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風云際會的當代書壇上，王鏞先生以他多元的視野和人文情懷，開辟了一條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藝術道路。

從個性語言的形成到風格范式的確立，他以一位藝術家執(zhí)著而又深沉的陶鑄之心去感受書法。誠然，他的風格和面貌，不是屬于那種優(yōu)雅和娟秀的類型，或許是心性使然，他從年輕的時候便開始對樸質與率真情有獨鐘，乃至充滿敬意。其實，這也正是他在生活里所一直秉持的為人處事之道。忌浮華而重率真；輕文飾而重性情。這樣的審美風尚和人格精神，應當說與我們偉大的文化傳統(tǒng)是遙相暗接的。大樸不雕的境界，文與質的調和，正是中國文化心靈深處的崇高理想。

王鏞先生的藝術，取法秦漢，遙望晉唐。尤其對屬于民間藝術的權量詔版、碑刻銘石上的文字深愛有加，這是他藝術風格形成的動因，更是他對這個時代的貢獻。

美與丑似乎是西方文本慣用的批評標準；雅與俗才是我們審美傳統(tǒng)的評價體系。從此而言，王鏞先生的審美祈尚和追求，無疑是屬于大雅的范疇。

這一切，正是王鏞先生作為一位書法家、畫家、篆刻家、教育家之于當代書壇的重要意義。

沉醉于傳統(tǒng) 陶然在筆墨

王鏞對話訪談錄（一）｜董雷

董雷：樂山水之道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一，從孔子“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到宗炳“至于山水，質有而趨靈”，甚至到韓愈“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等等，山水都被賦予了崇高的思想甚至是道德內涵。您當初在選擇攻讀李可染先生山水畫研究生的時候，對于山水或者對山水畫有怎樣的理解？

王鏞：當時選擇山水專業(yè)時，對它并沒有那么清晰的認識。1979年的一天，李可染，葉淺予老師給我們上課以前學畫的時候，不論是山水還是花鳥，都愛畫上幾筆。更喜歡山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自身感覺花鳥畫，尤其是寫意的花鳥在近代可以說是一個發(fā)展的高峰。很多人都不能逃脫諸如齊白石、吳昌碩等大師光環(huán)的籠罩，而且總覺得花鳥還是一個比較微觀的世界，還是山水能傳達出更多一些的自我表現(xiàn)欲望。而人物畫很容易受到形的限制，不像花鳥和山水能夠發(fā)揮中國水墨中的寫意精神。還由于當初沒有受到過什么系統(tǒng)的專業(yè)訓練，而近現(xiàn)代的中國人物畫，因受西方繪畫的影響，比較講究寫實，需要受系統(tǒng)而專業(yè)的訓練。并且當時的人物畫還沒有擺脫那種主題性繪畫色彩，政治性比較強，就我自身來說不是很喜歡。所以還是對山水比較有興趣，這可能也與我自身的性格有些內在的聯(lián)系吧！

王鏞先生書法欣賞｜1985年（乙丑）作

我報考中央美院的山水畫專業(yè)，還是有一番曲折經歷的。當年從初中畢業(yè)就想考美院附中，正好趕上“反右傾”，因影響到文藝界，附中當年也停止招生了。無奈高中畢業(yè)之后又趕上“上山下鄉(xiāng)”，便再一次與理想失之交臂。但我從小對藝術的喜好卻一直沒有中斷。當時由于處在“扎根農村，鬧一輩子革命”的“文革”浪潮中，有一段時間是很絕望的。下鄉(xiāng)在北大荒，由于地僻人稀，勞作也很辛苦，但對繪畫的愛好卻始終沒有割舍。在勞作之余，也擠點時間寫寫畫畫。當時的運動仍然在繼續(xù)，我經常被抽調去搞宣傳，畫宣傳畫，當時最擅長的就是畫毛主席像了。由于小時候學的比較雜，對各個畫種都能應付一些，久而久之也就小有一點名氣，這就給了我很多的動筆機會。后來在地方的學校當老師，學校的美術和宣傳工作幾乎都是由我負擔，所以繪畫就一直沒有扔下。

在此之后，由于北京普及高中教育，缺少師資，我被調了回來，在中學做了一名美術教師。當時正在“學黃帥”，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也造成學校秩序比較混亂，我便在課余進行一些自己的創(chuàng)作。看望梁樹年老師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考生，報考美院的時候，由于高考已停止多年，所以當時報考的人很多。我早期繪畫涉獵的范圍比較廣，這對我考取中央美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考上美院的時候，興奮之余更深感壓力巨大。由于我是以同等學歷身份考上的，所以感覺自己差的東西很多，在學習中便更加的勤奮。當時班里一共有5名同學是學山水的，其中有1人兼學書法、篆刻。因為從小對于書法、篆刻就打下了一些基礎，所以最后通過考試就確定由我來兼攻書法篆刻方向。

王鏞先生在全國中青展評選現(xiàn)場

董雷：那您認為在自己的藝術經歷中，有哪件事情對您來說是具有轉折性意義的？

王鏞：那當然還是考上中央美院了。我覺得環(huán)境對于一個人的發(fā)展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沒有一個很濃的藝術氛圍，就算你再有能力和才華，自身的發(fā)展也會受到很大的局限。

