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東京通過電臺宣讀投降詔書的時候，許多臺灣家庭圍在收音機旁。有人聽懂了日文，有人聽不太明白，但“戰(zhàn)敗”“終戰(zhàn)”這樣的詞傳來時，屋子里往往只剩下短暫的安靜。廣播一結束，有人沖出家門，高喊：“日本輸了！”有人悄悄關掉收音機，拉上門窗，不敢聲張。就在這樣的聲浪里，一代人的身份認同被迫改寫，其中就包括后來被稱為“臺灣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陳明忠。

這一年，他16歲，在日本軍隊里服役不久，心底深處對“自己是誰”這個問題，才剛剛有一點模糊的答案。再往前一年，他還在學校里被老師反復告知：“你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痹偻髱资辏麅啥纫驗檎伟讣魂P進監(jiān)獄，最長一次在牢里度過了整整十五年。身份的劇烈轉換，時代的急轉直下，把這個出身高雄地主家庭的少年，一步一步推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

有意思的是，這條路既不浪漫，也不傳奇，而是從一件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小事開始——一本書，一句罵人的話，和一段難以忘懷的挨打經(jīng)歷。

一、在“日本人”與“清國奴”之間：少年時代的裂縫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從這一年到1945年，這片島嶼在日本統(tǒng)治之下度過了整整半個世紀。日本一方面大力修建鐵路、公路，調整土地制度，推動資本主義發(fā)展；另一方面卻在文化和教育上推行徹底的同化政策，目的非常清楚——要把臺灣人從心理上變成“皇民”。

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皇民化運動進入了高峰。小學里，孩子們一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行禮；課堂上，只準說日語，不許講漢語和閩南話；報紙取消中文欄，學校里不再開設中文課；許多家庭被要求改用“日式姓名”，連祖先牌位上的文字也被要求更換。對很多出生在這一時期的臺灣人來說，“中國”兩個字離生活非常遙遠，幾乎只是舊書里的一個名詞。

1929年，陳明忠出生在高雄岡山一個頗有土地的家庭。由于處在日據(jù)時代，他從小學到中學接受的，都是標準的日本教育。老師在課堂上告訴他們：“你們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痹谌毡竟俜叫麄髦校@是“帝國大家庭”的一部分，聽上去似乎頗為體面。對一個小學生來說，這樣的說法也很難讓人起疑。

在這種環(huán)境里長大的孩子，很自然地會把自己的未來同“日本軍人”“帝國士官”聯(lián)系起來。陳明忠少年時就曾幻想，將來要當日本陸軍的上將，身披大衣，騎著白馬，意氣風發(fā)地走在軍營里。對那時的他來說，這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少年理想。不過，現(xiàn)實比課堂更直接，身份的裂縫并不是從教科書上顯現(xiàn)出來，而是從校園里的拳頭開始。

小學畢業(yè)后，他考入州立高雄中學。當時這所學校里，日本學生占了絕大多數(shù)，臺灣學生只有寥寥十來個。每天上課、集合、出操，站在同一個操場上，陳明忠漸漸感覺到，日本學生和臺灣學生并不是一個“圈子”的人。老師對日本學生的態(tài)度明顯更親近，而對臺灣學生則多了幾分命令、訓斥甚至輕視。

真正刺痛他的，是那句反復出現(xiàn)的臟話。日本學生在操場上、走廊里，動不動就罵臺灣同學是“清國奴”。這三個字刺耳而又陌生，他起初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歷史含義，只知道這是罵人話。而老師往往裝作沒聽見，甚至也會在不經(jīng)意間露出類似的態(tài)度。這種不對等，讓少年陳明忠越來越困惑：既然都說“你們也是日本人”，為什么自己還要被罵成“清國奴”？為什么同一間教室里，待遇差距如此明顯？

有一次，他和幾名日本同學發(fā)生沖突，出拳時并沒有多想，只是憑著年輕氣盛。沒想到竟然打贏了。結果是，事后被一群日本學生圍住毒打。等到那群人散開，一個日本學生回頭惡狠狠地丟下一句話：“不是說你不能跟日本人打架，你就是不能打贏?！边@句話像釘子一樣釘在心里，讓他突然意識到，不管課本怎么寫，不管老師怎么說，在那些日本同學眼中，他根本不是“日本人”。

