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勞動力短缺，原因在于勞動時間縮短而非人口減少

2024年，日本的就業(yè)人數(shù)達到了歷史最高的6781萬人?？赡芎芏嗳藭械襟@訝：“哎？是嗎？”一聽說“日本勞動力短缺嚴重”，人們往往會憑直覺認為是因為“少子老齡化導致人口減少”。的確，人口已經(jīng)開始減少，但實際上就業(yè)人數(shù)仍在增加。原因很簡單：因為女性和老年層的就業(yè)者增加了。

那么，為什么會勞動力短缺呢？這是因為人均勞動時間變短了。從1990年到2024年的大約35年間，人均年總勞動時間減少了20%（見圖表26）。

日本在1987年修訂了《勞動基準法》，決定將法定勞動時間從每周48小時逐步下調至40小時。其結果是，在1990年代，雙休日制度廣泛普及。但是，對于這一時期勞動時間縮短的官方統(tǒng)計，很多人認為與實際感受不符。有分析基于調查結果指出，比較1986年和2006年，平均勞動時間并沒有太大變化。我認為所謂“免費加班”是主要原因。我本人是1992年進入社會工作的，但從那時起，我并沒有實際感受到平均勞動時間在持續(xù)縮短?；蛟S調查結果才是正確的，由于免費加班的存在，實際勞動時間并沒有縮短。

然而，從新冠疫情前開始，勞動時間的縮短就有了實際感受。根據(jù)一項分析2018年以后勞動時間減少幅度的研究，在平均勞動時間的減少幅度中，70%是受正式員工勞動時間縮短的影響，其余30%是受非正式員工勞動時間縮短的影響。正式員工的勞動時間縮短，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2018年7月公布、次年2019年4月起實施的《工作方式改革關聯(lián)法》的影響。另一方面，非正式員工的工資上漲導致如果按同樣勞動時間工作，就會脫離配偶等撫養(yǎng)范圍，需要支付社會保險費，因此控制勞動時間的動向也產(chǎn)生了影響。

綜合這兩點來看，實際的人均年總勞動時間，可能并非如官方統(tǒng)計所示的那樣緩慢減少，而是在過去10年左右急劇縮短。并且，2020年至2022年期間，由于新冠疫情，加班限制的影響變得不明顯，而2023年春季前后疫情結束、經(jīng)濟重啟、需求恢復后，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一下子變得突出。

無論如何，使用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在就業(yè)人數(shù)增加的同時，人均年總勞動時間大幅縮短。將這兩者相乘計算日本國民整體的總勞動時間，與1990年相比減少了14%（見圖表27）。這就是當前日本勞動力短缺的背景。而且，今后就業(yè)人數(shù)將開始減少，因此日本國民的總勞動時間將進一步減少。

因此，我認為高市政權目前試圖推進的放寬勞動時間限制、提高年收入壁壘等措施，對于緩解眼前的勞動力短缺，多少會起到一些作用。

扭曲的年齡構成——一個負責人對應兩個部長的職場結構

日本就業(yè)市場還存在另一個問題。目前，日本就業(yè)者總數(shù)中，55歲以上人群的比例已達到30%。而另一方面，20多歲的就業(yè)者僅占總體的16%（見圖表28）。也就是說，55歲以上的就業(yè)者人數(shù)是20多歲就業(yè)者的兩倍。形象地說，就像一個年輕負責人對應兩個部長。這是一種相當畸形的結構。

1990年時，情況正好相反：20多歲占整體的24%，55歲以上占14%。由于我父母那一代的退休年齡是55歲，所以在40-50年前本該退休的年齡層，現(xiàn)在卻占了全體就業(yè)者的30%。

將日本人口按每5歲年齡段劃分并比較人數(shù)，人數(shù)最多的是50-54歲年齡段。這個年齡段的人被稱為“第二次嬰兒潮一代”，每年出生200萬人，是現(xiàn)在出生人數(shù)的近3倍。人數(shù)第二多的是55-59歲年齡段（也包括我本人）。也就是說，目前50多歲年齡段的人口非常多，合計1839萬人，占日本總人口的15%。因此，預計未來10年左右，就業(yè)者中老年層的比例將繼續(xù)增加，就業(yè)人數(shù)也將繼續(xù)增加，年輕人的稀缺價值將越來越高。今后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目前10多歲的人口只有1060萬人。