董雷：李可染先生是現(xiàn)代山水畫大師，他的山水畫一改逸筆優(yōu)雅的文人積習，在深沉黑色形式的基調下，通過飽滿的構圖給人以深沉博大的感覺。您的山水畫在總體的章法布局上與李可染先生有相似之處，您認為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都受到李可染先生哪些方面的影響？

王鏞：現(xiàn)在回想起來，受到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雖然現(xiàn)在與李可染先生的風格不是很像了，但從像到不像還有一個過程。當時我們上學時，整個藝術界的觀念還是受到很多禁錮，自我意識很淡薄，所以讀研究生的第一年，觀念還是比較模糊，當時想的就是把導師的東西研究、吸收過來。研究生第一年我們很系統(tǒng)地學習李先生山水畫的創(chuàng)作技法。李先生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山水畫創(chuàng)作是一個特別完整的體系。從寫生到創(chuàng)作，從創(chuàng)作理念到繪畫技法，都形成一套完備的體系。現(xiàn)在回想起來李先生對于畫面整體的把握和關注，對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現(xiàn)在我感受到繪畫中最難把握的也就是整體與局部之間的關系問題，這種對于統(tǒng)一與對比關系的理解，已經被李先生提升到哲學的層面來認識了，可以說李先生從把握作品的完整性方面來說是非常高明的，這也是傳統(tǒng)繪畫中相對薄弱的一面。

王鏞先生書法欣賞｜2010年（庚寅）作

此外李先生對于藝術審美的認識，也給了我深刻的啟發(fā)。他認為那些輕薄、秀巧的審美趣味雖然具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與渾厚、深沉的審美取向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他認為這種審美差異的比較，關系到藝術發(fā)展的方向，提倡要把握時代的審美特點。生活、自然、傳統(tǒng)三者之間應該保持一種有益的平衡，不可偏廢，這也是李先生反復強調的。在中國畫的發(fā)展過程小，作為一個具有革新色彩的大師，李先生的教學也是高屋建瓴式的。現(xiàn)在回想起來，能夠師從李可染先生真是很幸運。后來受到葉淺予先生的啟發(fā)，認識到應該在求學的這三年里拿出屬于自己的東西來，在學習中摸索出屬于自己的風格特點，這樣我們便逐漸地與李先生拉開了一定的距離，但他對我藝術風格的形成依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鏞先生書法欣賞｜1998年（戊寅）作

董雷：您覺得在山水畫中受李可染先生最大的影響就是對于整體性的把握。但我感覺不僅在您的山水畫中，在書法和篆刻中那種整體性的風格特點也都是十分的鮮明。您的書法不是精研于每一個字的刻畫，而是一種整體的把握。在藝術創(chuàng)作風格上，您的書法、篆刻和山水畫之間保持的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王鏞：我現(xiàn)在也奇怪，上學的時候對繪畫、書法就都喜歡。12歲開始學刻印，父親帶我去蘇聯(lián)展覽館看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的遺作展，當時不是很懂，但已經感到齊白石很了不起，對他特別的崇拜。那時就特別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把書、畫、印都搞好。至于書、畫、印之間的關系，在明清以來的傳統(tǒng)中，一直十分緊密。近現(xiàn)代的大師沒有哪個是僅專一科的，都是尋求一種全面的發(fā)展�，F(xiàn)在看來這三者的關系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簡單。雖然篆刻與書法和繪畫相比較來說距離較遠一點，是在石頭上的一種刻制過程。但現(xiàn)在想想，在極小的空間里，那種對于形式感認識的細膩和深度，以及對章法處理和線條質感的把握，是沒搞過篆刻的人無法體會到的。當然，書法表現(xiàn)得就更加直接了。書法給繪畫的啟示，并不在于單純的把一點、一撇直接地應用到繪畫作品中，我覺得恰是對繪畫中線條的組織，以及由此而體現(xiàn)出來的對地道民族審美形式的完整把握。如果缺少了這個，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將被削弱很多，就不那么純正了。

王鏞先生書法欣賞｜2012年（壬辰）作

我們應該對自己的藝術傳統(tǒng)有所發(fā)揚，所以現(xiàn)在我的工作室的發(fā)展就有這種趨向：以書法作為基礎，然后涉及國畫和篆刻，效果就非常的好。我的學生剛來的時候只有一些書法基礎，雖然每學期僅有一小段時間的國畫課，可是到了三年級以后，我對他們的信心就堅定了。他們的繪畫能力和筆墨功夫，比國畫專業(yè)的學生可能還要好一些。由此可見，重新認識書畫印之間內在的有機聯(lián)系，對于傳統(tǒng)藝術的發(fā)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未完待續(xù)）

董雷 遼寧沈陽人，先后畢業(yè)于魯迅美術學院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藝術學理論博士后。現(xiàn)任中國國家畫院辦公室主任，一級美術師，博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北京美協(xié)理事，中國畫學會理事，文化部青聯(lián)副秘書長，國家藝術基金評委。

摘錄：《中國當代藝術家談藝錄叢書--王鏞》吉林出版集團責任公司，2006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