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近20年前的流行詞，最近突然在中文互聯網上爆火。

這個詞叫做“奧德賽時期”（Odyssey Years），由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于2007年提出。布魯克斯借用荷馬史詩中奧德賽在外漂泊十年才回到家鄉(xiāng)的故事，指出人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間還有一個“特殊時期”，在此期間，會經歷一長段反復、不確定的自我探索與漂泊。

小紅書上，多條與“奧德賽時期”有關的筆記獲超萬次點贊

為什么這個詞會在2026年突然走紅？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如今的年輕人，迷茫感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yè)率為16.1%，盡管從去年8月的歷史高點（18.9%）以來已連續(xù)6個月下降，但仍有近1/6該年齡段的年輕人處于“無事可做”的狀態(tài)里。而在明面數據之外，還有不少人以打零工等靈活就業(yè)形式為生，隨時面臨失業(yè)的風險。

即便是已經躋身職場的年輕人，也往往被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中。在《三聯生活周刊》去年年底一份面向“上班第一年”的職場新人的問題征集中，不少人提及，“職場的無效社交”“不會和領導相處”“晉升空間不明朗”“工作和生活難以區(qū)分”等困擾正在讓他們陷入難以融入和自我懷疑的怪圈里。報道中的一家企業(yè)高管稱，他們前年招聘的新員工提交過離職申請的已經接近1/4，其中不少都是應屆生。

一面是失業(yè)危機的陰影，一面是難以適應的工作，年輕人遲遲無法（或是不愿）像老一輩那樣迅速“穩(wěn)定”下來。隨之而來的，就是漫無止境的“奧德賽時期”。

用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話說，那個曾經“充分就業(yè)的社會”，正在離我們逐漸遠去。

烏爾里希·貝克

許多分析者將這種處境歸結于經濟轉型期的陣痛，樂觀地認為隨著大環(huán)境的再度繁榮，企業(yè)會再度進入擴張期，加上人口規(guī)模和結構的變化，屆時，青年勞動力會重新回到“供不應求”的局面。

然而，事實果真會如此嗎？

烏爾里?！へ惪嗽谡{查了數十年來世界各地就業(yè)體系的變遷后，給出了不同的結論。

他在晚年代表作《工作社會的終結》中指出，戰(zhàn)后一個整體的趨勢是，無論經濟是景氣還是不景氣，全世界的年輕人，都越來越身處同樣的迷茫。傳統意義上的“工作社會”，正在不可逆地走向徹底的終結。

《工作社會的終結》

[德] 烏爾里希·貝克 著

2026年3月

為什么？

樂觀分析者從經濟學角度出發(fā)考慮問題，在他們眼里，周期永遠是往復運動的，人只是周期中的棋子，隨波逐流地被安放在或高或低的位置。

然而，這種框架忽略了歷史的真實進程：在前現代時期，高失業(yè)率或就業(yè)不足才是常態(tài)，流浪漢、日結工和其他沒有固定可靠收入來源的人遍布全球。我們熟悉的那個以工作為生活全部重心，甚至成為意義來源的社會，只是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現代性——對秩序和效率的普遍崇拜——的產物。與作為我們看待物的方式的“商品拜物教”同時蔓延開來的，是我們看待人的方式——“工作拜物教”。

貝克從實證角度指出，過去數十年里，曾經“充分就業(yè)”的西方社會，其以終身雇傭和標準化合同為特征的“福特制”就業(yè)體系正在迅速崩潰：以德國為例，在20世紀60年代，處于不穩(wěn)定就業(yè)狀態(tài)的雇員僅占雇員總數的1/10；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4，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一比例達到了1/3。

在此期間，德國沒有經歷大規(guī)模的經濟震蕩，處于正常的繁榮周期，但穩(wěn)定就業(yè)率卻反常地持續(xù)下滑。究其原因，是支撐資本主義300多年發(fā)展的現代性本身正在不可逆地，被其自身所瓦解。

