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炎

來源：《歷史研究》2025年第12期

摘 要北岳廟為國家級祠廟，其地處定州致使國家祭祀與地方政治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地方官府利用“國家祭祀的地方性”實施治理。唐玄宗統(tǒng)治前期，東北奚、契丹異動頻繁，國家五岳四瀆祭祀要求不斷強化。定州地方長官基于本地治理需求，通過北岳祭祀與立碑，強化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以期消弭兵災(zāi)、穩(wěn)固邊疆。安史之亂后，定州地理格局、軍事形勢及國家禮制要求均發(fā)生重大變化，北岳廟成為河北藩鎮(zhèn)與中央溝通的重要紐帶，北岳祭祀及石刻持續(xù)發(fā)揮作用。唐代北岳祭祀與立碑不僅是儀式性行為，而且是“儀式加文本”的地方治理方略，在中國古代地方治理中具有普遍性。關(guān)鍵詞：唐代 石刻 北岳祭祀 央地關(guān)系 地方治理

唐代五岳祭祀是學界傳統(tǒng)論題，學者多從國家祭祀與民間信仰、禮制與宗教等視角切入，揭示山川信仰在國家與社會中的制度與思想定位。與五岳祭祀相關(guān)的各類石刻資料成為常用史料，其中，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北岳廟現(xiàn)存四通唐代祠廟碑，即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大唐定州北岳恒山靈廟之碑”、開元十五年“大唐北岳祠碑”、開元二十三年“大唐北岳神廟之碑”及天寶七載（748）“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自宋代以來頗受學者關(guān)注。此外，定州石刻館現(xiàn)存開元二十四年“大唐定州刺史段公祈岳降雨之頌”殘石幢一件，與北岳廟四唐碑亦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

學界關(guān)于古北岳相關(guān)問題的成果頗多，其中北岳祭祀與古北岳地理位置是研究的兩個重點。在前有研究基礎(chǔ)上，關(guān)于北岳廟唐代石刻群的建立及其整體反映的特殊歷史現(xiàn)象，以及與唐代地方官府地方治理的相關(guān)課題，均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鑒于此，本文從北岳廟四唐碑及定州段公祈雨石幢入手，從軍事、禮制與地域社會諸角度，探討國家級山川祭祀的地方性及唐代北岳祭祀的獨特性，進而揭示國家級祠廟祭祀立碑與地方官府治理的微妙關(guān)聯(lián)。

一、開元九年北岳祭祀立碑模式的建立

唐代五岳祭祀場所分為本地（地方）與非本地（京城）兩種，北岳恒山的本地祭祀在定州。唐人認定的北岳恒山主峰位于定州恒陽縣（穆宗即位，因避“恒”諱，恒陽縣更名為曲陽縣）北140里（唐里）處，即今保定市阜平縣、唐縣與淶源縣交界處的大茂山，是清順治十七年（1660）移祀山西大同渾源前的北岳恒山所在。唐代北岳廟位于定州恒陽縣城（今保定市曲陽縣）西部，《元和郡縣圖志》所謂“恒岳下廟，在縣西四十步”，即唐代北岳廟，是唐廷所設(shè)祭祀北岳恒山的國家級祠廟。
北岳廟現(xiàn)存最早的唐碑，由定州刺史高豫于開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建立。碑陽額題“大唐定州北岳恒山靈廟之碑”，正書；碑陽內(nèi)容為《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御史中丞韋虛心撰、宣義郎前邠王府參軍直秘書省陳懷志行書；碑陰、碑側(cè)為唐宋官方北岳廟祭祀題記。
本文先從韋虛心描述的神異故事談起。碑文主要敘述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九月三日，朝廷遣使會同定州州縣官員于北岳廟祭祀一事。此次官方祭祀動因來自定州呈給朝廷的報告，報告稱瀛州清苑縣人魏名確行至北岳廟，從遇到的兩位五岳大使處偷聽到九月三日五岳大神將齊聚恒山的消息。魏名確聽得入神，遲遲不肯離去。五岳大使察覺后非常憤怒，遂將魏名確牽至廟中，施以責罰。北岳廟祝史楊仙童目擊此事后立即上報定州刺史，刺史上奏朝廷，遂有九月三日朝廷遣使至北岳廟祭祀。
韋虛心為何編造這一故事，且將時間設(shè)定于“先天二年”？解決問題的線索應(yīng)是碑文中的“我是五岳大使，發(fā)兵馬六十萬眾，為國討賊”，“發(fā)兵馬”與“討賊”似與一場戰(zhàn)爭有關(guān)。
關(guān)于這一問題，王昶認為，“考《舊唐書·元宗紀》，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竇懷貞等與太平公主同謀，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軍作亂。上密知之，皆執(zhí)諸人斬之。碑所謂‘為國討賊’者，殆指此事也”。有學者亦循此說，并認為該神話故事反映了融合道教與民間信仰的五岳神兵觀念，在唐代國家祭祀體系中流行。對此，光緒《重修曲陽縣志》有不同意見，認為韋虛心所述神話背景當是唐與奚、契丹之戰(zhàn)，亦有學者贊同此說。
實際上，關(guān)于“為國討賊”史實之蠡測，上述兩種說法均具有一定合理性，而碑文之所以如此編造，意在凸顯北岳神祇在軍事護佑方面的靈驗力量。當然，若結(jié)合開元九年定州刺史高豫立碑前后的歷史而論，定州官民希望北岳神“為國討賊”之“賊”當為奚與契丹。
唐前期，契丹是東北邊疆的巨大威脅，定州正位于防御其勢力入侵的戰(zhàn)線上。因此，定州刺史的職責除治民外，還需軍事防御。面對奚、契丹的強大攻勢，開元初年，朝廷在定州設(shè)置岳嶺軍。關(guān)于岳嶺軍，學界討論不多，墓志提供了重要信息。如開元三年，楊獻“召拜左領(lǐng)軍將軍。未幾，除右威衛(wèi)將軍。歲余，授定州刺史，兼岳嶺軍使”。又如王修?！皯?yīng)舉及第，轉(zhuǎn)岐州洛邑府左果毅。先天元年……授本府折沖……敕與緋及魚袋，定州岳嶺軍副使……君鎮(zhèn)守北岳，坐免南侵，實賴副軍，廓清邊朔”。可見，當時定州已設(shè)岳嶺軍使、副使，以熟諳軍事之人充使，軍使由定州刺史兼任。
開元四年八月，奚、契丹與唐廷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緩和，標志性事件是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率部來降，開元五年朝廷又在柳城恢復營州都督府。李失活死后，開元八年，契丹發(fā)生可突干叛亂，很快被平息。九月，東北邊疆戰(zhàn)事又起，“壬申，契丹寇邊，王晙檢校幽州都督、節(jié)度河北諸軍大使……以伐之”。此次抗擊契丹的戰(zhàn)事，由王晙節(jié)度河北諸軍，作為邊州的定州必在征發(fā)之列。韋虛心在《大唐北岳府君之碑》序文中寫道：“惟神妙略遐舉，猛銳長驅(qū)。不動戴鹖之師，已決陣蛇之效?！北懖糠钟小扳刺斉叵?，豕薦北郊，岳靈赫怒兮殄落傾巢”，與序文前后呼應(yīng)。此處“獯虜”當指契丹，“豕薦北郊”則謂祭祀北岳神，在北岳神相助下，唐軍遂獲勝利。推測戰(zhàn)爭開始的開元八年九月，高豫已任定州刺史。若聯(lián)系上述碑文記載，可知至翌年三月立碑前，此次抗擊契丹的戰(zhàn)爭應(yīng)當取得勝利。因此，為了報祠，高豫不僅在北岳廟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而且建立第一通唐碑，以期穩(wěn)定民心，并樹立戰(zhàn)爭必勝的信心。
韋虛心又寫道：“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贝司涑鲎浴渡袝に吹洹罚骸笆幸辉滤?，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蔽鞫Y即祭祀西岳華山之禮，韋虛心之所以引經(jīng)據(jù)典，是為表明定州刺史高豫祭祀北岳行為具有禮制淵源。實際上，高豫祭祀立碑，除軍事考慮外，還存在禮制背景。
唐前期，朝廷圍繞五岳國家祭祀實施的特殊舉措，僅限于東、中、西三岳，諸如高祖兩次親祭華山，高宗封禪泰山，武則天嵩山封禪并加封嵩山神為“天中王”，以及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為“金天王”等。至于北岳，除貞觀十九年（645）太宗于親征高句麗途中祭祀恒山外，似無其他制度性實踐?？梢姡噍^于東、中、西三岳，北岳祭祀在唐前期并不被朝廷重視，在此背景下，定州刺史祭祀北岳僅是例行常祀。直至開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詔：