那幾年，他一面在學校里繼續(xù)接受皇民化教育，一面在日常相處中不斷遭遇帶著輕蔑的目光。這種強烈的反差，讓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對所謂“臺灣人也是日本人”的說法產(chǎn)生了懷疑。只是當時的他，還不知道該怎么解釋這種矛盾，也尚未找到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

二、一本書、一段廣播：身份認同的轉向

轉折出現(xiàn)在十五歲那年。大約在1944年前后，他無意中接觸到一本書的日文譯本，書名叫《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這本書原本是孫中山的一位部下撰寫，后來被日本人譯成日文出版，用意也許并不在于傳播中國革命思想，而是作為研究對象。但在一個臺灣青少年的手里，它卻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十五歲的少年，讀理論著作肯定吃力，他只看得進去比較淺顯的一部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這些詞，對他來說還比較抽象，可是民族主義中關于“中華民族”“國家主權”“反對民族壓迫”的論述，卻多少擊中了他心里的某個地方。他突然在文字里看到了一種全然不同的自我定位——自己不是“帝國臣民”，不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口中的“皇民”，而是屬于一個被稱為“中國”的大國的子民。

“原來，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边@一念頭并沒有讓他立刻推翻之前的一切認知，卻讓他能重新審視那些親身感受到的屈辱：被人叫“清國奴”，被迫改名，被剝奪使用母語的權利，被系統(tǒng)性地排除在“帝國核心”之外。過去不太理解的矛盾，在這一刻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解釋。不得不說，對一個仍在日本教育體系中的臺灣少年而言，這樣的意識轉變，風險并不小，但沖擊卻十分強烈。

與此同時，他的家庭環(huán)境也在悄悄提供另一種視角。陳明忠生長在地主家庭，物質條件尚可，但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好感并不濃厚。長輩們有時會在飯桌上低聲抱怨政策，提到土地調查、稅賦增加，甚至提到日本人對中國大陸發(fā)動侵略時那種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這些話往往說得很小聲，可一旦與書本里“民族主義”的表述拼在一起，就不那么模糊了。

另一方面，塔臺廣播也在不經(jīng)意間改變著許多人的心情。1945年夏天，從廣播里傳來的消息愈發(fā)緊張：美軍對日本本土的轟炸愈演愈烈，戰(zhàn)爭的方向似乎越來越不利于東京。臺灣各地的民眾一邊在工廠、農田里繼續(xù)被動員，一邊留意著收音機里的戰(zhàn)況變化。當“日本戰(zhàn)敗”“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終于傳來時，整座島嶼的空氣都變了味道。

在臺北、臺中、高雄，不少人自發(fā)聚集到街頭，歡迎“祖國的軍隊即將來接收臺灣”的消息。對不少臺灣青年而言，過去在日本統(tǒng)治下積累的種種不滿，在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馮守娥就是其中一位。她后來成為陳明忠的妻子，其實在少年時代，就比他更早建立起清晰的民族意識。

馮守娥的父親對日本殖民非常反感，經(jīng)常在家里強調：“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彼谧x東洋史時了解到近代中國在日本壓力下的屈辱遭遇，對“日本帝國”的看法也越來越冷淡。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出時，她毫不掩飾自己的欣喜，和街上的人一起，用發(fā)自內心的熱情迎接“國民政府”即將來臺的消息。對她來說，等待多年的“回到祖國懷抱”終于有了眉目。

試想一下，同在一座島上，一個少年是在被罵“清國奴”的羞辱與書本里的“中國概念”之間，曲折地建立起對自身民族身份的認知；另一位少女則在家庭教育的影響下，很早就明白“自己不是日本人”，并且在日本戰(zhàn)敗時露出發(fā)自內心的笑容。兩條線索在歷史的洪流里各自發(fā)展，后來卻交織在一起，也算是時代留給個人命運的一種安排。