貝克指出，“現代性”（用他的話說，叫做“第一現代性”）內部存在著許多本質上難以調和的矛盾。比如，它主張民族自主，鼓勵各民族國家各自構建“國民”經濟的體系，促進國家內部的人員流動，然而在全球化層面上，各民族國家卻對跨國的人員流動層層設卡；又比如，它從普遍意義上要求每一個人投入工作以擴大生產規(guī)模，又從具體意義上不斷嘗試提高生產力以淘汰落后的勞動力，從而減少人力成本的投入，攫取更大利潤。

這種矛盾的短期爆發(fā)，就成為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但在短期爆發(fā)的水面之下，關于現代性危機的信念與知識卻在跨周期地不斷在代際之間傳遞、積累。“充分就業(yè)”或許還是一個社會集體理想，但已越來越不是個體的理想——美國有“嬉皮士”，日本有“御宅族”，而今天，中國的年輕人也開始不斷“躺平”。

這意味著什么？

貝克認為，從短期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工作社會”會系統性地轉變?yōu)椤帮L險社會”，對系統性風險的“質”的焦慮將取代對財富的“量”的渴望，“我害怕”的優(yōu)先級將超越“我餓”“我想要”，成為人們新的行動倫理原則；

但從長期來看，“工作社會”的退場最終會重新發(fā)現人的價值，將個體從單純的“人力資本”中解放出來，使之轉變?yōu)橥ㄟ^參與多樣活動以自我實現的“世界公民”。在這一過程中，個體唯一能依靠的是不再“工作”的自由，個體最大的力量也是不再“工作”的自由。

到那時，所謂“靈活就業(yè)”將真正成為主流——不止是統計意義上的數字，更是對人們內心成見的徹底打破。

為了讓各位讀者更好地進入貝克這本《工作社會的終結》的話題域，下面，阿信將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為本書撰寫的推薦序分享給你。

劉教授是最早將本書話題引入中國學界的學者之一，她將貝克的思想同中國當代的社會現實聯系在一起，為我們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的發(fā)展方向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傳統社會學研究的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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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有何種活法

劉云杉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泰坦尼克號上的風景

2006 年秋冬之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書店，我買了一本 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本書德文原版的英文版）。

歐美心臟地帶正在“巴西化”：要找到一個高收入、高技能、高穩(wěn)定性的全職工作，就如同在泰坦尼克號的甲板上找一個可以曬太陽、喝咖啡、看風景的躺椅，人可以很愜意，但巨輪正在既緩慢又令人猝不及防地沉淪……這一意象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寫了一篇書評：《從“人力資本”到“公民生活”》。彼時，中國正在分享全球化紅利，快速卷入全球工作機會、資本市場、財富分配的競爭中，中國的高等教育規(guī)模也正在擴大，從精英型向大眾化轉變。中國家庭全力托舉子女，信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理念：父母吃得苦中苦，寄望子女往高處走……在平行時空中，貝克的議題在我，只是“觀”與“望”，是有些烏托邦意味的前景描繪與政策實驗。一晃二十年過去，有心人借此文找到這本書，英、德文版互勘，有了此番簡體中文版的面市。

此時，再回看此書，貝克所描述的意象，不再是“觀望”，而是“體受”。而他的視角，更像是從外面、上面，客觀理性地解釋第一現代性與自反的第二現代性，精準地預言全球化紅利與陷阱；而我，以及我們，這二十年間，正在既不斷流動又隨時凝固的液態(tài)社會中，體受種種張力，有欣喜、有迷惑、有沉淪、有抗爭，在前所未有的動蕩中，不得不探索并走出自己的路。

流動中的隔離

受農耕文明滋養(yǎng)的中國人素來勤奮，春耕秋收，精耕細作，以此奠定生活的節(jié)奏。傳統中國社會是把生命的種子埋在地里，把個體的生命安置在代與代之間，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個體是社會繼替中的一環(huán)。這二十年間，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后，中國農民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遷徙，他們從中西部、從黃河流域，向南、向東，到華北、珠三角、長三角。安土重遷的中國人，不僅在地理的空間上流動，也從鄉(xiāng)村流向城鎮(zhèn)，從農民流向工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身份的蛻變，膽怯或勇敢地擁抱新生活，也同故鄉(xiāng)、傳統依依惜別。