國之大事在祀，神之所歆惟敬。潔誠而齋，精意以享，則可臻介福，致休祥。深慮有司，未副厥旨，所緣宗廟、社稷、岳瀆等祭，宜令禮官、博士斟酌古今，務(wù)加虔肅，合于典禮，即詳定奏聞。
詔書主要涉及宗廟、社稷、岳瀆等祭祀禮制的修訂。唐代祭祀分大、中、小祀。其中，宗廟為大祀，社稷、岳瀆為中祀，因此開元五年十二月詳定宗廟、社稷、岳瀆祭典，當是玄宗朝修訂國家禮典的一個步驟，亦應(yīng)是開元二十年修成的《大唐開元禮》“大中小祀”部分內(nèi)容的重要來源。更重要的是，此次修訂祭典是提升北岳地位的重要契機，北岳祭祀由此成為定州刺史的重要工作而被重視。詔書下達時間是開元五年末，至于禮官、博士何時“詳定奏聞”，目前尚不得知，但開元九年高豫舉行的北岳祭祀，應(yīng)是開元五年十二月下詔重新修訂岳瀆祭典后一次重要的北岳祭祀禮制實踐。
綜上，北岳廟雖為國家級祠廟，但因其位于定州，從而使國家祭祀與地方政治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地方官府利用國家祭祀，因地制宜地進行地方治理。玄宗朝東北邊疆的軍事局面與岳瀆祭祀的禮制要求，共同促成開元九年定州刺史高豫主持的北岳廟祭祀與唐代首碑的建立。他利用在國家級祠廟舉行祭祀并立碑的契機，結(jié)合地方政治需求，試圖從信仰層面實現(xiàn)穩(wěn)定民心、增強軍事防御信心的治理目標。其后幾任定州地方長官紛紛效仿，對玄宗朝東北邊疆地方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二、開元九年模式的實踐

以開元九年為開端，其后開元十五年、二十三年及天寶七載的定州地方官府北岳祭祀與立碑，均是開元九年模式的再現(xiàn)，說明開元、天寶時代，定州地方官員均將北岳祭祀立碑視為行之有效的地方治理理念，并反復實踐。當然，隨著玄宗朝東北邊疆軍事政治格局變化與岳瀆祭祀禮制革新，開元九年后三次北岳祭祀立碑亦呈現(xiàn)面貌各異的歷史細節(jié)。
在玄宗朝五岳祭祀漸入佳境時，開元十五年八月，北岳廟現(xiàn)存第二通唐碑建立。碑陽額題“大唐北岳祠碑”，篆書；碑陽內(nèi)容為《北岳恒山祠碑并序》，定州刺史張嘉貞撰并行書，碑文之末有“年號、尚書名位，太中大夫行定州別駕上騎都尉盧國公李克嗣題”，可知“年號”、“官名”兩部分文字為李克嗣所書。此外，碑文又存在北宋末年補刻的情況。碑陰、碑側(cè)為唐宋官方北岳廟祭祀題記。
據(jù)《北岳恒山祠碑并序》，張嘉貞于開元十四年任定州刺史，翌年遂祭祀北岳并立碑。張嘉貞在碑文中贊頌“我唐”與“我后”之德業(yè)，其中“我后”當指玄宗，因為碑文隨后敘述的“乃藉北脽，柴南壇，碑西岳，泥東岱”，即指玄宗在開元十五年前踐行的四次重要祭祀。其中，“藉北脽”指開元十一年正月“行幸北都”，二月壬子“祠后土于汾陰之脽上”；“柴南壇”指同年十一月戊寅“親祠南郊”；“碑西岳”指開元十二年十一月丙寅，“至華州，命刺史徐知仁與信安王祎勒石于華岳祠南之通衢，帝親制其文”；“泥東岱”指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禪社首，壬辰詔“封太山神為齊天王（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梢姡谟陂_元十一年至十三年參與的國家祭祀，是張嘉貞到任定州后祭祀北岳神并立碑的重要禮制背景。尤其是自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為“金天王”后，開元十二年又御制華岳廟碑文，再到十三年封泰山、禪社首，并加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玄宗一系列旨在提升西岳、東岳地位的舉措，是其他三岳地位提升的前奏，亦說明張嘉貞祭祀北岳神并立碑或有迎合玄宗的目的。
開元十四年，張嘉貞“復代盧從愿為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據(jù)《資治通鑒》記載，開元十四年四月“辛丑，于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胡注：“定州置北平軍，恒州置恒陽軍，莫州置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笨芍陂_元初年定州設(shè)置岳嶺軍后，開元十四年又設(shè)有北平軍。《舊唐書·地理志》記：“北平軍，在定州城西，管兵六千人。”如同岳嶺軍，北平軍使亦例由定州刺史兼任。北平軍始置于開元十四年，可知張嘉貞當為首任北平軍使。北平軍使的設(shè)置再次提升了定州的軍事地位，加之玄宗一系列提升西岳、東岳地位的舉措，張嘉貞到任定州翌年便祭祀北岳神，撰書《北岳恒山祠碑并序》，并刻石立于岳廟。此碑不僅是北岳廟地位提升的石制上表，還是首任北平軍使的蒞任宣言。
開元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廿三日，定州刺史段愔建立起北岳廟現(xiàn)存第三通唐碑。碑陽額題“大唐北岳神廟之碑”，安喜縣尉李逖篆書；碑陽內(nèi)容為《大唐北岳神廟之碑并序》，陳州長史鄭子春撰、崔镮八分書。碑陰額題“碑陰頌德之文”，崔镮篆文。碑陰內(nèi)容為《碑陰頌德之文》，崔镮撰并八分書。分上下兩段，上段為正文，下段為定州及恒陽縣、岳廟官員頌德之辭。兩碑側(cè)共10段北宋官方祭祀題記，并無唐人題記。
據(jù)鄭子春所撰，段愔不僅在北岳廟舉行祭祀儀式，還整修與擴建北岳廟，竣工后又樹此祠廟碑。據(jù)《冊府元龜》記載，自開元十五年張嘉貞北岳祭祀立碑后，朝廷于開元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年下達祭祀五岳四瀆、名山大川的詔書，其中，“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藉田，祀先農(nóng)。禮畢，詔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此即段愔祭祀北岳的直接禮制動因。
鄭子春所撰碑文又云：

