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北宋是出了名的“重文輕武”。

趙匡胤建立宋朝后，為了避免唐末藩鎮(zhèn)割據(jù)的亂象，重用文官、抑制武將，甚至立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

為了讓文官們安心任職、不貪贓枉法，北宋朝廷奉行“高薪養(yǎng)廉”的政策。

宋太宗曾直言：“廩祿之制，宜從優(yōu)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也就是說要給你們發(fā)高工資、讓你們吃好喝好，才能要求你們堅守廉節(jié)、不貪腐。

宋仁宗嘉祐年間，朝廷專門頒行了《嘉祐祿令》，將官員俸祿按照官品劃分為41等，構(gòu)建了一個以現(xiàn)金為核心、實物津貼為輔的雙軌制俸祿體系。

從宰相到縣令，從正俸、祿粟到職錢、衣賜，甚至柴炭草料都由朝廷統(tǒng)一配發(fā)，就差把“包吃包住包養(yǎng)老”寫進制度里了。

這套制度被后世學者稱為中國古代“高薪養(yǎng)廉”的典范。

不過話說回來，高薪養(yǎng)不養(yǎng)廉終究還得看人。大宋的高薪養(yǎng)出了一大批坐享優(yōu)渥的官員，但又有幾人能像包拯這樣真正把“俸外之財”拒之門外的。

包拯事業(yè)巔峰是倒坐南衙開封府時期，這是他收入最豐厚，也是史料最詳盡的時期，便于我們換算。

當時他官職是龍圖閣直學士（職，從三品，決定俸祿標準）、尚書省右司郎中（官，虛名）、權(quán)知開封府事（差遣，按照大宋慣例規(guī)下一任皇帝才是法定的開封府尹，權(quán)知是暫且管理開封府事務(wù)，因此包拯實際職務(wù)相當于今天的首都市長）。

在大宋的薪酬體系里，最高標準取其中最高者，包拯按龍圖閣直學士的高標準領(lǐng)取俸祿，同時又享受開封府尹的各項福利待遇。

根據(jù)《嘉佑祿令》記載，龍圖閣直學士每月有120貫基本工資（料錢），再加上18貫的補貼，一年下來就是（120+18）×12=1656貫。

權(quán)知開封府事崗位津貼：作為開封府的最高長官，包拯每月還有100貫的“添支”（相當于現(xiàn)在的崗位津貼、績效獎金），一年就是100×12=1200貫。

開封府的公使錢，這部分比較特殊相當于現(xiàn)在的“市長專項基金”或辦公經(jīng)費，每年1500貫。

這筆錢主要用來支付衙役、幕僚的工資，以及公務(wù)招待、宴請、修造官署等開支。

北宋對這筆錢的監(jiān)管比較松弛，公私界限模糊，挪用、濫用是當時的制度性頑疾，能不能潔身自好全看官員個人修養(yǎng)。

這里咱們暫且把它算進包拯的年收入里，但要說明真正清廉的包拯，大概率不會動這筆錢的私念。

除了貨幣收入，包大人每月還有一系列福利補貼。

每月祿粟30石（米、麥各半），即15石米+15石麥，每年合計180石大米、180石小麥；布匹每年春冬兩次衣賜，合計10匹綾、34匹絹、2匹羅；每年100兩綿、15秤木炭（每秤15斤）、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作為外任藩府的高級地方官，朝廷無償劃撥給包拯20頃職田，即2000畝耕地，允許收租且不納國稅。按每畝租米一石保守估算，每年至少進賬2000石大米。

實物換成錢，史料中記載了距包拯任職開封府時期較近的物價，各項實物折合銅錢合計約 1000貫左右。

因此包拯一年貨幣收入 20856貫 + 實物折現(xiàn) 1000貫 = 21856貫。

因為糧食是古今都有的剛性需求，價格相對穩(wěn)定，我們便以這個來換算。

現(xiàn)代普通大米價格約2.5元/斤，北宋中期普通大米約400文一石。咱們得出一個相對合理的換算比例，每文銅錢≈0.6元，每貫銅錢≈600元。

包拯的年薪21856貫×600元/貫=約1311萬元人民幣。

當然這里要說一下，糧食屬于剛性需求商品，價格主要受產(chǎn)量影響，波動性較大，且宋代的貨幣制度極其復雜，存在省陌、足陌等多種換算方式。

以上換算只是一種參考，權(quán)當幫大家對包大人的收入有個直觀感受，不必當作精確的歷史考證。

和其他朝代比，北宋官員的俸祿確實很高，整體的優(yōu)厚程度遠超漢唐明清。但高薪可以降低貪腐的動機，卻無法根除貪腐的欲望。即便在這樣的高薪制度下，大宋官場的腐敗問題依然嚴重。

畢竟廉與貪，取決于個人品格，而非俸祿多寡，到了徽宗時期更是高官貪污橫行，最終導致了靖康之變的悲劇。

而這也更凸顯出了包拯鐵面無私、不貪贓枉法的品格。

他不僅自己一生清白，還要求子孫清白，臨終前立下的字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p>

他的兒子包綬、孫子包永年也果然恪守家訓，去世時皆無余財，三代清白，終成千古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