日本企業(yè)今后為了繼續(xù)在日本開展業(yè)務，必須爭奪這些具有稀缺價值的、目前10多歲的年輕人。不僅如此，還需要留住目前正在積累經(jīng)驗、成為未來戰(zhàn)力的、僅有1280萬人的20多歲年輕人。當然，已經(jīng)成為主力軍的、僅有1319萬人的30多歲也很重要。目前處于各企業(yè)管理層核心的40多歲一代有1600萬人，人數(shù)還算多。因此，各企業(yè)需要提高年輕一代的工資，努力招聘年輕人并讓他們留在公司。為此，企業(yè)需要提高自己產(chǎn)品或服務的價格。所以，我認為今后通脹率很難大幅下降。

也就是說，日本正處于人口減少即將對勞動力市場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時期，卻實施了強制縮短勞動時間的政策，導致勞動力短缺感一下子增強，進而引發(fā)工資上漲，最終導致物價上漲。

日本平均年收入從世界第2位暴跌至第24位的理由與弊端

日本曾經(jīng)是工資相對較高的國家。使用OECD的數(shù)據(jù)來看，2000年時日本的平均年收入僅次于瑞士，位居世界第二（見圖表29）。而到了2024年，已后退至第24位（見圖表30）。如今，日本的平均年收入僅為美國的4成左右，是澳大利亞的一半，比韓國還低約1成。25年前，韓國的平均年收入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如今卻被反超。澳大利亞的平均年收入在25年前也僅為日本的6成左右。

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呢？答案是：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名義工資上漲”和“日元貶值”。通常，通脹率低的國家的貨幣會對通脹率高的國家的貨幣升值。日本的 nominal wages（名義工資）在過去25年間基本沒有變化，物價也基本沒有變化。因此，生活在日本國內并不會感到太大的不協(xié)調。而其他國家與日本相比通脹率更高，以當?shù)刎泿庞媰r的工資在上漲。所以，其他國家的人只要生活在那個國家，應該基本也不會感到不協(xié)調。

但是，通常情況下，在這種狀況下，日本的貨幣——日元應該會相對于其他國家升值，從而使相對平均年收入的排名不會發(fā)生太大變化。然而，日本盡管物價和工資的漲幅低于其他國家，日元卻反而疲軟，因此從日本看其他國家的名義年收入就大幅上升了。

有趣的是瑞士。瑞士在2000年和2024年都是OECD中平均年收入最高的國家。實際上，瑞士以瑞士法郎計價的平均年收入雖然比日本有所上漲，但與其他國家相比漲幅并不大。那么，為什么能保持第一呢？因為其貨幣強勢。從2000年末到2024年末主要貨幣的漲跌率來看，最弱的貨幣是日元，而瑞士法郎是最強的貨幣，對日元上漲了144%（見圖表31）。排名第二的新西蘭元對日元僅上漲了73%，因此瑞士法郎的強勢是壓倒性的。從這里似乎也能看到日本的問題和應解決的課題，稍后我們將與瑞士進行比較。

或許有人會說：“即使日本的工資在發(fā)達國家中相對變低，但還是比越南、緬甸、尼泊爾等國的年收入高，所以讓這些國家的人來日本不就行了嗎？”但遺憾的是，這是工資水平排名第2位國家的人才能說的話。對于已經(jīng)跌至第24位的我們來說，不能這么說。因為越南、緬甸、尼泊爾的年收入確實比日本低，但他們有選擇的權利。既然附近有支付日本兩倍年收入的澳大利亞，他們會特意來日本打工嗎？新西蘭的年收入也比日本高出6成左右，韓國也高出1成。也就是說，處于第24位的位置，即使我們去比我們年收入低的國家招聘，也會輸給高工資國家的競爭，無法如愿招到人。

我認為這種狀況難以持續(xù)下去。日本的勞動力市場今后人手不足的狀況將愈發(fā)嚴重。無論是為了在國內招聘年輕人并讓他們持續(xù)工作，還是為了從海外吸引人來日本，都需要持續(xù)提高工資水平。因此，我認為物價也將持續(xù)高位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