自東胡逆命，多歷歲年，推亡固存，天心獨昭。乃命大使，輔國大將軍，左羽林衛(wèi)大將軍，幽府長史，兼御史大夫，經(jīng)略軍、支度、營田、節(jié)度副大使，兼知河北道采訪使，南陽郡開國公張守珪，分閫董戎，假節(jié)專制?？估膺\策，兇渠喪元。屈人不戰(zhàn)，種落夷謐。初有高陽人田登封，于此祈福，神君降形而謂之曰：“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殲元惡，懸諸藁街?！惫缙淦?，止暴寧亂。兵不血刃，野不曝骸。乃圣乃神，幽贊斯在。
此碑文有兩個重點，一是贊頌張守珪大捷，二是講述田登封神話?！杜f唐書》載，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巳，幽州長史張守珪發(fā)兵討契丹，斬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于陣，傳首東都，余叛奚皆散走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為契丹王”。碑文所贊即張守珪大破契丹一事。開元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便為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廷拜守珪為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余官并如故。仍賜雜彩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于幽州立碑以紀功賞”。張九齡撰有《開元紀功德頌并序》，當為此碑碑文。同年閏十一月，在段愔授意下，刻有頌揚其上司張守珪大捷文字的祠廟碑被樹立在北岳廟。鄭子春所撰碑陽與崔镮所撰碑陰，不僅贊頌段愔與州級僚佐及恒陽縣、岳廟官員，還編造高陽人田登封來岳廟祈福、北岳神君現(xiàn)形對話的神話故事，讓世人相信，正是在北岳神君護佑下，張守珪才取得勝利。“兵不血刃，野不曝骸”，即反映契丹別帥李過折斬契丹首領(lǐng)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余眾降唐的史實。
如果將鄭子春筆下高陽人田登封的奇遇，與開元九年韋虛心描述瀛州清苑縣人魏名確的經(jīng)歷對比，便可發(fā)現(xiàn)二碑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如出一轍，均旨在通過描寫普通人的遇神經(jīng)歷，強化北岳神祇信仰的靈驗性與普遍性。
此外，開元二十三年碑還有更重要的政治意義。將立于幽州治所的張九齡所撰之碑，與建于北岳廟的鄭子春所撰之碑聯(lián)系起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實際上存在不同時空下的呼應(yīng)關(guān)系。張九齡所撰之碑代表朝廷意志，從政治與軍事立場肯定張守珪功績；鄭子春所撰之碑則代表定州地方官府意志，表面上看是段愔對其上司張守珪的諛辭，但碑文傳達的更重要信息在于，段愔希望利用張守珪大捷，進一步強化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以期從信仰層面穩(wěn)定民心。于是，兩通碑的建立，不僅使張守珪功績的宣傳實現(xiàn)從中央到地方的延展，而且展現(xiàn)了段愔的地方治理目標。
13年后，即天寶七載五月二十五日，博陵郡太守賈循（天寶元年，州改稱郡，刺史改稱太守，博陵郡太守即由定州刺史改名而來）主持建立起北岳廟第四通唐碑。碑陽額題“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戴千齡篆書；碑陽內(nèi)容為《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荃撰，戴千齡八分書，杜南金、韓休烈刻字。碑陰內(nèi)容為《安天王碑陰》，康杰撰，戴千齡八分書，杜南金、韓休烈刻字，分上中下三段，上段為賈循及郡級僚佐、安喜縣令德政頌辭，中、下段為郡級僚佐、屬縣、岳廟官員及道士題名。其中“登仕郎守岳令丁子琦，其載七月一日止”諸字為正書，似后刻。另有3段宋人題記。兩碑側(cè)為唐宋官方祭祀題記。
據(jù)《安天王碑陰》，賈循于天寶五載出任博陵郡太守，亦在北岳廟舉行祭祀。此外，碑文還稱“若國有兵戎，賈君于是告虔而群兇失險；歲或旸旱，賈君于是薦信則車回甘澍”，指明北岳神在軍事護佑與祈雨方面的靈驗力量。
李荃撰碑陽《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云：