三、從日本軍服到“政治黑牢”：兩度入獄的曲折道路

1944年，陳明忠考入臺中農業(yè)專門學校。此時，太平洋戰(zhàn)爭已經(jīng)進入后期，日本兵力吃緊，對臺灣青年的征兵力度逐步加大。到了1945年1月，日本在臺灣全面實施征兵制度，大量青年被召入日本軍隊。陳明忠也在被征召之列，穿上了日本軍服。一邊是學校，一邊是軍營，他的人生在戰(zhàn)時狀態(tài)下顯得格外混亂。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他與來自中國大陸的老師接觸之后，觀感也發(fā)生了變化。許多由大陸派來的教師，接受過新式教育，說話更開放，更強調民主、科學，而不像部分受日本教育影響的臺灣老師那樣，習慣用命令語氣對學生頤指氣使。這種差異在當時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祖國”這一概念的好感。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后，臺灣正式結束了日本統(tǒng)治。10月25日，國民政府在臺北舉行受降儀式，臺北街頭張燈結彩。馮守娥和許多青年一樣，舉著小旗，滿懷期待地迎接從大陸來的軍隊。那時候，在臺灣本地青年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口號廣為流傳，一種想要參與國家建設的熱情在校園、社團中擴散開來。

然而，接下來幾年發(fā)生的事情，迅速沖淡了這種熱情。國民黨政權接收臺灣的過程中，腐敗、官僚、盤剝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社會矛盾不斷加劇。1947年2月28日，從臺北查緝私煙事件引發(fā)的沖突迅速擴大，演變成震驚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在接下來的鎮(zhèn)壓中，大量臺灣知識分子、青年和基層民眾遭到逮捕甚至殺害。許多本來對“祖國”懷抱期待的人，在那段時間感到極度失望。

這場事件對陳明忠的震動非常大。他本就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心懷不滿，希望戰(zhàn)后能在新的政權下看到一種更公平的秩序。二二八的慘劇，卻讓他猛然意識到，“國民黨”的腐敗與專橫不能簡單等同于“中國本身”，也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國人。在這種情緒中，他逐漸接觸到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提出的社會主義理論，認為這是另一條可能改變中國、改變臺灣的道路。

1949年前后，隨著解放戰(zhàn)爭接近尾聲，中國共產(chǎn)黨在大陸逐步取得全國性勝利。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解放軍原本規(guī)劃渡海解放臺灣，并秘密派遣了大約1500名干部潛入島內，開展統(tǒng)戰(zhàn)、情報及群眾工作。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立即對島內中共地下組織展開全面搜捕。這場長期的鎮(zhèn)壓和清洗，被后來稱為“白色恐怖”。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陳明忠在高雄、臺中求學過程中，已經(jīng)開始接觸地下活動，并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他逐漸成為當?shù)亟M織中的骨干人物，把個人命運與“革命事業(yè)”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對他來說，兩者并沒有清晰界線，國家前途與個人選擇幾乎是同一個問題。

1950年前后，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地下組織的清剿愈發(fā)嚴厲。在大規(guī)模抓捕行動中，許多潛伏干部被逮捕、審判，甚至在公開“公審大會”上被處決。據(jù)統(tǒng)計，當年潛入臺灣的1500余名干部中，被處決的就有1100多人。陳明忠在這輪行動中也被捕入獄，但在審訊過程中，他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共成員，也不愿供出同伴。最終，他被判處十年徒刑，投入“政治黑牢”。

在獄中的日子，對他而言是另一種“學?！薄１O(jiān)獄里關押著各種政治立場的人，有地下黨員，也有黨外異議人士，還有被牽連的普通青年。大家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通過紙條、小抄等方式閱讀理論書籍，討論社會主義、民族解放、民主制度。有的犯人因為長期壓抑而精神崩潰，有的為了求生成為告密者，還有一部分人則把牢房當成重新思考人生和信仰的空間。

在這種環(huán)境里，很容易產(chǎn)生兩種極端：一類人走向極左，主張立刻發(fā)動反抗，不計后果；另一類則慢慢滑向消沉，甚至試圖借配合審訊換取減刑。極左者的激情有時候會把全牢房的人拖進更大的危險，稍有風吹草動，可能換來更加殘酷的整治。陳明忠在這期間，既參與學習，也看到了“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他和獄友們在知識十分有限的情況下，試圖消化龐大的意識形態(tài)內容，難免會出現(xiàn)偏差甚至誤判。

