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宏友教授頭銜不少。

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學士，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碩士、訪問學者。合肥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安徽省中小學教師培訓專家?guī)焯仄笇＜?，廬陽區(qū)人大代表，廬陽區(qū)人大教科文衛(wèi)委員。

據他自己說一場演講收費2萬，舉行過大概1800場演講。

毫無疑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說的話，他的思想是被人們接受的，也被我們社會普遍認可，他對明規(guī)則和潛規(guī)則的運用也游刃有余，不然不會有如此地位。

而這次演講翻車，純屬意外。

當然，我并不是說他演講內容是對的。

他把目前大為流行的成功學和實用主義教育發(fā)揮到了極致。

在他看來，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成為人上人，所以應該致力于去發(fā)達城市，與高素質人士交友、結婚。

學歷越高，選擇的范圍也就越大，所以出國自然成為了必然選擇，他用了“雜交”一詞來形容與外國人結合。

這位教授融社會達爾文主義、極端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為一爐。

而這些觀念恰恰在我們社會大為流行。

不信的話，看看我們經常用什么來激勵學生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標語耳熟能詳。

而出國留學更是有條件的人們的不二選擇。

這位教授只是說出了大家普遍在做的現實。

對人的不尊重，把自己也把他人當做工具，不是很普遍么？

他能搞到這么多頭銜，舉辦那么多演講正是他講的東西被人們所廣泛接受。

那么問題出現在哪里？

為什么他會被認為代表了“不當言論”，連工作都要整沒了？

肯定不是成功學與極端的功利主義。

而是“出國”“雜交”等字眼的政治不正確。

或許現實中的中上層人士都是這樣做的，出國留學，拼命留下，拿到國外國籍。

但是堂而皇之地講出來，還是觸犯了大忌。

尤其是在愛國和民族情懷最為濃烈的中學生面前講赤裸裸的現實，一下子就激發(fā)了他們的憤怒。

中學生憤怒走向講臺，奪過話筒，發(fā)表激情演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讀書！”痛斥陳教授崇洋媚外，網友紛紛叫好。

像陳教授對同性戀的看法基本上沒人關注，他也不會因此而被處理。

奪取他的話筒是安全的，因為崇洋媚外的定性符合人們的情緒認可。

從最現實的角度講，有錢有權的人想出國的還是會出國，想留學的還是會留學。

而這位中學生或許會在若干年后認識到陳教授口中的粗俗之語正是他面對的現實，但是他連奪取話筒的資格都沒。

我不認為陳教授最大的問題是崇洋媚外，他最大的問題是對教育目的理解的偏差。

不只是他，很多人也一樣。

中華民族的崛起需要什么？我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什么？國家是為了公民存在，還是公民為了國家存在？

根據聯合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教育的目的有以下幾條:

1、最充分地發(fā)展兒童的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

2、培養(yǎng)對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載各項原則的尊重；

3、培養(yǎng)對兒童的父母、兒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和價值觀、兒童所居住國家的民族價值觀、其原籍國以及不同于其本國的文明的尊重；

4、培養(yǎng)兒童本著各國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體以及原為土著居民的人之間諒解、和平、寬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會里過有責任感的生活；

5、培養(yǎng)對自然環(huán)境的尊重。

我們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還屬于應試教育，脫胎于蘇聯教育模式，本是批量化生產工人，而現在越來越不能適應現代社會。

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表明人類最不可代替的乃是獨一無二的個性、人性、創(chuàng)造性。

沒有個性人就會漂浮不定，隨波逐流；沒有人性，便沒有人文關懷，自己會被工具化，他人也會被視作工具；失去創(chuàng)造性，社會發(fā)展將裹足不前。

“卡脖子”不就是因為創(chuàng)造力不足么？這不是多少錢能夠解決的。

沒有獨立的個性，哪會有真正的熱愛？沒有真正的熱愛，創(chuàng)造性便無從談起。

而庸俗的成功學更是會毒害他們，世俗的成功本身是不能復制的，相信努力就會成功，把財富當做唯一標準，只能讓人們在幻想中破滅，在現實與理想的沖突中不擇手段，失去任何有價值的追求。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完善，養(yǎng)成獨立的人格和個性，培養(yǎng)寬容、友好、合作的精神，讓受教育者成為合格的公民。

胡適說:為你自己爭取人格，就是為國家爭取人格。

每個人自己先完善了，國家才能完善，個體得不到尊重，國家又談何強大？

陳教授是庸俗了些，但是他的言論是否不當，是否因此要被處理，我持有疑問，因為跟他一樣的人太多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發(fā)達國家肯定會是現實主義者們的必然選擇。

移民本身也不違法，不是罪。他的錯大概是鼓勵人們去移民，因此得出他“不愛國”的結論。

如果他專講成功學，肯定不會被處理，還會繼續(xù)大行其道。

而這正是我認為的比“崇洋媚外”更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