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未嘗王五岳而公四瀆。大唐開元天寶圣文神武應(yīng)道皇帝，登泰山，躡社首，范圍天地，幽贊于神明，柔兆載上元庚寅詔曰：“五方定位，岳鎮(zhèn)總其靈；萬物阜成，云雨施其潤。上帝攸宅，寰區(qū)是仰。其岱宗、西岳，先已封崇。其中岳三方，典禮猶闕。降神布澤，同致福于生人；肆類尊崇，未齊名于禮秩。永言光被，同葉靈心。其北岳可封為安天王。所司擇日奏聞?！饼埣『ヂ芍泄孟慈晌纾a以金檢、玉冊、庪縣，禮也。
碑文轉(zhuǎn)載“柔兆載上元庚寅詔”之內(nèi)容，《唐會要》《冊府元龜》亦收，文字雖略有出入，但內(nèi)容大體一致。此詔主旨就是玄宗為中岳、南岳及北岳三神封王，其中，封中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北岳神為“安天王”?！杜f唐書》亦載三岳封王事。傳世文獻均將此詔時間系于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天寶五載為丙戌歲，太歲在丙為柔兆，因此碑文所言“柔兆載”與傳世文獻相合，只是碑文“上元庚寅”與傳世文獻所載“正月乙亥”存在差異。天寶五載正月無庚寅日，王昶“疑碑所謂‘上元庚寅’者，指月建也”，姑備一說。碑文所謂“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為天寶六載三月六日，碑文記當日“錫以金檢、玉冊、庪縣”，即朝廷遣使至北岳廟舉行封北岳神為“安天王”的典禮，此為傳世文獻所不載，可補史闕。
對定州而言，北岳神封王頗具歷史意義。顯然，天寶五載正月下詔封北岳神為“安天王”，與天寶六載三月舉行封王典禮，是賈循祭祀立碑的直接禮制動因。作為地方長官，賈循參加天寶六載三月在北岳廟舉行的封王典禮，并有祭祀立碑之舉。至于立碑時間何以選在天寶七載五月二十五日，當與碑文中的“大唐開元天寶圣文神武應(yīng)道皇帝”尊號有關(guān)。群臣為玄宗上尊號在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當日《天寶七載冊尊號赦》又有“其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各令本郡長官致祭”要求，而立碑時間在五月二十五日，故推測舉行祭祀時間在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足見祭祀立碑是賈循對玄宗新上尊號及朝廷下詔祭祀五岳作出的迅速回應(yīng)。
此外，李荃所撰碑文還贊頌上司安祿山。朱彝尊《唐封北岳神碑跋》：“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為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為之兆乎？”朱彝尊推測，安天王與安祿山皆有“安”字，二者似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對此，目前雖尚無明證，但代宗寶應(yīng)二年（763）五月丁卯“改封北岳為寧天王”。是年正月，史朝義自盡，安史之亂正式結(jié)束。而五月丁卯當日，朝廷又“制分河北諸州”。由此推測代宗去除安天王之號，或有去除安祿山影響的意圖。賈循曾為安祿山一黨，后欲降唐，事泄被殺。依此推理，賈循祭祀立碑所贊頌之安天王，當有雙重意涵，一個是北岳神，另一個正是安祿山。
除下級對上級的諛辭外，碑文之所以著意贊頌安祿山，亦與展示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相關(guān)。安祿山掌控河北期間，奚、契丹依然是東北邊疆宿敵?！顿Y治通鑒》載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shù)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此即碑文所謂“山戎朝鮮，系頸請命”始末。同年“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績從臣求食?！烀R。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chǎn)芝”。胡注：“《通鑒》不語怪，而書安祿山飛鳥食蝗、廟梁產(chǎn)芝之事，以著祿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背ズ〉恼问方忉屚猓驳撋皆诒逼娇槊麑⒗罹?、李績立廟之舉，亦存在借軍神護佑征戰(zhàn)順利、震懾敵人之動機?？梢?，安祿山十分看重北岳廟及其軍事護佑功能，而賈循為奉承上司，不僅讓李荃在碑文中設(shè)計了安祿山的贊語，還在銘文中寫下“四瀆為公兮五岳王，山戎臣首而犬戎北亡”之語，以將安祿山擊退契丹之功與北岳神的護佑相關(guān)聯(lián)，從而強化北岳信仰。
然而就在賈循立碑后，直至唐末，北岳廟再也沒有樹立類似開元、天寶時代的祠廟碑。對此，還需從安史之亂后軍事形勢變化與禮制變革中尋找答案。天寶七載后，安祿山依然積極抵抗奚、契丹的進攻，東北邊疆的軍事壓力較小。安史之亂后，河北形成幽州、成德與魏博三鎮(zhèn)，雖相對獨立于朝廷，但仍積極制御奚、契丹。奚、契丹偶有入侵，均被幽州節(jié)度使擊破。在此格局下，定州先屬成德，后歸義武，成為河北藩鎮(zhèn)的支州，不再擔負防御抵抗奚、契丹的軍事任務(wù)，遂從原先的東北邊防重鎮(zhèn)，轉(zhuǎn)變?yōu)橹醒肱c幽州、成德二鎮(zhèn)之間權(quán)力制衡的核心。因此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雖然存續(xù)，但已然減弱。從肅宗時代開始，皇帝雖偶有因改元、冊立皇太子或上尊號等事而下詔祭祀五岳四瀆，但再無類似玄宗時期頻繁祭祀及針對五岳的重大禮制變革。
北岳廟諸唐碑上的題記說明，唐后期定州地方長官同玄宗之前時代一樣，僅在北岳廟舉行常祀。如在開元九年碑與開元十五年碑碑陰、碑側(cè)及天寶七載碑碑側(cè)，留下大歷、建中、貞元、元和、長慶、寶歷、大和、開成、會昌、大中、咸通年間地方官府在北岳廟舉行祭祀的題記，其中多為義武軍節(jié)度、易定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府官員的奉敕冬祭題記。此外，北岳廟有一通八面石幢，刻有大中、咸通年間祭祀北岳廟的藩帥與僚佐題名，惜今佚。有學者對題記反映的唐后期北岳常祀、三獻官，以及國家祭祀與藩鎮(zhèn)的關(guān)系問題進行研究，認為割據(jù)型藩鎮(zhèn)義武軍官員在石碑上刻寫“奉敕祭”的行為，揭示義武軍通過國家祭祀與唐朝中央維持一定聯(lián)系的歷史細節(jié)。這一發(fā)現(xiàn)非常重要，義武軍頻繁祭祀北岳，并將祭祀官員題名集中刻于開元、天寶時代祠廟碑上，賦予唐后期地方官府北岳祭祀新的時代意涵。
總之，在軍事與禮制雙重背景下，定州地方官府北岳祭祀與立碑充分體現(xiàn)“國家祭祀的地方性”特征。開元、天寶時代，北岳廟在信仰層面承擔地方治理的重要功能；安史之亂后，北岳廟的地方軍事護佑功能雖然減弱，卻轉(zhuǎn)變?yōu)闇贤ê颖狈?zhèn)與中央關(guān)系的媒介，是維系唐后期統(tǒng)一格局的重要精神紐帶。就此來看，有唐一代，北岳廟在信仰層面的地方治理意義從來不曾消失，在定州，國家級祠廟的功能實現(xiàn)從中央到地方的轉(zhuǎn)換，在基層治理中始終發(fā)揮重要作用。

三、定州刺史段愔祈雨建幢

開元二十四年，一通石幢被樹立在定州州衙以西不遠處。石幢上刻“大唐定州刺史段公祈岳降雨之頌”，此“段公”正是開元二十三年整修擴建北岳廟并立碑的定州刺史段愔，該石幢為贊頌段愔在北岳廟祈雨獲驗而建。那么，段愔為何在開元二十三年修廟立碑后，又于翌年在北岳廟舉行盛大的祈雨儀式，并在祈雨獲驗后建立石幢？更令人費解的是，石幢建立的地點不是北岳廟，而是定州州治。解決問題的線索來自石幢第六面最后一行及七、八兩面題名。第六面題名：

［2］龍興寺上坐嘉會，大云寺上坐守素，僧道璨、弁……（下缺）
第七面題名：

（8）□□□徒利賓，騎都尉白履□，右驍衛(wèi)翊衛(wèi)樂……（下缺）（7）驍騎尉朱思欽，武騎尉喬仁感，翊衛(wèi)段文才，前望都縣□□楊知□□品孫李嗣宗□（下缺）（6）來文郁，溫思忠，宋敬宗，劉元琛，趙阿仵，安都□，龍……宋□恩□□仁□□……（下缺）（5）李敬賓，劉延暉，張楚承，李仙舟，劉六朗，丁付二，王阿難……（下缺）（4）騎都尉□□□，武騎尉段仁亶，□騎尉段思□，鄉(xiāng)貢段紹陵□……（下缺）
第八面題名：

