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對最富有的美國人征稅，我們需要瞄準他們的財富，而不僅僅是他們的收入。兩項提案——一項在加州，一項在國會——可能最終實現這一點。否則，我們將面對一個日益強大、威脅民主本身的億萬富翁階級。

即使是最激進的所得稅，超級富豪四分之三的真實經濟收入也永遠不會被課稅。這就是為什么加州的一項公投提案和伯尼·桑德斯與羅·卡納提出的一項全國性法案旨在直接對財富征稅。

去年共和黨的稅收法案，自詡為“大而美的法案”，延續(xù)了數十年的趨勢：頂層1%人群的稅負從二十世紀中葉的高位持續(xù)下降。

自20世紀80年代減稅成為共和黨的核心目標以來，最富有的美國人所支付的稅率已大幅下降。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和伊曼紐爾·賽斯的研究表明，在戰(zhàn)后時期——當時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在70%到91%之間徘徊，公司利潤的法定稅率在48%到52%之間——最富有的家庭支付的有效稅率約為50%。今天，他們支付的稅率大約只有那時的一半。

美國寡頭中最富有的人——埃隆·馬斯克、拉里·埃里森、馬克·扎克伯格、杰夫·貝索斯——通常支付的稅率最低，甚至常常多年不繳納一分錢的所得稅。

雖然頂層1%人群稅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四十年來共和黨的減稅和其他政策變化，但像馬斯克和扎克伯格這樣的頂級0.01%成員之所以能避稅，是因為他們的大部分實際收入來自資產增值，只要收益不“實現”，這部分就是免稅的。正是所謂的“實現要求”，使得超級富豪即使賬面凈資產飆升，也幾乎不用繳稅。許多億萬富翁并不出售資產來資助其奢侈的生活方式，而是直接用其增值資產進行免稅貸款，遵循著ProPublica在2021年首次曝光的“買入、借貸、離世”策略。

密蘇里大學稅法與政策學者戴維·蓋米奇告訴雅各賓，研究發(fā)現，“大約四分之三的美國非常富有納稅人的真實經濟收入將永遠無需繳納聯邦或州所得稅，也無需繳納遺產稅或贈與稅?！?/strong>

大多數美國人同意，巨富——尤其是億萬富翁——應該繳納更多的稅。根據哈里斯民意調查關于億萬富翁的最新年度調查，現在超過一半的美國人甚至支持限制財富積累——比2024年上升了七個百分點。

這種對億萬富翁階級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和憤怒，重新點燃了對富人加稅的呼聲。在全國范圍內，“對富人征稅”的呼聲引起了選民的共鳴，并推動了佐赫蘭·馬姆達尼和詹姆斯·塔拉里科等年輕民粹主義者的勝利。對巨富征稅比對普通富人征稅要棘手得多。對高收入者增稅在政治上雖有爭議，但技術上很簡單。而如何對億萬富翁征稅則是一個更困難的挑戰(zhàn)，因為他們的財富主要以現有稅法從未設計要觸及的未實現收益形式積累。

近年來，兩項提議的解決方案獲得了關注。更技術官僚的方法是，每年直接對超級富豪的未實現收益征稅。拜登政府傾向于這一選項，其提出的“億萬富翁最低收入稅”將對凈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人的總收入征收至少25%的稅。以此來看，去年賬面凈資產飆升近2000億美元的馬斯克，如果喬·拜登的提案生效，將面臨近500億美元的稅款。

雖然對未實現收益征稅——專家稱之為“盯市稅”——在聯邦法院獲得支持的可能性或許稍大，但更直接、更民粹的選擇是直接對億萬富翁的財富征稅。

本月早些時候，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眾議員羅·卡納提出了第二項主要的財富稅提案，兩人都是加州提案的積極支持者。更為激進的桑德斯-卡納提案要求對美國大約950名億萬富翁每年征收5%的財富稅，他們預計這將在未來十年籌集高達4.4萬億美元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公眾對億萬富翁稅的反應基本上是積極的。早期民調顯示，大多數加州人支持這項財富稅，該稅目前最有可能成為現實。上個月，傾向共和黨的民調機構Nestpoint的一項調查發(fā)現，目前有60%的人支持該提案，只有24%的人反對。即使向受訪者提供了反對信息，仍有54%的人繼續(xù)支持該提案。

不出所料，加州大多數億萬富翁對此公投提案的反應是近乎恐慌的震驚，譴責其為“資產沒收”，并威脅要離開該州。億萬富翁支持的商業(yè)團體已經發(fā)起了擊敗該提案的運動，彼得·蒂爾和谷歌聯合創(chuàng)始人謝爾蓋·布林等科技寡頭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來資助這項努力。

紐森和無數其他對財富稅持批評態(tài)度的中間派通常提出一種“務實”的論點來反對。這些反對者堅稱，雖然財富稅在理論上可能不錯，但實際上只會引發(fā)超級富豪居民大規(guī)模外流到佛羅里達和德克薩斯等低稅州。