離土、離鄉(xiāng)，從土地到廠房，如何找到位子、攀上梯子，如何在陌生的水域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節(jié)奏？如何在一個系統設計好的階梯上，野心勃勃并隱忍自制，以獲得延遲滿足？在謹慎的盤算中，中國人既清醒又迷糊地讓生命歷程卷入現代性的自反浪潮：擺脫空間的束縛，在時間之流中輕裝上陣；從實體到信息，從科層制軌道到扁平網狀結構，他們快速學習、適應，中國人也踏上了自動上升的扶梯，龐大的中產階層正在興起。中國社會的結構也呈現出紡錘的形狀，人們樂見中間階層的不斷擴大。

在平行時空中，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正從單一鉆石結構蛻變?yōu)殡p鉆石結構，美國若干大型企業(yè)關閉本土工廠，投資海外；裁員和外包，猛烈侵蝕曾屬于美國中產階級的高薪職業(yè)。“中產塌陷”的同時，一大批企業(yè)主、高管和專業(yè)技術人員出現，形成了擁有高薪、高福利和政治權力的特權階級，他們構成了上一個鉆石：在占有豐富資源的組織中，從事有保障的高薪專業(yè)工作或擔任管理職位，具有高水平的生成性資本（消費、投資、技能和社會資本）。雙鉆石的下部則由不穩(wěn)定就業(yè)的雇傭勞動者和自雇者以及受排斥階級構成，這是占據人口總數 80% 的新工人階級。

工作成為美國社會的新身份標識，出現了社會階層的“時間隔離帶”：頂層拼命工作，沒有時間休息，但可以積累大量財富，以工作和收入來定義自己。傳統中產階級的兩極化，一部分往上，以高強度的工作獲得高薪，用錢購買體面與地位，再投入教育，讓后代也能踏入精英階級，進入名校與華爾街。新一代的年輕人開啟了新一輪精英—資本循環(huán)，將全部青春、精力和時間，投入資本游戲。另一半中產階級走入下坡路，在公司管理文化中，被定義為“不再被需要”的人，面臨“裁撤”，成為績效表格中無用的、低效的冗員；再往下滑，他們便只能接受簡單、重復的勞動，來換取毫無晉升可能、一條路走到黑的底層工作。人工智能對這些群體來說，更是宣布“凜冬已至”的號角。

中產階級經歷戰(zhàn)后的膨脹，面臨縮水與塌陷。社會流動的“階梯”已經蛻變?yōu)閮刹坎⑿械淖詣臃鎏荩阂徊肯蛏希徊肯蛳?。教育的選擇極為嚴峻與殘酷：在雙鉆石結構中，高居上升扶梯的前端者，頭頂光環(huán)，如魚得水；其他人則拼盡全力，要么躋身上行扶梯，時刻擔心下滑或被殘酷地甩出軌道，要么身處下行扶梯的上端，所有努力不過是避免跌落太慘，或者干脆放棄掙扎。

精英主義（merits）已經成為一個神話，對特權階層來說是一種安慰，對非特權階層來說是一種幻覺。神話創(chuàng)造了不存在的幻想（你可以成為你想成為的人），否定了存在的事實（一個貧困的孩子進入特權階層的機會非常渺茫）。

正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言，窮孩子的教育紅利是一種幻想，他們努力拼搏，只是為了站上一道不斷下行的自動扶梯。

與此同時，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的中國人，在全民瘋狂的教育競爭中，既“內卷”，也“躺平”。

彈性中的失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和一個木匠聊天，他年近五十，說自己是舟山最后一代木匠，他的手藝要失傳了。年輕人不再有耐心，不再拜師學藝，守一個行當。他們到哪兒去了？在學?；鞄啄辏鰜碜鲣N售、跑外賣……他們不再愿意靠手吃飯，更愿意動動嘴皮，察言觀色，動腦子；他們認為，即便是外賣小哥，呼吸的風也是自由的，平臺算法雖然嚴苛，但馬上可以拿到錢……