（3）宣德郎行參軍李孚，文林郎守參軍王銳，文林郎守博士宋殷禮，□□□（下缺）（2）征事郎守錄事參軍李晟，奉議郎……參軍……朝請郎行（下缺）（1）朝請大夫、長史兼北平軍副使、上柱國韋有功，朝議郎行安喜縣令□博聞，朝議郎行義豐縣（下缺）［1］□興觀道士張子明、張先覺、馬□□，岳觀道士逢懷道、展棲霞、魏……（下缺）
石幢第八面為題名第一至三行，為定州僚佐及屬縣官員題名。第一行題名之首為定州長史兼北平軍副使韋有功，以下便是安喜縣令題名，說明定州上佐僅有長史題名，并無別駕、司馬題名。第二行題名之首為錄事參軍，推測其下應(yīng)為諸判司題名。第三行題名之首的參軍李孚、王銳與博士宋殷禮亦出現(xiàn)在開元二十三年碑陰，推測其下應(yīng)為錄事、市令等題名。定州屬縣縣令題名雖然殘缺，但僅從目前可識讀的安喜縣令、義豐縣令題名看，其下應(yīng)該還有定州其他屬縣縣令的題名?？傮w而言，推測第八面三行應(yīng)當是定州主要州級僚佐及屬縣全部縣令的題名。
石幢第七面為題名第四至八行，為民眾題名。其中，第四行均為段姓人物，且位列民眾題名首行，第七行亦有段文才。此外，這些段姓人物及其他一些人擁有勛官（騎都尉、驍騎尉、武騎尉）、前資官（右驍衛(wèi)翊衛(wèi)、翊衛(wèi)、前望都縣□□)及鄉(xiāng)貢身份。
《舊唐書》載張嘉貞任定州刺史事：

至州，于恒岳廟中立頌，嘉貞自為其文，乃書于石，其碑用白石為之，素質(zhì)黑文，甚為奇麗。先是，岳祠為遠近祈賽，有錢數(shù)百萬，嘉貞自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shù)萬……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yè)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后，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wù)呓試@伏。
上文所述張嘉貞自撰并書的石碑，便是現(xiàn)存北岳廟的開元十五年碑。據(jù)本文第二部分所論，張嘉貞祭祀立碑有禮制與軍事雙重動機。又據(jù)上引正史，知張嘉貞立碑亦有另一層動機——通過建碑獲得經(jīng)濟利益，即“岳祠為遠近祈賽，有錢數(shù)百萬”，對此張嘉貞在《北岳恒山祠碑并序》中稱：

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谷者眾矣。春終、秋孟、冬首，三之月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斂。樵蘇不禁，孰能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諂而求者異乎。
正史與碑文均說明開元時代的北岳廟香火旺盛、祠廟獲利豐厚。從《舊唐書》看，史家對張嘉貞撰碑納錢并無貶損之意。作為地方長官，張嘉貞能從祠廟經(jīng)營的香火錢中抽取一定利潤，反映唐代地域社會中，地方官府與祠廟經(jīng)營者存在利益交換。
實際上，開元二十四年段愔祈雨立幢，當與這種利益關(guān)系密切相關(guān)，《朝野僉載》載：

