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西班牙有兩個西班牙，那么這位拉曼查侍從代表的，是其中更健康、更溫和、也更充滿可能性的那一個。

它真正進入西班牙巴洛克經典譜系，與洛佩·德·維加、貢戈拉、卡爾德隆并列，還要等到150年后。直到1781年去世的巴倫西亞啟蒙學者格雷戈里奧·馬揚斯展開研究，才重新肯定了一個更接近新古典主義、在形式上也更為突出的塞萬提斯。

不過，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堂吉訶德》，那個在學校里被一代代教授、在全球想象中已成為象征的《堂吉訶德》，其實是19世紀塑造出來的產物。也就是說，它來自浪漫主義、民族主義和“九八一代”思潮的結合。正是在烏納穆諾、阿索林和奧爾特加等人的闡釋下，這個人物被固定為一種充滿悲劇張力的形象，成了“西班牙民族靈魂”的模具，也成了“理想與現實”對立的象征。

這就是后來所謂的“堂吉訶德主義”。這個概念又被反向投射到更早的歷史中，仿佛足以覆蓋整個西班牙歷史——一段總是悲劇性、總是未竟的歷史。對此，或許也可以借用作家若熱·德·塞納評價與西班牙如同孿生兄弟的葡萄牙時說過的話：“我們總是擁有偉大的人，只是他們出生在錯誤的地方�！�

不久前，我重讀了《堂吉訶德》。這一次，我似乎站在了一個新的位置上，于是這個“堂吉訶德主義”突然讓我有些煩躁。

我不妨直說：這一次，我不太喜歡堂吉訶德�；蛘吒鼫蚀_地說，當這個人物真正成為堂吉訶德時，我會被他打動，雖然并不會因此發(fā)笑；可一旦他退回阿隆索·吉哈諾的陰影里，我就覺得他傲慢、愛訓人、帶著階級優(yōu)越感，像一個陷在自身無足輕重和貧困意識中的臨床性抑郁者。

喬治·奧威爾受制于19世紀流傳下來的那套陳詞濫調，曾說每個人心里都住著一個堂吉訶德和一個桑喬·潘薩，而我們必須決定自己想成為誰。當然，這種說法默認了：我們身上更好的一面傾向于“愁容騎士”，而更低下、更圓滑、更卑微的一面，則把靈魂拉向那個侍從。

我并不確定這種看法是否成立。比起桑喬主義，或者暫時為了避免誤解而說“桑喬·潘薩主義”，“堂吉訶德主義”對西班牙造成的傷害要大得多。

的確，“堂吉訶德主義”為失敗、自殺式的個人主義，以及對最抽象原則毫不妥協的捍衛(wèi)賦予了聲望。這些特征既屬于塞萬提斯所處的時代，也在此后幾個世紀持續(xù)塑造著西班牙的民族想象，無論右翼還是左翼，都深受其影響，政治斗爭也不例外。

西班牙那些最“堂吉訶德式”的時代，往往也是最暴力、最令人挫敗的時代。這個國家常常以同風車作戰(zhàn)為榮，而歐洲卻在制造風車。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中，許多原本擁有理性、穩(wěn)妥計劃的男女，被粗暴地推向瘋狂。

與堂吉訶德相比，桑喬·潘薩在我看來不僅無害，而且常常暗藏顛覆性。當他沉溺于爵位和收入的幻想時，當然也很“西班牙”；但問題在于，他幾乎總是在這種“成為西班牙人”的計劃中失敗，就像他的主人總是在那套離奇的“騎士化”計劃中失敗一樣。

恰恰是在他無法成為那種“西班牙人”的時候，桑喬顯得極不循規(guī)蹈矩，甚至近乎超前：在一個排外而帶有宗教裁判所氣息的世界里，他對陌生人寬容；在一個自私而殘酷的世界里，他對動物抱有同情；在一個等級森嚴、虛偽做作的世界里，他又對權貴充滿尖刻的嘲諷。