十年間，他與家人見面的機會極少。母親曾兩次前往探監(jiān)，卻因為各種限制，未能真正面對面相見。這段漫長的牢獄生活，使他對“革命”“斗爭”這樣的詞有了遠比外界更沉重的理解。不過，等到刑滿獲釋，他并沒有選擇抽身退場，而是繼續(xù)關注社會，繼續(xù)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

時間快進到1970年代，臺灣社會表面上依舊處在戒嚴體制以下，但暗流已經(jīng)涌動。黨外運動興起，一批知識分子和青年開始通過雜志、演講、社團活動，挑戰(zhàn)長期一黨獨大的局面。陳明忠與部分黨外人士保持密切來往，再次成為情治機關的重點對象。

1976年，他被第二次逮捕。這一次，當局指控的罪名更重，起初甚至準備以“叛亂”罪判處死刑。在被捕后的審訊中，他遭遇了各種嚴刑拷打。有知情者后來形容，當局的刑罰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從威脅、毆打，到持續(xù)性的侮辱和肉體折磨，不少人挨到第二階段就撐不住，開始全面供述。但陳明忠硬是挺過了全過程，沒有供出其他人，也盡可能保護了與他有聯(lián)系的黨外人士。

“你到底練了什么武功，能撐得?。俊庇腥耸潞髥査?。他淡淡地回答：“決定求死，就不再害怕了?！边@句話并不是“英雄式”的夸張，而是長期身處高壓環(huán)境下，對生死界限的一種冷靜判斷。第二次進監(jiān)獄，對他的身體造成了嚴重損傷，也在精神上刻下了難以抹去的痕跡。

就在判決死刑前夕，意外的轉機出現(xiàn)在海峽彼岸之外。部分參與保釣運動的臺灣青年、留學生以及關心人權的海外人士，開始關注陳明忠案。他們籌集了約1.6萬美金，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整版廣告，呼吁臺灣當局停止處決，并要求保障政治犯基本人權。這則廣告在國際上引發(fā)關注，臺灣當局承受不小的輿論壓力。

在這樣的外部環(huán)境下，原本已經(jīng)走到終點線的死刑判決被臨時調整。陳明忠由死刑改判為十五年有期徒刑。當晚，蔣經(jīng)國親自出現(xiàn)在電視上，對外宣布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渡武器發(fā)動叛亂”。這種說法顯然帶有強烈的政治定性和宣傳意味，但對當事人來說，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從“必死”變成“還有機會活下去”。也正因為這次經(jīng)歷，他后來自嘲地說自己是“臺灣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

1987年，臺灣正式宣布解嚴，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戒嚴時代畫上句點。陳明忠當時的案件雖然形式上仍維持原判，但在社會輿論變化和友人奔走之下，他最終爭取到“保外就醫(yī)”的機會。1988年蔣經(jīng)國去世后，政治局勢繼續(xù)緩和，一批政治犯陸續(xù)獲減刑。1990年，陳明忠終于獲準出境，前往日本和美國。當年曾為他奔走呼吁的保釣人士、留學生、人權組織代表，這時陸續(xù)在東京、紐約等地與他見面。他前去致謝，也算是為那段命懸一線的歲月畫上一個現(xiàn)實層面的句點。

四、統(tǒng)派立場與晚年心境：個人命運中的時代烙印

走出牢房后的臺灣，與他第一次入獄前相比，已經(jīng)完全變了模樣。解嚴之后，黨禁、報禁逐步解除，各種政治立場在社會上公開交鋒。媒體數(shù)量大幅增加，電視、報紙、雜志都在尋找“新議題”。然而，對大陸的正面報道極少，關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敘述，長期被負面標簽所覆蓋。

在這樣的輿論環(huán)境中，堅持兩岸統(tǒng)一立場的人很容易被貼上各種不友善的標簽，話語空間相對狹窄。陳明忠在出獄后，并沒有轉向更安全的中立姿態(tài)，而是繼續(xù)以“統(tǒng)派人士”的身份在島內公共領域發(fā)聲，參與多個主張國家統(tǒng)一的組織，成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不得不說，在那樣的氛圍下，這樣的選擇意味著持續(xù)承受壓力，也注定難以獲得主流媒體的好感。