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敝魅说?，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nèi)得絹三十車。罷任，發(fā)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于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柳（邠）州刺史。
開元二十三年，崔镮撰碑陰《恒岳碑陰紀段使君之德政》載“轉(zhuǎn)代、深邠三州刺史”，以及開元二十四年《大唐定州刺史段公祈岳降雨之頌》云，“自京兆尹拜金吾將軍。自代牧深，自邠牧定”，均可證《朝野僉載》所載段愔宦歷不虛。《朝野僉載》作者張是深州陸澤人（深州治陸澤縣），生活在武后、中宗、睿宗及玄宗朝前期，其講述的關(guān)于深州刺史段愔的故事可信度亦較高。有趣的是，《朝野僉載》以“貪暴”概括段愔性格，重點敘述其任深州刺史期間“括客”與“索絹”二事，與開元二十三年碑及二十四年石幢文字表達的段愔“德政”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或許筆記中的段愔更貼近歷史真實。
段愔所立開元二十三年碑之鄭子春撰碑陽《大唐北岳神廟之碑并序》，對北岳廟信仰的風行、信眾的虔誠及祠廟獲利豐厚的情況，進行文學性的描寫，比張嘉貞自書碑文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段愔對祠廟經(jīng)濟的重視。因此，從《朝野僉載》所載段愔為官“貪暴”推測，段愔任定州刺史期間，或許存在從北岳廟經(jīng)營的資產(chǎn)中牟利的可能。當然，若要從祠廟中獲利，并非毫無條件，于張嘉貞而言是以碑換金，對段愔而言則是祈雨建幢。
唐廷雖然為地方的五岳祠廟專設(shè)岳令、祝史、齋郎等職，但其所司基本為禮制范疇，而祠廟的日常經(jīng)營、管理與維護則需要與地方人士合作。因此，石幢第七面的題名民眾，應(yīng)當就是北岳廟經(jīng)營者群體的代表。
題名首行及第七行均有段姓人物，他們或許是段愔的家屬親隨，亦可能是當?shù)氐亩涡占易宄蓡T，因與段愔同姓而找到與地方長官合作的可能。段愔與定州段姓人物未必有親緣關(guān)系，但出于地方治理需要，他默許段姓家族的攀附行為，故將其題名放置在民眾之首。此外，段姓人士及其他一些人擁有勛官、前資官及鄉(xiāng)貢身份，表明五行題名者就是“鄉(xiāng)望”。他們擁有權(quán)力與財富，是官府實施地方治理的重要資源。他們參與北岳廟的日常經(jīng)營與管理，從中獲利，同時希望借助官方權(quán)威，通過舉行祭祀、整修擴建祠廟及建立石碑，進一步強化神祇信仰，從而吸引更多信眾，借以獲得更多經(jīng)濟利益，乃至從官方獲取一定政治權(quán)利。因此，他們不惜在官方祭祀儀式舉辦、祠廟擴建及石刻建立上投入大量資財，以期實現(xiàn)與官方的合作。
石幢上的鄉(xiāng)望題名，很有可能就是開元二十三年段愔在北岳廟舉行祭祀儀式、整修擴建祠廟及建立碑刻的出資人代表。實際上，他們也出現(xiàn)在開元二十三年碑上。如碑陽中贊頌刺史、上佐，并建議“刊石紀事”的“尨眉耇老，皤皤然被黃發(fā)者”，應(yīng)當就是石幢上的鄉(xiāng)望。而碑陰中“請輔岳碑，刊諸貞石”的“闔府寮寀，洎胥與氓”，則指參與祭祀立碑的州縣官員、胥吏及民眾，而民眾的代表亦是鄉(xiāng)望。鄉(xiāng)望在碑陽和碑陰中的反復出現(xiàn)，說明他們在祠廟事務(wù)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將開元九年、十五年及二十三年北岳廟事件進行比較，便會發(fā)現(xiàn)開元二十三年具有一定特殊性。因為除祭祀和立碑外，當年段愔還整修擴建北岳廟。鄭子春《大唐北岳神廟之碑并序》描述了整修擴建經(jīng)過，其中所謂“不費財力而忽贍，不征力役而自成”，只是地方長官德政敘事的產(chǎn)物，事實上，祠廟工程所需資金巨大，主要出自鄉(xiāng)望?？梢哉f，開元二十三年的北岳廟祭祀、祠廟改擴建及立碑諸事中，鄉(xiāng)望的貢獻達到開元時代之最，因此提出在石刻上留下名字的要求。
然而，北岳廟屬于國家級祠廟，按理祠廟碑上不能刻寫普通民眾題名。開元九年、十五年碑就沒有碑陰題名，至于開元二十三年碑，無論是碑陽還是碑陰，能出現(xiàn)在碑文中的只能是州縣流內(nèi)品官的名字。天寶七載碑的書寫方式亦如此。正因如此，鄉(xiāng)望才僅以“尨眉耇老，皤皤然被黃發(fā)者”或“胥與甿”的形式，出現(xiàn)在國家級的祠廟碑文上。若要讓出資人名字以石刻的方式留存于世，只能通過其他形式實現(xiàn)，即在北岳廟外，另建一通碑刻。解決問題的線索來自石幢第六面最后一行被標識為［2］的題名，即“龍興寺上坐嘉會，大云寺上坐守素，僧道璨、弁”，顯然是僧侶題名，與州縣官員及鄉(xiāng)望的八行題名并非一體，但這行題名亦為主事者精心安排。
僧侶題名出現(xiàn)在石幢上，當與石幢形制密切相關(guān)。葉昌熾提到，“至有建幢而不因刻經(jīng)者，若魯公八關(guān)齋功德記，段公祈岳降雨頌是矣……夫建幢所以刻經(jīng)，有其名無其實，亦觚不觚之類也夫”。他以段愔所立石幢為例，較早提出建幢而不刻經(jīng)現(xiàn)象，但沒有進一步解釋原因。劉淑芬指出，“由于受到唐代經(jīng)幢流行的影響，有些和佛教無關(guān)的記事幢，也采取經(jīng)幢的形制”，但認為“這類和佛教記事無關(guān)的記事幢，其性質(zhì)和經(jīng)幢相去甚遠”，因此沒有深入討論。劉淑芬提示，類似段愔所立石幢，其內(nèi)容和性質(zhì)雖與佛教無關(guān)，但形制和功能與佛教經(jīng)幢密切相關(guān)。
北岳廟四通唐代祠廟碑作為祠廟附屬物，必須依附于祠廟而存在，即“廟碑一體”。然而，由于出現(xiàn)鄉(xiāng)望題名需求，段愔不得不另選立石場所，脫離祠廟空間的祈雨頌德石刻，便不能再以祠廟碑的形制出現(xiàn)。為此，段愔必須尋找可以替代祠廟碑的石刻形制，既能夠充分發(fā)揮祠廟碑的頌神贊人功能，又能完整展現(xiàn)鄉(xiāng)望題名。而擁有此種功能的石刻，非石幢莫屬。
筆者經(jīng)過實地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石幢殘石頂部尚殘余榫卯結(jié)構(gòu)，推測原應(yīng)有幢頂，整體上符合經(jīng)幢形制。殘幢發(fā)現(xiàn)于清代萬歲寺，康熙《定州志》記：“萬歲。治西，咸平建?！笨h志雖記載定州萬歲寺始建于北宋真宗初年，但唐代當?shù)乜赡芤延蟹鹚?。從石幢依?jīng)幢形制而建看，石幢最初的建立地點或為佛寺。石幢僧侶題名中有“龍興寺上坐嘉會，大云寺上坐守素”，其中定州大云寺目前無考，而龍興寺的存在則有證據(jù)。二寺作為朝廷下詔建立的佛教官寺，在地方上的地位舉足輕重。石幢上之所以出現(xiàn)二寺上坐及諸僧侶題名，存在兩種可能，一是二寺之一便是建立石幢的場所，二是二寺僧侶代表定州佛教界出席段愔祈雨立幢儀式。此外，立于定州深澤縣的《大忍寺門樓碑》碑陽內(nèi)容中有“刺史段公崇簡，動中權(quán)，言合道，德惟淳懿，政不苛煩，故百姓安□”,可見，段愔在定州為官期間出席深澤大忍寺門樓的竣工典禮，表明他并不排斥佛教，甚至可能是佛教徒。綜上，可以認為段愔為了讓鄉(xiāng)望題名出現(xiàn)在石刻上，與定州佛教勢力合作，通過在距州治以西不遠的佛寺內(nèi)建立石幢，既實現(xiàn)祠廟碑的功能，又達成鄉(xiāng)望題名愿望，借助佛教力量和經(jīng)幢形式，段愔和鄉(xiāng)望積累了“功德”。
隋唐時期的岳瀆祭祀亦與道教有所聯(lián)系，在玄宗推動下，兩者于開元二十年前后聯(lián)系尤為緊密。石幢第八面最后一行被標識為［1］的題名便與此背景有關(guān)。其中“□興觀道士張子明、張先覺、馬□□”，或為定州龍興觀道士。龍興觀目前雖無考，但當由朝廷下詔建立?！对涂たh圖志》載：“恒岳觀，在縣南百余步。真君廟，在縣東北十里嘉禾山下?！逼渲校婢龔R是玄宗時建立于恒陽縣的北岳真君廟，而恒岳觀或即題名中的“岳觀”。可見，定州龍興觀與恒陽恒岳觀的道士亦參與段愔的祈雨立幢儀式，反映開元時代道教勢力在定州地方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僧道題名安排上，段愔頗費周章。一方面，為凸顯道教地位，段愔特意將道士題名安排在第八面題名第一行，而將州級僚佐題名首行安排在第二行。在此安排下，世人無論從第一面開始自右至左閱讀頌文，還是從第八面開始自左至右閱讀題名，均會在第一時間看到道士題名。當然，為不逾越官方，采取道士題名低于第二行題名二格的方法。另一方面，僧侶題名安排在第六面頌文后的最后一行，按照閱讀習慣，世人閱讀完頌文后，第一眼便看到僧侶題名，顯然是為凸顯佛教地位。
《新唐書·五行志》記：“（開元）二十四年夏，旱?！倍ㄖ莓敃r應(yīng)當有旱情。于是，在官、民、佛道三方圍繞石刻形制、場所等問題協(xié)商妥當后，段愔主持此次祈雨，并建立石幢久為紀念。
綜上，開元二十四年定州刺史段愔祈雨建幢事件，體現(xiàn)了地方官府利用國家祭祀實現(xiàn)地方治理目標。段愔在整修擴建北岳廟后再次祈雨，旨在進一步強化北岳神的靈驗力量，讓民眾直觀感受北岳神在祠廟整修后具有更大威力；而在定州州治的佛寺建立石幢，又可以使更多人通過閱讀石幢上的文字，感受北岳神的靈驗與刺史的德政。對于參與北岳廟經(jīng)營管理并出資的鄉(xiāng)望來說，一方面利用地方長官德政致雨的神話，進一步吸引更多信眾，祠廟經(jīng)濟收入由此持續(xù)增長，更有可能獲得進一步的政治權(quán)利；另一方面，他們的名字終于刻寫在公共石刻上，成為他們在地域社會展現(xiàn)權(quán)力的重要見證。僧侶、道士積極參與北岳廟祈雨儀式，反映玄宗朝佛道勢力與五岳國家祭祀的結(jié)合日益緊密，而他們支持在定州州治建立石幢，又體現(xiàn)定州地域社會中，佛道、官府及鄉(xiāng)望的合作關(guān)系?？梢哉f，該石幢不僅是刺史德政致雨的紀念碑、北岳神祇靈驗威力的見證物，更是地方官府與地域社會合作的契約，在地方治理歷史上具有典范意義。

