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時岳猝逝，廣州友人及時相告，老成凋謝，不勝唏噓。

我們都是與共和國同步成長的一代學人。所不同者，時岳50年代初即師從邵循正先生，早就開始活躍于史壇。我則長期僻處江夏一隅，忙于教學與自修，很少與外地學者聯(lián)絡。直到1961年在武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會議，我才有幸與時岳及其他一批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青年俊彥歡聚一堂。當時，他已有《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qū)的革命運動》、《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兩本著作問世，是我們這一群落中的佼佼者。

1963年我被借調到北京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協(xié)助工作，隨后又參與中國近代社會歷史調查委員會的籌建，時岳偶爾出差來京，我們也時有晤談。那時我性格比較內向，除身邊少數(shù)密友外，很少與外地學者深交，不過在內心一直佩服時岳的功力與才華，把他當作學習榜樣，雖然他還比我小兩歲。

時岳與我相交漸深，始于“文革”后期。1975年夏天，我到哈爾濱參加一個規(guī)模頗大的學術討論會，剛進住房便聽見門外有人喊：“開沅你來了。”這就是隔絕已有十年的時岳!我們在風華正茂的歲月里相識，在歷經磨難的年代里相知，當時正如“涸轍之鮒，相濡以沫”,我們是多么珍惜彼此的幸存與友誼的賡續(xù)啊!“文革”以后，他離開吉林南下，我到廣州出差頻繁，彼此見面機會增多。他還是老習慣，事先從不通知，進門仍是那句樸實無華的“開沅你來了”,然后便悠然自得地坐下抽煙喝茶，海闊天空地神聊起來。他從不在背后貶議他人，關心的只是學術信息與友人蹤跡，或者是要我談談海外各地的風土人情。隨著年齒日增，我們都流于疏懶，很少通信或打電話，但彼此都時時關切著對方的工作與處境。

時岳的學術才華是在“文革”后才真正施展出來。他有志于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改革與重建，并且選定問題最為復雜的洋務運動作為突破口，不斷進行深入而又縝密的探究。他先后發(fā)表的《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近代中國社會的演化與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線索及其標志之我見》等重要論文，在海內外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堪稱開風氣之作。從國內而言，開初對之理解者較少，持保留態(tài)度者頗多，亦有視之為“離經叛道”者。但他仍鍥而不舍，據(jù)理力爭，以精辟的論述贏得越來越多學者的理解與認同。

當時我正集中全力從事辛亥革命史撰述，對他關于洋務運動的新論屬于有保留的尊重，在關于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中且有所駁難。他對此毫不在意，簡直是“犯而不?！?但他在其后時專著中也不放過我的某些“前科”,如批評我在1963年發(fā)表的那篇短文《洋務運動有進步作用嗎?》。見面時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是點了你的名的啊!”我也以平常心待之，彼此從未因學術觀點的差異產生任何隔閡。在關于基本線索問題的討論中，與他爭辯最多也最激烈的是汪敬虞。任先生是我們師友之間的前輩，大家都很欽佩他的功力之深與著述之嚴謹，但在學術爭論中時岳決不讓步，表現(xiàn)出可貴的尋求真理的勇氣與直率。

時岳在學術爭論中富于理性精神。他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道理，但決不強加于人，對不同觀點能夠尊重與包容。在這方面他與胡濱是兩種風格，后者在討論學術問題時詞鋒過于犀利，常常強要對方馬上作出明確回應，頗有一點“得理不饒人”的味道。但胡濱也是很好相處的朋友，熱情而且爽直，他的求勝心切與時岳的沉靜穩(wěn)健相映成趣，都洋溢著誠樸學者追求新知的執(zhí)著與天真。他們在洋務運動領域雖未認我為同道，但在史學革新與培育人才方面卻能相互理解與合作，常對我們的工作提供及時而有力的支持，使我與本所同事非常感激。而今李、胡聯(lián)袂西去，海闊天空的神聊與面紅耳赤的爭辯都成難以重溫的舊夢矣。

幾十年來，我有幸結識眾多中外幾代著名學人，相較而言，時岳的天分、素養(yǎng)、才華都堪稱上乘。他有很大的潛力，本來可以做更多工作，成就更大業(yè)績。但終究吃虧于時間損失太多，工作環(huán)境亦不盡如人意，而疾病又過早結束了他的學術旅程。這種遺憾之深沉，我想大家都會有同感與共鳴。所幸者時岳一生勤奮，已有佳作多種輝映史壇，又有一批理解老師并且各有所成的及門弟子可以薪火相傳。時岳天上有知，必定會為此感到極大的欣慰。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遼寧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