比如，他在離開巴拉塔里亞島后與摩里斯科人佩德羅·里科特重逢；又比如，在水磨坊那場冒險中，他為自己的灰驢落淚；再比如，在公爵夫婦的宮殿里，這位侍從一次又一次讓騎士那種恭順、近乎諂媚的禮貌顯得尷尬。

如果說西班牙有兩個西班牙，那么在我看來，桑喬代表的是其中更健康、更溫和、也更充滿可能性的那一個。那是一個民間的西班牙，一個總是被精英背叛的西班牙。它內部當然包含著佛朗哥式“被動革命”的人性材料——借用比利亞卡尼亞斯那部杰作的標題來說——但同時也保留著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抵抗基礎，在這種基礎上，過去和現在都容納得下其他可能的國家形態(tài)，也容納得下在一個共同歐洲中彼此匯合的多個民族。

這個歷史性西班牙的問題之一在于，身處其中的所有人——包括左翼的“桑喬們”——一旦遭遇內戰(zhàn)式危機時刻，都想把自己變成堂吉訶德，都想表現得像堂吉訶德。

近幾十年來，西班牙已經開始制造風車，也制造太陽能板。它擁有全球第九好的公共醫(yī)療體系，也是世界上平均壽命最高的國家之一。

它的犯罪率在歐洲大陸最低之列，器官捐獻率和整體社會互助水平則位居前列。在性別平等、性自由和反種族主義等各類排名中，它也都處于領先位置。

如今，西班牙已經充分融入歐洲，成為歐盟在經濟、政治和倫理層面的重要支點之一。與全球趨勢相反，它至今仍是一個相對穩(wěn)固的自由民主國家，現政府則帶有某種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

我們知道，這些仍不充分的成就，如今正受到國內外新法西斯主義沖擊的威脅。但也正是這些成就，第一次讓我們有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接近塞萬提斯的這部杰作，擺脫“九八一代”和佛朗哥主義留給我們的那套解釋框架。那套框架把《堂吉訶德》以及堂吉訶德本人，理解為“民族靈魂”的柏拉圖式理念，理解為我們歷史中痛苦的自我沉溺，也理解為我們命運中那種個人化、失敗主義的英雄主義。

正如切斯特頓所說，一部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會在每個時代說出不同的話。《堂吉訶德》也許已經無法像1605年那樣讓我們發(fā)笑，但它也沒有必要像1905年那樣讓我們落淚。

它不僅仍然讓我們思考——正如一切在歷史時間中層層烘焙出的千層酥作品那樣——也在提示我們新的道路，召喚我們重新肯定新的形象。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繼續(xù)玩“幾個西班牙”的游戲，那么至少可以說有三個。第一個西班牙是堂吉訶德，第二個是桑喬，第三個則是“桑切斯”。這個極具西班牙本土色彩的姓氏，意為“桑喬之子”，它不僅指向現任首相佩德羅·桑切斯，也指向那個艱難的西班牙：一個在諸民族之間壓低爭吵聲的西班牙，一個能為怪人異士提供容身之所的西班牙，一個推動移民合法化、捍衛(wèi)國際法、反對戰(zhàn)爭的西班牙。

這個西班牙，在國境之外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贊賞，盡管這種贊賞未必完全準確，但至少出于一種體面的理由。歸根結底，這也是一個正受到威脅的西班牙，因為總有人想重新恢復強者的虛張聲勢、弱者的憂郁情結，以及帝國留下的道德污泥。

如果非要在堂吉訶德和桑喬之間做選擇，那最好選桑喬。但如果今天我們能夠撇開這種二元對立來重讀《堂吉訶德》，那么更好的選擇就是“桑切斯”。

我們的朋友霍納坦·莫里切曾以一種悲喜劇式卻又準確的方式高聲贊美它。而今天，我們不僅要捍衛(wèi)它，抵御新帝國主義右翼及其各種“特朗普主義”，也要防備左翼中的“更左翼派”、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甚至佩德羅·桑切斯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