上一輩人參軍、讀書、進政府機關或者公教文衛(wèi)等事業(yè)單位，不僅是生計，更是 career（職業(yè)或生涯），這個詞的英文原意是馬車碾出來的車轍所形成的斷續(xù)而明晰的路徑。事業(yè)背后是 identity（身份），它是一個名詞，是在時間里熬出來的、鐫刻在人身上的客觀印記與主觀認同。職業(yè)既是清晰的標志，也是堅實的錨錠，標記人的出身與教育、能力與性情，乃至社交、消費、生活。職業(yè)背后常有行會，行會成員擁有相同的利益與相似的價值觀，既相互監(jiān)督，也相互庇護，維持群體的專業(yè)特權。

這一代人的穩(wěn)定生涯解體了，工作機制彈性化，他們被期待擁有 flexibility（彈性）——這個詞從 15 世紀就進入英文詞匯表，它有生動的圖像：樹木在風中雖被刮彎，但仍能彈回原樣。工作的彈性機制要求人具有同樣的韌性，既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又能保持自身不受損害。這種彈性要求人折腰的強力，或可稱為折腰率。人們不再持續(xù)專注于一個行當，用縱向的時間體現專業(yè)的忠誠，而是像螃蟹一般橫著爬行，在不同的工種、領域間橫跨。

美國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考察過 20世紀 80 年代波士頓的面包房，這些小店多為意大利人所開。面包烘焙是如同跳芭蕾一樣的技藝，要訓練多年，技能與身體才能合一。高溫的面包房有汗水，有發(fā)酵的酸味，有固定的營業(yè)時間，一起共事的都是同鄉(xiāng)或親朋，面包中不僅有生計，還有社交與情誼、自尊與體面。25 年后，桑內特重返當年的面包房，這家店已經屬于一個食品生產巨頭，工作條件改善了，機器做面包，而人只需要監(jiān)控機器，車間干凈涼快。面包店就像一張錯綜復雜的網，員工的日常時間表在其中交錯。員工入職時沒有了門檻，沒有了同鄉(xiāng)的幫襯與顧惜，來去自如，彼此不再熟悉，對面包也不再有情感。

彈性既降低了行業(yè)的門檻，也削減了行業(yè)的豐富度，它只是一堆臨時的、碎片化的、彼此弱相關的工作（job），以及穩(wěn)定、高效的機器和一套看不見的、理性的且精準計算的資本邏輯?，F代社會的兩個“無所不在”——斯密的市場這只“無所不在的手”與福柯的監(jiān)視這雙“無所不在的眼”，精心打造了 KPI（關鍵績效指標）：這是一個從上到下，準確地說是從核心到邊緣都共同可視的數字，每一個人、每一層頭頂的 KPI 都是一套龐大冷酷且精細入微的算法體系。

人的感受呢？置身具體場景中的人與物的情誼呢？人的喜好呢？人對手中事的沉醉、對身邊人的關切呢？簡潔的數字不屑于去看，這是數字無力折算的低效與包袱，也是員工在折腰的靈活性中不得不清除的冗余。

人們經歷了什么？又做了什么準備呢？機器驅逐了技藝，面包師傅的技能被宣布無用，工作場所則降低了技術要求（deskill）。教育隨之主張核心素養(yǎng)（competence），用高階能力 4C（協作collaboration、溝通 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維 critical thinking、創(chuàng)造力 creativity）替代傳統的 3R（讀 reading、寫 writing、算rithmetic）。與技能（skill）相比，素養(yǎng)有更多維度，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與態(tài)度，因其多維且復雜，在操作中被譯為“勝任力”。技能則是人所擁有的對事、對物的具體技藝，它的主體是人。素養(yǎng)的視角卻變了，指崗位對人的能力的識別與認定，其詞根 compete 就指“競爭”，因此素養(yǎng)的真實意涵遠不只是簡單的匹配度，而是勝出之后才能被任用的競勝力、勝任力。教育順應工作場所的要求，同樣脫實就虛，學生被要求柔性的、軟的技能，從人際互動中勝出——這也是對算法的敏感與折腰：如何才能被識別？核心素養(yǎng)要求讓成長看得見，于是有了可表現的指標，有了優(yōu)績主義的盛行。

