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我們云亭律師事務所執(zhí)行業(yè)務團隊的律師們在全國各地處理了大量解除撤銷限高令的案件，即向人民法院申請解除被錯誤執(zhí)行、被失信被執(zhí)行人名單限制、被限制高消費令限制案件，陸續(xù)取得滿意成果，涉及多個企業(yè)、多位客戶、數十個執(zhí)行案件，所涉及的十余家法院、數十個執(zhí)行令、失信名單、限高令均被成功解除。甚至這些業(yè)務構成了我們在執(zhí)行領域新的業(yè)務增長點。在這些案件中，往往經過多輪文件和證據的完善、與執(zhí)行法官反復深入溝通，甚至有些還通過庭審等程序，成功影響執(zhí)行法院和法官判斷，最終解除了對當事人的限高令，使當事人恢復“自由”。此前，我們也對相關案件的辦理經驗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概括核心要點有三：（1）精準判斷是否屬于“誤傷”及是否有可能解除？（2）如何形成高質量的申請解除文件？（3）如何通過有效溝通影響法官的判斷并解除？

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被成功解除限高令案件中的當事人，往往多是屬于被“誤傷”的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負責人。為此，我們對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企業(yè)負責人的當事人，到底在哪些情形下，應當被解除限高令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梳理和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各地法院裁判口徑千差萬別，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和裁判尺度也大不相同。今天開始，我們將相關案例、問題、經驗、教訓進行梳理、總結和分析后分享給大家。

持有公司股權，會被認定為“實際控制人”被限高嗎？

閱讀提示：根據《善意文明執(zhí)行意見》第17條第（2）項的規(guī)定，原法定代表人主張解除限制高消費令（下稱“限高令”）的關鍵在于舉證證明其并非單位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實踐中法院如何對“實際控制人”進行認定呢？持有公司股權，會被法院認定為“實際控制人”嗎？我們梳理了2019年底以來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對法院認定“實際控制人”的思路進行了總結，供讀者參考。

裁判要旨

申請解除限高令的原法定代表人若仍持有公司大量股權，可以認定其系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

案情簡介

一、2020年12月，因申請執(zhí)行人代淑碧、匡克平申請執(zhí)行代淑碧、匡克平與青鳥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成華法院將青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小龍列入限制高消費名單。李小龍不服，向成華法院申請解除。

二、2021年8月，成華法院基于李小龍持有青鳥公司95%的股權，系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不符合解除限制高消費的規(guī)定為由，駁回李小龍解除限高令的申請。李小龍不服，向成都中院申請復議。

三、成都中院認為，李小龍持有青鳥公司95%的股權，系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從而駁回了李小龍的復議申請，維持原決定。

實務要點總結

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李舒律師團隊辦理和分析過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問題，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大量辦案同時還總結辦案經驗出版了《云亭法律實務書系》，本文摘自該書系。該書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戰(zhàn)斗在第一線的專業(yè)律師，具有深厚理論功底和豐富實踐經驗。該書系的選題和寫作體例，均以實際發(fā)生的案例分析為主，力圖從實踐需要出發(fā)，為實踐中經常遇到的疑難復雜法律問題，尋求最直接的解決方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作為戰(zhàn)斗在第一線的律師，我們給讀者提出如下建議：

申請人想要解除限高令，必須證明自己不是公司的股東或者僅持有少量股權，否則法院會基于申請人的身份認定申請人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從而不支持申請人解除限高令的申請。

（我國并不是判例法國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導性案例，對同類案件的審理和裁判中并無約束力。同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實踐中，每個案例的細節(jié)千差萬別，切不可將本文裁判觀點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執(zhí)行業(yè)務部對不同案件裁判文書的梳理和研究，旨在為更多讀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觀察的視角，并不意味著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執(zhí)行業(yè)務部對本文案例裁判觀點的認同和支持，也不意味著法院在處理類似案件時，對該等裁判規(guī)則必然應當援引或參照。）

相關法律規(guī)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zhí)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guī)定》（2015年7月22日實施）

第一條第一款 被執(zhí)行人未按執(zhí)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費措施，限制其高消費及非生活或者經營必需的有關消費。 第三條第二款 被執(zhí)行人為單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費措施后，被執(zhí)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實際控制人不得實施前款規(guī)定的行為。因私消費以個人財產實施前款規(guī)定行為的，可以向執(zhí)行法院提出申請。執(zhí)行法院審查屬實的，應予準許。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執(zhí)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zhí)行理念的意見》（2019年12月16日實施）

17.解除限制消費措施的幾類情形。人民法院在對被執(zhí)行人采取限制消費措施后，被執(zhí)行人及其有關人員申請解除或暫時解除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2）單位被執(zhí)行人被限制消費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確因經營管理需要發(fā)生變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申請解除對其本人的限制消費措施的，應舉證證明其并非單位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人民法院經審查屬實的，應予準許，并對變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費措施。

上述人員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時，應當提交充分有效的證據并按要求作出書面承諾；提供虛假證據或者違反承諾從事消費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恢復對其采取的限制消費措施，同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從重處理，并對其再次申請不予批準。

法院判決

根據查明的事實，本案債務形成于2011年，李小龍時任青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作為依法代表青鳥公司行使民事權利和履行民事義務的主要負責人，系影響公司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且李小龍持有青鳥公司95%的股權，亦是該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李小龍作為青鳥公司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成華法院根據上述法律規(guī)定，駁回其解除限制高消費的申請，合法、正確，應予維持。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zhí)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guī)定》第三條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執(zhí)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zhí)行理念的意見》第十七條之規(guī)定，決定如下：駁回李小龍的復議申請，維持原決定。

案件來源

李小龍買賣合同糾紛司法制裁復議司法制裁決定書【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川01司懲復7號】