結(jié) 語

唐代的岳鎮(zhèn)海瀆祭祀屬于吉禮，被列為中祀，是國家祭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此類祭祀的場所多在地方，祀官由當?shù)亻L官充任，從而具有地方性特征。“國家祭祀的地方性”為地方官府實施治理提供可能，因此，關(guān)于唐代國家岳鎮(zhèn)海瀆祭祀與地方官府治理的課題便具有進一步拓展空間。
由于北岳恒山的本地祭祀地點定州在唐前期的邊疆地理位置及其面臨的軍事形勢，北岳祭祀具有區(qū)別于其他山川祭祀的獨特面貌。尤其是玄宗朝前期，奚、契丹異動頻繁，國家五岳四瀆祭祀要求不斷強化，定州地方長官基于治理需求，通過北岳祭祀與立碑，不斷強化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以期實現(xiàn)消弭兵災(zāi)、穩(wěn)固邊疆目標。開元天寶年間的北岳廟，不僅是國家級禮制信仰空間，更在精神層面承載穩(wěn)定東北邊防的任務(wù)。安史之亂后，雖然定州的地理格局、軍事形勢，以及國家禮制要求均發(fā)生重大變化，但北岳廟成為河北藩鎮(zhèn)與中央溝通的重要精神紐帶，北岳祭祀及石刻題名在地方治理方面持續(xù)發(fā)揮作用。
至于同時期的東、西、中、南其他四岳，雖然山岳所在地地方長官亦遵照朝廷規(guī)定在岳廟舉行常祀，亦可能在玄宗頻繁下詔祭祀五岳四瀆的背景下舉行特殊的祭祀儀式，但四岳及其所在之地的地理位置不像恒山與定州那般獨特，也不用面臨軍事壓力。此外，安天王與安祿山的關(guān)系，也使得北岳祭祀在唐代具有獨特性。
北宋淳化二年（991）王禹偁撰《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廟碑銘并序》云：“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祠宇，卜其吉兇，不從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北乃f之事，乃淳化元年即遼統(tǒng)和八年（990），契丹侵宋時在北岳廟占卜吉兇，未順其意，遂火焚北岳廟。此事真實性目前雖難以確證，但說明當定州成為宋遼對峙前線時，北岳廟的軍事護佑功能再次被不同政權(quán)認可，北岳廟“國家祭祀的地方性”被延續(xù)，在不同時期分別發(fā)揮作用。
從地方治理角度重新審視玄宗朝定州地方長官舉行的北岳祭祀與立碑，便不只是單純的儀式，更是“儀式加文本”的治理方略，在中國古代地方治理中具有普遍意義。其中，“儀式”即現(xiàn)場祭祀立碑儀式，而“文本”則指祠廟碑、石幢等石刻文字。
北岳廟現(xiàn)存四通唐代祠廟碑及段公祈雨石幢的文字敘述方式具有兩個共性特征，一是描寫神祇、祠廟的基本情況并頌揚神祇，二是對國家、皇帝、上級及參與祭祀的相關(guān)人士進行贊揚，即“頌神贊人”。進而言之，唐人關(guān)于祠廟石刻文本的統(tǒng)一認知，不僅包括對文本結(jié)構(gòu)的認同，還有對刻石動機的共識，而這一共識與地方治理密切相關(guān)。
在碑文中，韋虛心不僅描繪與頌揚北岳恒山、北岳廟及其神祇在軍事護佑方面的神力，又云“國家德邁堯封，道兼虞覲。盛唐入詠，竭南服以登灊；訓夏從游，窮西荒以銘弇。垂首貫胸之族，俗有望云；文鉞碧砮之贐，府無虛月”，描繪出一幅國家德超堯舜、恩施四夷的盛唐圖景。隨后又用華麗的辭藻，贊頌了定州刺史高豫、州級上佐、恒陽縣官員、岳令及當?shù)剜l(xiāng)望等。
張嘉貞在碑文中，先贊美神祇，后云“粵若我唐，正百王頹教；恭惟我后，揚五圣丕烈。人祇允浹，動植和暢”，稱頌了“我唐”與“我后”之德業(yè)。隨后又寫道，“而今獫狁不熾，已萬余辰，邊隅于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于是乎豐。豐以阜人，靜以安俗。俗安而人阜，君睿而神聰。惟神幽贊已成，惟君能事斯畢”，將國家安定之功歸于“君睿”與“神聰”。
段愔所立之碑，碑陽文字不僅贊美神祇和國家，還特意為段愔的上級、時任幽州藩帥的張守珪寫了贊辭。此外，碑陽亦有關(guān)于段愔及州級上佐的簡短贊語。值得關(guān)注的是，該碑碑陰全碑刻寫崔镮所撰《碑陰頌德之文》，包括專頌段愔之《恒岳碑陰紀段使君之德政》，以及定州和恒陽縣、岳廟官員的頌德之辭，作為碑陽官員頌辭文字的補充。
賈循所建之碑，不僅突出描繪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與祈雨靈驗，而且贊頌玄宗、安祿山。此外，碑陽與碑陰還特意為賈循與博陵郡別駕馮承相、長史張玄瓚、錄事參軍鄭旼、司功參軍同瑞兟以及恒陽縣令郗懷玉等書寫贊辭。碑陰還刻有郡縣官員、岳令、道士等31人題名。
綜上可知，北岳廟四唐碑的內(nèi)容雖然風格各異，但有著相似的“頌神贊人”的文本結(jié)構(gòu)，反映出唐代知識精英在祠廟碑文本撰寫方面具有的統(tǒng)一認知。此種統(tǒng)一認知，不僅包括對文本結(jié)構(gòu)的認同，同時還有對立碑動機及其反映的思想等方面的共識，即本文第二節(jié)揭示的祠廟碑的“開元九年模式”概念。關(guān)于祠廟碑的“模式”，筆者在探討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禱與水利資源控制問題時有所提及。武周長安四年（704）九月九日，衛(wèi)州共城縣（今河南省新鄉(xiāng)市輝縣市）百門陂神祠前，一通由當?shù)毓倜窆擦⒌氖铰涑?，此即“百門陂碑”。碑文記載了長安二年至四年，共城縣令曹懷節(jié)率領(lǐng)官民于神祠多次舉行祈雨、祈晴儀式且屢獲靈驗之事。