人不再如同地上生根的樹木，折腰率甚至要求他們成為盆栽植物，迅速地被移入，再快速地成長。經驗成為負資產，深耕專業(yè)，沉浸其中，成為鉆牛角尖的自我浪費；短期的、變換的靈活工作要求切斷背景，或者說隨時轉換，素養(yǎng)要的是萬金油似的略通皮毛，而非專業(yè)精通，重要的是對縱橫關系的各個節(jié)點了然于胸，有能力在各個節(jié)點中快速移動，成為活躍的棋子。

成為活躍跳動的棋子，還是墜入隨時可被優(yōu)化的冗余？一方面，工作的自主性下降，管理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等人在對工作的分析中關注細分時間單元中動作的精準與效率，以效率原則將復雜工作分解為簡單的步驟，每個人手中都是一個片段，專門化、單調性與重復性保證了體系的效率，每個人都成為大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此外，工作也強調獨立性，“依賴”成為負面詞匯，員工們交易但不交往，只需要對結果負責。于是，組織中非正式的信任銳減，對機構的忠誠度降低，組織所傳承的共享知識與價值弱化，社會資本降低，工作場域不再是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這樣一個效率至上、權力匿名的體系中，每個員工都是“鐵路警察，只管一段”，至于對方向、局勢的把握，這是既明晰又隱匿的數字天眼的責任。在數字天眼下，體系內所有空間都是透明的，它清除了層級的障礙，而在透明的空間中，每個個體也都同質化，他們被標定為數字不同的 KPI。員工如何對待工作呢？不再是事業(yè)，而只是工作——明智替代了責任，短期的契約取代了穩(wěn)定的身份。

網絡狀的組織中有自然的距離，也有刻意的陌生，比如采用電子郵箱來管理員工，人們收到電子郵件，被通知工作調動或解雇——正如桑內特在《新資本主義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說的，“連當面告知的勇氣和耐心都沒有”。在效率與輕簡的原則上，人也輕簡如數字。

人如何輕簡如數字？如何經營自己的核心指標（merit）？在靈活的網狀組織中，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彈性要求他們MP3（音頻壓縮技術）化——在 MP3 播放器中，歌曲能隨機亂序播放，去掉結構與界限；機構的邏輯是顛覆、隨意打亂，人生的舞步也可以隨意隨性——生涯不再是一條精心設計的軌道，而是一串隨意的即興演出，前后混搭，不再關聯。人們不再有穩(wěn)定的性格——有所不為的內在堅定性，也不像上幾代人那樣用職業(yè)的套裝遮住了自己，或活成了職業(yè)的面具?，F在的人們，人生充滿混搭的衣料，既像洋蔥一樣，層層剝去，不見內核；又不同于洋蔥——在移動的、變換的土地上，每一層洋蔥皮的色彩、質料、大小均不同，斑駁、怪異、嘈雜，沒有尺寸的合理性，也沒有韻律的節(jié)奏感。初則興奮刺激，繼而麻木無感。

人們從慣例與鐵籠中的無聊切換到彈性中的焦慮，他們享受自由，卻沒有自主，這個自由是失重的。他們被要求獨立，卻成為失去左鄰右舍、上下傳承的原子化個體，他們只是獨立的數字，接受數字天眼的監(jiān)控，這個數字天眼甚至內置于個體自身。

這些年“90 后”“00 后”常常“整頓職場”，現在，他們要整頓的，不僅是職場，還有人生。

To be or not to be

（活出來還是混下去）

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發(fā)出的靈魂之問：生存還是死亡？今天已沒有人生抉擇中面對命運的莊嚴承諾，卻是日常的、細碎的懷疑對周圍的侵蝕：活出來還是混下去？

