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銘的記載一定比史書準確嗎？不一定。

我的理解，根據(jù)我寫明史的經(jīng)驗來看，還是得根據(jù)墓志銘的內(nèi)容來分析。

我之前寫藩王的時候，有的藩王的墓已經(jīng)被發(fā)掘了，會看到一些壙志，會有關于藩王的生平記載。

按照一般情況，對于明朝藩王的記載，史書上，比較多的是《明實錄》，這書相對說來，還是會記載一些藩王的故事。

所以，藩王的生平，藩王被冊封的時間，藩王死的時間，一般說來，《明實錄》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我寫藩王的事情，發(fā)現(xiàn)了一個事，就是《明實錄》對于藩王生平日期的記載，有時就和藩王的壙志有出入。

我舉個例子，蜀王朱申鑿，明朝第七任蜀王，關于他的死亡時間，《明孝宗實錄》記載了兩次，一次是弘治六年七月一日，一次是弘治六年九月十三日。這是《明孝宗實錄》里，出現(xiàn)的比較明顯的漏洞。

一個人，他不可能死兩次。所以，這么明顯的漏洞的出現(xiàn)，其實還挺讓人覺得意外，但是想想，《明憲宗實錄》，是很多人編纂，也就能理解了。他們那時候也沒有搜索，只能靠人工，出現(xiàn)漏洞，也正常。

問題的關鍵在于，《明孝宗實錄》記載的朱申鑿的死亡時間，都和朱申鑿的壙志，《明蜀惠王壙志》里的記載對不上。

《明蜀惠王壙志》里的一句話。

“王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封為蜀王，弘治六年八月二十□日以疾薨，享年三十五�！�

《明蜀惠王壙志》的記載，他死于弘治六年八月二十幾日，至于二十幾日，我也看不清。那個關鍵日期無法識別，但是能確認月份，是八月。

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為朱申鑿的壙志的可信度更高一點。

從壙志上來看，后面還有一句，還標注是弘治八年正月初一日葬。

這種基本信息，朱申鑿作為曾經(jīng)的一任親王，他的具體的死亡時間，在壙志上寫錯的概率比較小。畢竟他的下葬時間，距離他的死，不到兩年。而且他的后代給先人的壙志，還是會用心的。

上面壙志里的那句話，和《明憲宗實錄》的記載，其實還有一個出入點。

壙志說的是朱申鑿成化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封為蜀王，而《明憲宗實錄》的記載是，成化八年四月十三日，朱申鑿被冊封為蜀王。

明代交通不便，信息傳遞慢，《明實錄》的記載上，出現(xiàn)這種出入，其實我能理解。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對于墓志銘里的一些墓主的基本信息，如果與史書的記載有沖突，那墓志銘上的記載，可信度更高。

但是，如果墓志銘上的文字，是對墓主的贊美之詞，這時候，就得去認真分析這些話的可信度。

在古籍的記載上，以尊者諱，以親者諱，以死者諱，那么在墓志銘上，對他自己的先人，多加贊美幾句，實在是太正常了。

所以，這種時候，就要多加分析史書的記載了，從多種角度去分析，然后看看墓志銘里，對先人的贊美是否過分。如果贊美得過分，那就要打折去看這些墓志銘了。至于打幾折看，那得根據(jù)你讀史書的情況了。

如果是普通的贊美，并且和史書的記載，出入不是特別大，那史書和墓志銘，算是達成基本一致了。

再就是實在不必盲目相信墓志銘，墓志銘出錯，也很正常。

其實墓志銘更大的作用，是墓志銘可以補充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

還是舉個例子，《故中順大夫貴州思州府郭府君墓志銘》，也就是郭琰的墓志銘里，提到正統(tǒng)八年，朱祁鎮(zhèn)曾經(jīng)命工部侍郎焦竑督造下番海船120只。

“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竑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為八府總提調官，督造有法軍，民蒙其利，不口月，海船口完�！�

其實在《明史》中，有提到，“英宗立，罷諸處采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多敕省�！�

對于正統(tǒng)八年，朱祁鎮(zhèn)曾經(jīng)命令人造海船這事，史料中我還沒看到有提及的。

朱祁鎮(zhèn)命令焦竑監(jiān)督造船，后來這些船去哪了，這事我也不知道。

郭琰的墓志銘，給了大家新的思考方向。然后，大家可以嘗試去從史料中，看看有沒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載。

我個人認為，墓志銘很重要，這也是我時不時提醒自己，要多看看考古方面的信息的重要原因，但是對于史書的記載，也不能忽視。

以上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參考資料：

《明憲宗實錄》

《明孝宗實錄》

《明蜀惠王壙志》

《故中順大夫貴州思州府郭府君墓志銘》

《明史》

《〈明正統(tǒng)朝修造“下番海船”與下西洋之役郭琰墓志〉中的相關史料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