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決策關(guān)系到國計民生，所以不得不慎之又慎，決策人非常重要。正所謂：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將。近段時間重讀與明史有關(guān)的書籍，如《明朝那些事》、《萬歷十五年》等，在疫情如野火蔓延，撲之不滅的當(dāng)下有著別樣的感悟。讀明史很多人都對明未崇禎帝不遷都，使得南明朝廷沒有一個讓所有人接受的君主，從而造成諸王并立，爭權(quán)奪利，加速了大明的滅亡。

如果崇禎遷都，好處是顯而易見的，甚至?xí)淖儦v史。好處一，遷都會把北京的大戶遷到南方，大戶不是一個人走，而是一族人，同時財富也向南方轉(zhuǎn)移；好處二，南方本來富庶，有了北方的這些財富、人才，南方本來就是朱家發(fā)跡之地，特別擁護(hù)朱明王朝，就可以把南方的人力資源轉(zhuǎn)化為戰(zhàn)斗力，抵御滿清、李自成和張獻(xiàn)忠等人綽綽有余；好處三，李自成到達(dá)北京只得到一座孤城，崇禎可以封李自成一個王爺，讓他去與滿清對決，崇禎此時可以坐山觀虎斗，等雙方兩敗俱傷再殺個回馬槍，重新奪回北京。很多人會說李自成那么傻嗎？這是李自成自己說的，他曾向崇禎要求，只要封他一個“西北王”，讓他自治，他就去幫崇禎對付皇太極。既然好處這么多，為什么崇禎沒想到呢？那不可能，崇禎是什么人：君臨天下之人。

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記載了崇禎皇帝最后一次考慮南遷的過程。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崇禎皇帝在德政殿召見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是天啟年間的進(jìn)士，左都御史李邦華和總督呂大器將其舉薦給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在召對中詢問其御敵良策，李明睿請崇禎屏退左右，走進(jìn)御案之前，小聲地向崇禎皇帝建議：“臣最近聽到賊寇氣焰越來越囂張，已經(jīng)漸漸逼近京城附近，現(xiàn)在唯有南遷可以緩眼前之急?！?/p>

崇禎皇帝聽了之后，說：“這件事情十分重要，可不敢亂說?！?/p>

過了一會，又問道：“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答道：“天意難測，還是要靠皇上圣心獨(dú)斷，否則當(dāng)斷不斷，反受其亂啊?！?/p>

老李的意思還不明白嗎？就是李自成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咱們的時間不多了，皇帝您要快點(diǎn)做決定，如果逃晚了可就來不及了。

一般大臣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是不敢隨便提出南遷的建議的，因?yàn)槌绲澾@個人很“二”，不知好歹，今天與你稱兄道弟，明天把你押到刑場千刀萬剮。李明睿則不顧自身利益提出了南遷的建議，眼見如此忠心之臣子，崇禎皇帝也不由得將自己的心聲和盤托出，崇禎皇帝對李明睿說：“南遷這件事情，我早就想做了，但是沒人愿意幫我，所以才拖到了今天。你的想法和朕不謀而合，但是外臣都不愿意南遷，該怎么辦呢？這件事情十分重大，你千萬不可外泄，否則定要治你重罪?！敝缶级讼嗾勆鯕g，崇禎皇帝還給李明睿賜宴，可見崇禎皇帝對于李明睿提出的南遷主張十分贊同。

二月初八日，李自成攻克太原，北京西邊已無險可守，情勢越發(fā)危急，李明睿又上疏勸皇上南遷，崇禎皇帝十分贊同，于是將李明睿的奏疏下發(fā)各部討論。然而奏疏發(fā)出去之后，百官嘩然，有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跳出來反對遷都，其中以兵科給事中光時亨為首，他將主張南遷之意斥為邪說，還上疏參了李明睿一本，說：“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撫人心！”這個光時亨不過就是個正處級小言官，在這個生死存亡作出決策的關(guān)鍵時刻，理論上皇上是可以不理這小子的，但是就是沒有一個大臣出來幫崇禎說上一句。

這幫大臣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是老婆不好找，老板還是好找的，崇禎這樣的老板好可怕，早就該換了，李自成也需要他們這些打工人；二是南逃可以帶一些財產(chǎn)走，可是最大的一份財產(chǎn)房、產(chǎn)地產(chǎn)是帶不走的；三是逃到南方要從頭開始，苦日子難熬啊。

崇禎也看出來了這幫大臣的小心思，他也好面子，對于光時亨這人冠冕堂皇的理由真不好駁斥。于是崇禎大為惱火，氣得破口大罵：“光時亨阻止我南遷，本應(yīng)處斬，但是姑且饒了他這一次。”雖然崇禎皇帝大發(fā)脾氣要斬了阻止他的光時亨，但是朝堂之上一片靜默，也沒有人彈劾光時亨。這個時候是最能體現(xiàn)一個能力的時候，正所謂：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于既倒。此時的崇禎應(yīng)該想到，那些整天大談廉潔奉公的人可能是貪官污吏；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很可能是滿腹男盜女娼；那些大談“人民至上”的人很可能盯著的是真金白銀，或者是大發(fā)國難財之人的同謀，“人民”不過是他們掩蓋撈錢的一個幌子。

盡在朝堂上沒有一個人附和他，崇禎在這個時候正確的選擇是乾綱獨(dú)斷，直接宣布：朕決定遷都。可惜的是崇禎在某些大臣的道德的大棒裹挾下無所適從，罵罵咧咧地錯過了一次又一次自救的機(jī)會，最后自殺于煤山。那些心懷鬼胎的大臣也沒有如其所愿，1644年農(nóng)歷3月18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立刻下令拷問原來明朝的大小官員，要求他們“追贓助餉”。崇禎皇帝是真窮，但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員可個個都很有錢。據(jù)《平寇志》記載：“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

于是大明的王公貴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北京城成了一個悲慘世界，李自成在北京燒殺搶掠42天，敗于清朝統(tǒng)帥多爾袞和吳三桂之后，逃跑的之前不忘一把火把北京民居燒了精光，這些王公大臣們的房產(chǎn)也化為灰燼了。

看來作為國計民生的決策者要以國事為重，“進(jìn)不求功，退不避罪?！辈荒芴嚓P(guān)注自己的利益，不能像崇禎君臣那樣，一副小家子氣。站在歷史的關(guān)口，決策要用戰(zhàn)略的眼光看問題，畢竟沒有“國”哪來的“家”，失去民心，明帝國君臣的末日也就不遠(yuǎ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