曹懷節(jié)通過“官方控制”與“信仰強化”雙重路徑，完成百門陂保護從表相儀式到實質(zhì)治理的轉(zhuǎn)化?！肮俜娇刂啤奔赐ㄟ^行政手段將百門陂重新納入官府直接管控體系，明確其公共水利屬性；“信仰強化”則是借助制度化的水旱祈禱實踐，深化民眾對百門陂神祠的信仰認同，以信仰約束力減少人為破壞。在制度層面，曹懷節(jié)賦予百門陂神祠官方祭祀資格，建立起常態(tài)化的官府管理機制；在信仰層面，通過多次盛大的祈雨祈晴儀式，不斷強化地方民眾對神祠的敬畏之心與信仰自覺。正是這兩種理念的協(xié)同踐行，使地方官府得以實現(xiàn)對百門陂水利資源的長效保護與掌控。
筆者進一步對河北開元二十四年“有唐白鹿祠碑”、山西大和六年（832）《龍泉記》等相關(guān)碑刻進行文本比對與史實考證，發(fā)現(xiàn)其與“百門陂碑”在撰述邏輯上呈現(xiàn)顯著一致性?；诖?，筆者將此類以“水利功能、信仰基礎(chǔ)、官方管控、儀式再現(xiàn)”為核心敘事框架的祠廟碑刻撰述范式，命名為“百門陂碑模式”。而本文“開元九年模式”的提出，即是上述思考的延續(xù)與擴展。
《唐六典》載：“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nóng)桑，敦諭五教?！边@是盛唐時期關(guān)于內(nèi)陸府、都督府及州級長官實施地方治理的總體要求，看似理想化的地方治理目標，實際上在地方長官的具體施政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實踐。北岳祭祀是國家級別的祭祀，北岳廟作為設(shè)于地方的國家祠廟，是連接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媒介，而定州刺史在北岳廟舉行的祭祀儀式成為向地方“宣布德化”的治理手段。因此安史之亂后，在定州成為河北藩鎮(zhèn)支州的情況下，北岳廟維系大唐一統(tǒng)天下的功能依然發(fā)揮作用。
由定州刺史主持的北岳祭祀儀式，通過煩瑣的祭祀環(huán)節(jié)與盛大的祭祀場面，將國家意志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現(xiàn)場參與或觀看儀式的人能直接感受到地方長官“宣布德化”與強化北岳神軍事護佑功能的意圖。張嘉貞《北岳恒山祠碑并序》云：“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谷者眾矣。春終、秋孟、冬首，三之月尤劇?！北痹缽R一年中香火最旺的三月（春終）、七月（秋孟）與十月（冬首），實際上與北岳廟祭祀建碑時間對應(yīng)。其中，開元九年碑建于三月二十六日，可對應(yīng)春終三月；開元十五年碑建于八月，與秋孟七月不遠；開元二十三年碑建于閏十一月，亦在冬季；僅天寶七載碑是為迎合玄宗上尊號而立，建碑于五月二十五日，與上述三碑有別?？梢?，高豫、張嘉貞與段愔均特意選在北岳廟香火最旺的三個時期祭祀、修廟及立碑，顯然是為了讓更多信眾在現(xiàn)場觀看儀式。而儀式結(jié)束后建立的石碑，則是利用石刻文字重現(xiàn)儀式。
如果把真實的儀式現(xiàn)場稱為“第一現(xiàn)場”，那么碑文建構(gòu)的文本場景則可視為儀式的“第二現(xiàn)場”，其觀看者更多是儀式當日不在場的人群。世人在碑文中，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四德”，即神祇之德、國家之德、皇帝之德與官員之德。而那些煩瑣的地方官員題名，能使讀者想象當日祭祀儀式的盛大場景，勾畫地方官府的參與實況?？梢哉f，世人在第二現(xiàn)場獲取的關(guān)于“宣布德化”、北岳神祇威力以及地方官府力量的認知，或許比在第一現(xiàn)場更為全面、豐富，且更持久。
北岳廟四通石碑及定州石幢，既是物質(zhì)性的存在，也是地方治理的施政工具。地方長官舉行祭祀與立碑，即“儀式加文本”的地方治理方略，分別對應(yīng)儀式的兩個現(xiàn)場，第一現(xiàn)場視覺沖擊力強，第二現(xiàn)場則具有更廣泛的傳播力。由此，地方官府在兩個現(xiàn)場共同實現(xiàn)“宣布德化”，強化北岳神軍事護佑功能的治理目標。此外，開元二十四年石幢顯現(xiàn)出地方官府利用國家祭祀與立石行為，參與地域社會運作的歷史畫面。
定州刺史段愔在整修擴建北岳廟后，再次實施祈雨儀式并獲驗，讓在場民眾感受到北岳神的軍事護佑功能，及其在祠廟整修后具有的更大威力；而在定州州治的佛寺建立石幢，使更多人通過閱讀石幢上的文字，在異地同樣能夠感受到北岳神的靈驗與刺史的德政。

對于參與北岳廟經(jīng)營管理并出資的地方人士來說，一方面利用地方長官德政致雨的神話吸引更多信眾，祠廟由此獲得持續(xù)的經(jīng)濟收入；另一方面，得以在石刻上題名，有助于他們在地域社會展現(xiàn)權(quán)力。僧侶、道士積極參與地方長官的北岳廟祈雨儀式，體現(xiàn)出玄宗朝佛道勢力與五岳國家祭祀日益緊密結(jié)合的趨勢，而他們支持在定州州治建立石幢，表明定州地域社會中，佛道、官府及地方人士的相互合作關(guān)系。

換言之，開元二十四年定州刺史祈雨建幢事件，實際上是地方官府利用國家祭祀實現(xiàn)的與地域社會的互動?？逃械胤焦賳T、民眾與僧道題名的石幢，不僅是官方實施地方治理的重要工具，亦是地方人士、宗教勢力獲取官方支持的有力保證。重新審視開元二十四年石幢，不難看到它不僅是刺史德政致雨的紀念碑，更是地方官府與地域社會實現(xiàn)合作的石質(zhì)契約，在地方治理中具有典范意義。

（作者夏炎，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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