蓋米奇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指出：“一貫的模式是，富人說他們會離開，媒體報道他們會離開或正在離開，但當塵埃落定，我們能夠實際衡量發(fā)生了什么時，與所籌集的收入相比，實際的流動性反應非常小。”他提到，目前加州的反應“符合這一歷史模式”。

加州億萬富翁稅的設計使得該州的億萬富翁很難避稅。如果獲得加州選民批準，那么截至2025年12月31日，加州的每一位億萬富翁居民都需承擔5%的稅款，分五年按年分期支付。因此，盡管有通常公開的逃離威脅，但億萬富翁實際上幾乎沒有真正的動機離開該州，因為無論如何他們都必須支付這筆一次性稅款。

即使該州的許多億萬富翁最終真的離開，認為這從長遠來看會使州政府損失更多收入的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由于“實現”漏洞，該州的億萬富翁已經繳納了最低限度的稅款。正如公投提案的起草者在一份政策簡報中指出的：億萬富翁“通常不賺取太多普通收入，也不出售資產，因此他們的收入在加州所得稅總收入中占比較小”。因此，與一次性財富稅預計的1000億美元相比，收入損失將是輕微的。

在國家層面，反對財富稅的務實論點更缺乏說服力，因為美國的超級富豪更難避稅。首先，美國稅法基于公民身份，而不僅僅是居住地，放棄公民身份會引發(fā)代價高昂的離境稅。

當務實的論點無法說服人時，反對者通常會訴諸更赤裸裸的意識形態(tài)主張。他們警告說，這不會止步于億萬富翁，實際上會“打擊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并指責支持者想要“竊取”“就業(yè)創(chuàng)造者”來之不易的財富。換句話說，這根本“不美國”。

這種論點的主要問題不在于它過于夸張，而在于它基于一個歷史謬誤。美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即利用稅收不僅是為了增加收入，更是為了刻意限制財富集中。最初推動對富人征稅的努力始于第一個鍍金時代末期，當時民粹主義者和改革者倡導用所得稅作為關稅的進步替代品。

取代關稅的運動將所得稅視為遏制不平等和公司權力的有效工具。正如稅法學者邁克爾·格雷茨在其新書《摧毀的權力：反稅運動如何劫持美國》中指出的，鍍金時代的倡導者將所得稅視為“一個工業(yè)化國家實現經濟正義所必需的”。

在新政期間，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開支持這種利用稅收促進平等的做法，以遏制“巨大的財富積累”，降低國家高企的不平等水平。1936年，最高邊際稅率提高到79%，戰(zhàn)時達到94%。

祖克曼和賽斯恰當地將其描述為“近乎沒收性”的這些稅率，僅適用于那些收入相當于今天數百萬美元的人，并且主要是為了“減少稅前收入的不平等”——它們確實做到了。沒收性稅收也旨在遏制家族財富：在同一時期，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對價值超過1000萬美元的財富保持在77%。

1982年，當抗稅運動還處于早期階段時，《福布斯》雜志首次開始追蹤美國最富有的人，航運大亨丹尼爾·路德維希以約20億美元的估計凈資產位居榜首。當時，美國最富有的400人總財富估計為920億美元。四十多年后，情況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如今最富有的人一個人的財富，幾乎是原版《福布斯》400強總財富的三倍，而且他正迅速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萬億富翁?？傮w而言，截至2025年，《福布斯》400強的總財富為6.6萬億美元，是1982年的20多倍。

隨著萬億富翁新時代的快速臨近——億萬富翁公開購買我們的選舉，少數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吞噬經濟——三個字突然成為全國大部分地區(qū)民粹主義者和進步人士的戰(zhàn)斗口號：對富人征稅。

正如大多數美國人所支持的那樣，要對最富有的群體征稅，最終都需要對他們的資產征稅，無論是通過盯市稅還是更民粹的財富稅。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國家層面。

根據蓋米奇的說法，由于共和黨人以及仍有許多民主黨人的反對，更不用說他們的億萬富翁捐贈者，在不久的將來，“國家財富稅的前景非常渺?！薄＜词刮磥砟硞€民粹主義聯盟憑借微小的奇跡通過了桑德斯-卡納的年度財富稅或類似提案，在當今右翼占主導的最高法院也可能面臨一場艱苦的斗爭。

因此，就目前而言，對億萬富翁征稅的最佳機會似乎是在州一級。也許沒有比加州更適合嘗試的地方了，那里大約有200名億萬富翁持有約2萬億美元的財富——超過了該州下半部分家庭的總和。半個世紀前，金州以第13號提案發(fā)起了抗稅運動，這幫助重塑了美國政治，使其變得更糟。如今，該州可能正處于另一場革命的早期階段——這一次矛頭直指億萬富翁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