技法的束縛，恰好與郭培形成最好的配合——郭培擅長的是鑒賞與視野。 她向繡工們介紹來自世界各地的刺繡精品，大家一起想象這些精美的刺繡是如何完成的。

去潮州找尋繡娘，也同樣無果，最后郭培和繡工們還是沿用了反復模仿的辦法——如果嘗試一遍不行，就反復拆掉重繡，直到最終呈現(xiàn)出滿意的效果。 最終歷時九個月時間，他們終于將那件“褂皇”仿制了出來。 就如同郭培在榮勛宮博物館展覽的策展人吉爾·達亞歷山德羅（Jill D'Alessandro）所評價的那樣： “她的方法更接近于一種因事制宜的藝術手法。 ”

▲ GUOPEI 中國嫁衣系列

客戶來取衣服的那一天，郭培的心里油然升起一種戀戀不舍的情緒。 也是在那之后，郭培開始了“中國新娘”主題嫁衣的設計，那個特殊的訂單啟發(fā)了她。 “我一直想做一件最美的裙子，那一件潮繡嫁衣讓我想明白了，嫁衣就應該是中國女孩最美的裙子。 ”她說。

從萌發(fā)制作“中國嫁衣”的想法，到研究潮繡、尋找繡工，設計、制作完成第一件“潮繡褂皇”，郭培花費了數(shù)年時間。 她第一次大面積地將潮繡應用在高定設計中，隨后又借鑒歐洲刺繡以羊皮填充的技法，在設計中改良了傳統(tǒng)潮繡以棉花作為填充材料墊高繡的技法。

2016年，演員劉詩詩身著“潮繡褂皇”舉行了婚禮。 那一身龍鳳褂裙，以庫緞作為褂、裙底身，采用潮繡獨有的十多種針法，以精細金銀線繡滿龍鳳圖案，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色與現(xiàn)代服裝設計融合在一起，耗時近7500小時才最終完成。

▲GUOPEI 中國嫁衣系列

但連劉詩詩和郭培都沒有預料到的是，在接下來的數(shù)年里，“潮繡褂皇”一直引領中國新娘追逐“中國嫁衣”的風潮。 “褂皇”熱并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減退。 人們或許并不了解潮繡，但看見類似的形制，就會以“褂皇”稱之。 如今你走入任何一座城市的婚紗禮服店，都能看到類似中式裙褂的身影。 “劉詩詩同款”更是成為長銷不衰的款式，一日租金動輒數(shù)千元甚至上萬元。

但郭培沒有止步于潮繡，而是繼續(xù)將世界各地的刺繡技法融入自己的設計。 “他們問我這是什么刺繡的時候，我應該講這就是郭培的刺繡，但是融合了世界。 ”

沒有師承或許是一種遺憾，但也讓想象更自由、設計更靈動。 郭培對刺繡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一家、一派的技藝，在某種意義上，潮繡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通過郭培的作品走向了全新的方向——她受潮繡的啟發(fā)與影響，卻已經不僅僅是潮繡。

在千年的傳承中，潮繡逐漸發(fā)展出立體生動、金碧輝煌、色彩濃烈、裝飾性強的風格，但它從不是在原地一成不變的“化石”，求新、求變早就寫在潮繡的歷史中，許多人向高速發(fā)展的方向狂奔，也總有人堅守著自己的執(zhí)著與熱愛。

潮州繡娘用手中的針線，給予了現(xiàn)代婚紗特別的溫度與質感。 今年已經是佘可燕辦廠的第16年，她的工廠平均每年完成70萬件婚紗禮服的制作。

在2022年，佘可燕經歷了從業(yè)14年以來最迷茫的一年。 受疫情影響，上下游產業(yè)鏈吃緊，有訂單做不出貨，有貨發(fā)不出去，加之長時間無法復工復產導致熟練刺繡工人紛紛返鄉(xiāng)轉行，疫情三年對潮繡行業(yè)乃至整個潮州婚紗禮服出口行業(yè)的沖擊，不亞于九十年代初期，那場同樣發(fā)生在潮州的行業(yè)危機。

▲陳璐璐作品《騰龍》

如今，佘可燕帶領潮州繡娘們又開始了飛針走線。 歷經一道道復雜的工序，一件件繁復精致的婚紗從廣東潮州發(fā)往大洋彼岸。 “新的一年，我們保持樂觀的心態(tài)觀望，不管市場如何變化，腳踏實地做好產品才是立身之本。 ”她說。

手藝的傳承問題則仍然困擾著祝書琴，她選擇了一條更源頭的解決路徑——在自身的作品創(chuàng)作之外，她將最多的精力放在“非遺進校園”公益項目上。 她在中小學、職校與高校中開展刺繡藝術課程，讓學生可以自小開始了解潮繡文化，期望從校園中挖掘新一代的從業(yè)者。

就如同90年代初期，康惠芳所做的那樣。 當時跟著康惠芳學藝的青蔥少女，如今年紀最大的已年近五十。 在許多采訪中，康惠芳都將工作室的成功歸功于這些潮州姑娘們的堅持與團結。

▲陳璐璐作品《魚》

可喜的是，潮繡有祝書琴這般將非遺文化帶進校園的傳播者； 也有佘可燕這樣孜孜求新的中堅力量； 還有如陳璐璐一樣，從空間裝飾、藝術品、服飾等方面去構思潮繡用途的年輕人； 更有像郭培一樣，從潮繡延伸出新的東方視角，進而影響世界的創(chuàng)作者。

這何嘗不是潮繡的多種新生。

CAST

編輯｜鄭含嫣

撰文｜唐云路

視覺 | Sean

排版 | 羅笑然

圖片提供｜玫瑰坊高級定制 & 陳璐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