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時代的技術物正在從被動的工具轉變?yōu)橹鲃拥纳踔辆哂心撤N自主性的存在，其帶來的挑戰(zhàn)無法通過簡單拒斥或盲目樂觀來看待，這是一場關乎人類文明走向的社會行動，需要理論與治理的革新，來探索如何引導智能技術從潛在的支配性力量轉變?yōu)榇龠M人類發(fā)展的共生性伙伴。

原文 ：《超越技術物的控制》

作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董金平

圖片 |網絡

2024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引人深思：一位母親起訴AI公司，認為聊天機器人誘導了她14歲兒子自殺。這一事件揭示的深層問題已超出了傳統(tǒng)法律責任的范疇，指向一個更為根本的挑戰(zhàn)：智能時代的技術物正在從被動的工具轉變?yōu)橹鲃拥纳踔辆哂心撤N自主性的存在。智能時代的技術物仿佛獲得了某種不依賴于人的內在法則，它不再僅僅是人類意志的延伸，反而開始將人類納入其運行的邏輯之中。這種關系的逆轉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何為技術物？在智能化浪潮中，人與技術物的關系發(fā)生了何種根本性轉變？人類又該如何避免淪為技術的附庸？

歷史視野中的技術物

理解智能時代技術物的特殊性，需將其置于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進行考察。技術物并非一成不變的“物”，而是人與世界互動關系的具象化中介。在不同歷史階段，技術物呈現出不同的形態(tài)特征，也塑造著不同的人類主體性。吉爾貝·西蒙東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一書中，反對將技術物視為簡單的工具，而是強調其內在的生成邏輯與演化過程。貝爾納·斯蒂格勒認為技術物具有自身的“技術性”，它既和物理動力相關，又和生物動力相關，構成了介于無機物與有機物之間的“第三類存在”。這種存在既是人與環(huán)境互動的界面，又具有自身的生命論色彩——它有自己的生成規(guī)律，不完全受人類意志的支配。基于上述洞見，我們可以將人與技術物的關系演進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具化時代——分離的主客體關系。在石器時代至前工業(yè)社會，技術物以石斧、骨針等實體工具的形式存在。人與工具保持清晰的界限，人是主動的使用者，工具是被動的客體。技術物的價值完全由人類的目的所賦予，其功能限于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第二階段：機器化時代——身體的規(guī)訓與嵌入。工業(yè)革命帶來了根本性轉變，蒸汽機、流水線等復雜機器不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將人類吸納進生產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過程的雙重性：機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但也使工人被“物化”為機器的延伸。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刻畫的工人形象，正是身體被機器節(jié)奏所規(guī)劃的生動寫照。?？碌摹耙?guī)訓理論”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時期技術物對人的塑造：工廠、監(jiān)獄、學校等機構通過精密的時空安排和身體訓練，生產出符合機器生產需要的“馴順的身體”。

第三階段：智能化時代——精神的滲透與控制。當前，我們正經歷從機器化向智能化的深刻轉型。技術物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形式存在，其核心特征是從物理實體轉向數據與算法。人類越來越多地以“數據身份”參與到技術系統(tǒng)中，物理身體的直接勞動逐漸退居次要地位。然而，身體的退場并不意味著控制的減弱，恰恰相反，控制變得更加深入和隱秘——它從對身體的外部操練轉向對精神的內在滲透。

智能技術物的控制邏輯

在智能化階段，技術物的控制邏輯發(fā)生了本質變化。如果說工業(yè)時代的機器通過紀律塑造了馴順的身體，那么智能時代的技術物則通過數據、算法和信息流塑造了可預測、可調控的精神主體。

數據邏輯：從行為記錄到未來預測

在智能時代，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轉化為數據：我們的購物記錄、行動軌跡、社交關系甚至情感狀態(tài)，都被技術物持續(xù)地采集、分析和存儲。這種數據化不僅僅是記錄，更是一種建構——它通過算法模型重新組織和解釋人類行為，并以此為基礎預測甚至預制未來。美劇《西部世界》第三季中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羅波安”（Rehoboam）便是這種邏輯的極端體現：它通過全面數據分析，不僅預測個人未來的行為軌跡（如自殺傾向），更通過隱蔽的社會操控，使預測成為現實。數據邏輯的危險在于，它將活生生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人簡化為可計算、可預測的數據點。當算法“判斷”一個人未來可能犯罪或失敗時，它可能通過資源分配、機會限制等方式，實際地將這個人推向那個被預測的命運。這種“算法決定論”實質上剝奪了人的自由意志和改變潛能。

感知邏輯：認知框架的算法重塑

智能技術物不僅收集數據，更通過信息過濾和推送，主動塑造我們的認知框架。社交媒體平臺的推薦算法是最典型的例證，它根據用戶的點擊歷史和停留時長，構建個性化的信息環(huán)境。久而久之，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由算法編織的“過濾氣泡”中。2016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劍橋分析”公司的丑聞，暴露了這種感知操控的政治潛力。通過精準的心理畫像和定向信息投放，算法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影響選民的政治態(tài)度和投票行為。赫拉利將信息比作社會存在的“氧氣”，而在智能時代，這“氧氣”的成分和濃度正日益被技術物所調控。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判斷是非的標準，甚至情感反應的模式，都可能在算法的長期浸潤下發(fā)生改變。

真實邏輯：深度偽造與技術過載

當“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日益成熟，我們對于感官證據——特別是視覺和聽覺——的基本信任開始動搖。英劇《真相捕捉》描繪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場景：政府利用深度偽造技術篡改監(jiān)控錄像，制造虛假證據來達成政治目的。在現實中，深度偽造技術已被用于制作名人色情視頻、偽造政治人物演講，甚至進行金融詐騙。這種技術過載帶來的不僅是欺詐風險的增加，更是本體論層面的危機：如果眼睛所見、耳朵所聞都不再可靠，我們如何確認“真實”？當技術能夠以假亂真地制造“證據”時，整個社會對于事實的共識基礎就會受到侵蝕。這為操縱輿論、改寫歷史、否認真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可能。

[本文后續(xù)詳見2026年3月24日頭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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