從身份認同的脈絡看，他的立場并不難理解。少年時受日本教育，卻在辱罵和歧視中得知“自己不是日本人”；中學時代通過譯本接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逐漸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觀念；戰(zhàn)后目睹二二八事件，轉而認同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道路；在監(jiān)獄和地下組織的歲月里，把“國家統(tǒng)一”視為民族復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條線索一旦串起來，很清楚地指向兩岸應該是一體的信念。

他的夫人馮守娥，從青年時代起就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深惡痛絕。日本戰(zhàn)敗那天，她在廣播前聽到投降消息時的激動，并不是一時之興，而是多年民族意識的集中爆發(fā)。戰(zhàn)后，她積極學習中文，閱讀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文書籍，接觸“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觀念?？梢哉f，她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比陳明忠還要早。兩個人后來走到一起，在民族認同和政治立場上，沒有根本分歧，這在當時并不多見。

1987年獲得保外就醫(yī)后，陳明忠雖然身體飽受折磨，但仍然參與各類統(tǒng)派活動。由于媒體對大陸多持負面描述，許多臺灣民眾對統(tǒng)派的印象很不友善，甚至充滿誤解。陳明忠和同道者所處的輿論環(huán)境，遠稱不上寬松。可即便如此，他在公開場合談起自己的兩度入獄，談起自己被判死刑又被改判時，并不刻意渲染悲情，而是更愿意強調那些曾經(jīng)冒著風險營救他的朋友，以及在監(jiān)獄里保持沉默、不出賣同伴的難友。

晚年談及自己走過的路，他曾做過一個頗為冷靜的評價。二十一年的牢獄生活，占掉了他生命中大量的黃金歲月；身體上的傷痕、健康的損失很難完全恢復。但在他看來，少年時在日本學校中遭遇的民族屈辱，總算在中國整體實力不斷增強的歷史進程中，被一點點洗刷掉。以他的說法，能親眼看到中國逐步強盛，已經(jīng)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

不過，他也并非毫無遺憾。兩岸問題在他有生之年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島內的政治氛圍越來越復雜，關于統(tǒng)一的討論常常被情緒化的爭執(zhí)和現(xiàn)實利益博弈所掩蓋。他清楚自己所期望的，有可能無法在一生中看到結果。但在他看來，民族認同和歷史大勢不是一時一地的政局可以完全決定的，對未來走向仍然抱有某種堅定的判斷。

回頭看陳明忠的一生，故事非常多：少年時代受日本教育，卻在被罵作“清國奴”的憤怒中尋找身份答案；十五歲通過一本理論書籍，第一次明確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從地主家庭的兒子，走向社會主義者和地下黨成員的角色；兩度走進監(jiān)獄，長達二十一年的牢獄生活中，從高壓和嚴刑下硬撐過死刑威脅；晚年又在島內不利的環(huán)境中，公開堅持兩岸統(tǒng)一立場。每一個階段，都與近代中國和臺灣的關鍵節(jié)點緊密相連。

在人們習慣討論“臺灣認同”“中國認同”“日本影響”的時候，他的經(jīng)歷提供了一個相對特殊的樣本：一個在日本殖民教育體系中長大的臺灣人，如何在現(xiàn)實屈辱與理論閱讀中，逐步確認自己的民族身份；一個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又如何在戰(zhàn)后政治巨變中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一個長期在牢獄中承受政治迫害的人，為什么仍然把“國家統(tǒng)一”視為終生堅持的方向。

這些問題本身并不需要用激昂的口號來回答，也無需刻意拔高。把他的生命軌跡與1895年臺灣被割讓、1945年戰(zhàn)后接收、1947年二二八、1949年前后白色恐怖、1987年臺灣解嚴這樣一連串大事件對照起來，答案已在其中。時代的波折把個人推上前臺，也在無形中塑造出一種近乎倔強的性格。對陳明忠而言，“15歲才知道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這句話并不只是一段回憶，而是貫穿一生的一條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