在檢索大量類案的基礎上，云亭律師總結相關裁判規(guī)則如下，供讀者參考：

根據我們的辦案經驗，我們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法院是從申請人現(xiàn)在是否為法定代表人、是否擔任董監(jiān)高等職務、是否為股東、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職等方面綜合考慮是否解除限高令，而不單獨僅僅以某一項條件認定申請人是否為“實際控制人”。在筆者梳理的146份文書中，僅有5份文書簡單闡述了申請人是否構成“實際控制人”。法院認定“實際控制人”的思路，可從下文列舉的案例中窺知一二。

要點1：如果申請人當前持有被執(zhí)行公司的大量股權或系被執(zhí)行公司的股東，法院通常會認定其構成“實際控制人”。

案例1:谷東風、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連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執(zhí)行異議執(zhí)行決定書【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遼02執(zhí)異610號】中認為，“本案中，谷東風申請解除對其的限制消費措施應舉證證明其并非是大連奧斯卡專用車有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還應證明其也不是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根據工商登記信息，現(xiàn)谷東風并非大連奧斯卡專用車有限公司的股東，結合谷東風提交的證據即使可以證明谷東風并非大連奧斯卡專用車有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谷東風還應提交證據證明其并非是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因本案執(zhí)行依據載明的事實發(fā)生在2013年，執(zhí)行依據作出日期是2015年，進入執(zhí)行程序亦是2015年，而根據工商登記信息谷東風于2018年才不擔任大連奧斯卡專用車有限公司的執(zhí)行董事一職，谷東風提交的兩份證明，沒有其他證據予以佐證，不足以證明其不是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谷東風請求解除對其的限制消費措施依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p>

要點2：如果申請人當前僅持有被執(zhí)行公司的少量股權，法院通常不會認定其構成“實際控制人”。

案例2:王瑋琦、遂寧市博創(chuàng)裝飾工程有限公司裝飾裝修合同糾紛執(zhí)行審查類執(zhí)行裁定書【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20）川執(zhí)監(jiān)89號】中認為，“王瑋琦實際持有西岱公司20%的股權，持股比例在所有股東中占第三位，該持股比例不能證明王瑋琦系實際控制人。因此，即使王瑋琦曾參加涉案裝飾裝修合同的簽訂、履行及訴訟，但現(xiàn)有證據不能證明王瑋琦系西岱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故執(zhí)行異議、執(zhí)行復議裁定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其未解除對王瑋琦限制消費措施不當，本院予以糾正?！?/p>

要點3: 雖然申請人系持股股東，但其是代持股，申請人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不享有股東權利、不參與公司經營，法院通常不會認定其構成“實際控制人”。

案例3:相陽、日照港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執(zhí)行復議執(zhí)行裁定書【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魯11執(zhí)復9號】中認為，“2021年6月8日,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由相陽變更為周文廣，相陽不再是法定代表人；2014年8月15日，其在日照市德信公證處申請公證，該公證處出具《公證書》聲明一份，載明“相陽……我系日照康巨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在公司持有70%的股權，出資額為人民幣700萬。為明確股權，我自愿發(fā)表如下聲明：我在日照康巨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股權，實際投資人為相旗春（公民身份號碼：222426196902××××），相旗春享有完全的日照康巨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管理參與權，享有股息以及其股份財產權利，并承擔投資風險；我不享有公司管理參與權、股息以及其他股份財產權利，并不承擔投資風險”，該公證系相陽主動申請作出，證明其不享有股東權利、不參與公司經營管理，系對其不利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產生公信力，目前尚無相反證據推翻該公證聲明，據此可以排除其康巨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身份；相陽提供的在長春某公司就業(yè)及在長春市社會保險事業(yè)管理局參保的證據確實，可以間接證明其非“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目前亦無相反證據證否；相陽在《公證書》及復議申請中均指認相旗春為康巨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鑒于其與相旗春的特殊關系，其證言具有可信性。綜上，相陽申請解除限制其消費的司法決定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p>

要點4: 如果申請人已不是公司的股東和法定代表人，且提供了公司出具的有效證明，法院通常不會認定其構成“實際控制人”。

案例4:慈溪市博克斯布業(yè)有限公司、寧波市鎮(zhèn)海蘭布達皮具有限公司等執(zhí)行審查類執(zhí)行決定書【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浙02執(zhí)復111號】中認為，“經查明，2015年9月25日至2018年7月25日期間，張瑞擔任寧波市鎮(zhèn)海蘭布達皮具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名稱變更為天臺蘭布達皮具有限公司）股東，鎮(zhèn)海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啟動執(zhí)行程序，2017年12月20日作出《限制消費令》并送達，自2020年5月起至今，張瑞就職于浙江江成融資擔保有限公司。本院認為，復議申請人張瑞自2018年7月30日起不再是被執(zhí)行人的股東和法定代表人，被執(zhí)行人的工商登記資料顯示，其股東和法定代表人此后發(fā)生多次變更，被執(zhí)行人的現(xiàn)任法定代表人楊補法亦自述公司的經營活動與張瑞無任何關系，張瑞并不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故繼續(xù)對張瑞采取限制消費措施已無必要，但執(zhí)行法院可對被執(zhí)行人現(xiàn)任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消費措施。”

本文作者：李舒律師

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創(chuàng)始合伙人 | 資深商事律師

專業(yè)領域：商事訴訟 | 公司合規(guī)與股東間爭議 | 金融與執(zhí)行 | 刑事辯護

*此處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為作者完成文章時所在工作單位。

本期執(zhí)行主編 黃紹宏律師 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

本期責任編輯 法麗 微信號：1731014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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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舒律師

北京云亭律所創(chuàng)始合伙人

電話/微信:1850132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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