MP3 的工作彈性解構了一切秩序，生命周期中出現了“奧德賽期”，這種狀態(tài)以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命名，意味著嘗試、選擇、徘徊、游蕩，進入學?；蛘唠x開校園，與朋友同居或賴在父母家里，戀愛或者失戀，嘗試一份工作或者換另一份工作……青春期提前，成年期卻在延后，身處此間的年輕人，生活中充滿即興演出，卻又松弛、懶散。一方面，習俗的要求、社會的期待、文化的慣習，被動搖、挑戰(zhàn)，也被忽視；另一面，在父母與所謂的成人社會那里，卻是欣賞與疑惑、錯愕與麻木交錯?！伺c人之間，具體的牽掛逐漸稀?。淮c代之間，出現了整體斷裂，彼此難以抵達。

德語中的教育是 Bildung，意思是養(yǎng)成終身生活的穩(wěn)定性格。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活法：教育的核心是找到自己的活法，即論語中的“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一個人在做什么，做或不做的理由，以及更內隱的那種讓他心安或不安的道德情感、直覺或本能，這就是活法的根本，也是教育的本質。

MP3 的混搭人生不能也不屑于追求社會煉金術——攀登縱向的社會階梯，攫取社會地位與財富，而是迷戀自我煉金術，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風格定義自己，再表達自己。如果說社會煉金術是屬于政治經濟的社會結構，那么自我煉金術則屬于日常生活，屬于文化與心理感受，在最細微又切身的生命基礎設施上，他們實驗著、折騰著、蛻變著……

工作場所用“人格資本”替代了人力資本，過去是“你學了什么（知識與技能）決定你能做什么”，隨后是“你是誰（動機、能力與身份認同）決定了你能做什么”。既去技能化，又要求多重經驗，斜杠青年已經身份難辨，可以識別的是他們的自驅力與進取心，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再后來，身份資本（identity capital）突顯，個人的資源（精力、時間和動力）與情境資源（社群與能夠提供挑戰(zhàn)和確認的情境）密切互動，是富有主動性的人與被激活的情境、創(chuàng)生的資源之間的交織。主體將名詞形式的“身份”，變成動詞化的“認同與追求”，其背后是高投入、高參與，是成事，且在成事的過程中，成其德，成其志。

時代情境的活力在于將名詞提升為動詞，時代主體的脆弱在于將動詞進一步動名詞化：知識不再是名詞的“已知”，而是動詞的“認知”，更是持續(xù)、終身的求知狀態(tài)；“智力”不再是假定的智商，而是全神貫注地投入，是持續(xù)不斷開拓疆域，創(chuàng)制新事物；“身份”不再是先賦的位置，而是心中夢與手中事不斷地相互矯正，是主動的認同，是逼出來的一套活法。身份的動名詞化可用多普勒效應來描述：靠得越近，共振越強——一個同頻共振的能量場，既風起云涌，又氣象萬千，此所謂成其勢也。

從名詞到動詞，再到動名詞，這是“成”的過程，“成”意味著孕育、包容與探索。在時間切斷且混奏、空間透明、個體獨立無依的自由漂浮中，“成”又何其艱難！“成功”與“成就”不再是個體的責任，而是時代的氣度，它要求厚實的土壤、多元的生態(tài)、多樣的物種，萬物生長，各自高貴。它不再僅僅是物的生產、資本的擴大，它是人的生活，是生命本體的表達，是活法中本真的創(chuàng)造。它需要大地母性的滋養(yǎng)，讓人格有格外的意義。

貝克在此書中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家務勞動薪酬化、志愿工作薪酬化，這些切實的措施可謂厚植土壤肥力的關鍵。這個時代將包容、滋養(yǎng)何種活法？

“助少壯求位育，促民族達成年。”這是潘光旦先生在 1932年寫下的話語。在今天，這既是迫切的追求，又有別樣的意涵。

知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作品

充分就業(yè)和終身工作的時代即將終結

尋找普遍失業(yè)后的生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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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4.3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