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這樣大規(guī)模的盛世出現(xiàn)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guī)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后周南唐統(tǒng)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xiàn)就是這樣屈指可數(shù)，而且持續(xù)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xù)了近40年。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xiàn)在景帝時期，并由漢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xù)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兩個階段并不接續(xù)。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xù)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fā)展階段，成就并沒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xù)大約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續(xù)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xù)也不到100年。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tǒng)計過，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無怪乎中國歷史多災多難，細細掂量，“盛世”這個詞本身就蘊含著無奈和不祥。

“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01

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

都需要一個大規(guī)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xiàn)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zhàn)亂。十余年的戰(zhàn)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稘h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zhàn)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fā)現(xiàn)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稘h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國統(tǒng)計上來的人口數(shù)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紤]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zhàn)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稘h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yè)，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薄疤煜录榷ǎ裢錾w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本褪钦f，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艷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guī)模戰(zhàn)亂方才平息?！端逄蒲萘x》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征描繪戰(zhàn)亂的后遺癥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肪?《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周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p>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于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jù)《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尸“約計八十萬余”。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里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瘡痍。自蕩平后，休養(yǎng)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shù)字并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tǒng)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xiàn)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tǒng)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zhàn)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臺。正是隋末戰(zhàn)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fā)放一頃田地。戰(zhàn)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fā)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蕩過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fā)生大的政治動亂，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發(fā)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獲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02

盛世的出現(xiàn)，

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tǒng)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后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后代統(tǒng)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于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后，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xiàn)，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鑒。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鑒于明代教訓，清代統(tǒng)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歷更是創(chuàng)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xù)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后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并不見得肯定收獲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xiàn)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zhàn)歷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后，第四個一統(tǒng)全國的帝王。在統(tǒng)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余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xiàn)了“盛世”征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guī)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眾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03

盛世出現(xiàn)的另一個必要條件

是遇到英明的帝王

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yǎng)出這樣的人才并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shù)。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干還不夠。盛世的出現(xiàn)，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

中國盛世出現(xiàn)的規(guī)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guī)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后，往往會出現(xiàn)一個小小的磨合動蕩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干的子孫打開王朝發(fā)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后，出現(xiàn)了呂后、惠帝時期的動蕩。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fā)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yè)，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動蕩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fā)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xiàn)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xù)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xiàn)，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tǒng)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后，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qū)，大者數(shù)千人，小群數(shù)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后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qū)，從宜陽到武牢500里，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只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fā)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xiàn)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tǒng)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guī)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tǒng)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于統(tǒng)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制無法抵制環(huán)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guī)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于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本文原載于《饑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作者：張宏杰），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