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北京。

一張泛黃的稿件處理單上，工工整整簽著三個名字：杜聿明、宋希濂、文強。

把時鐘撥回幾十年前的淮海戰(zhàn)場，這三個人的座次可是大有講究。

杜聿明那是徐州“剿總”的二把手，宋希濂坐鎮(zhèn)華中“剿總”當副總司令，至于文強，那時候不過是徐州那邊前進指揮部里的一個副參謀長。

可到了78年這張單子上，世道變了，簽字的排場也得跟著變。

文強雖說那個中將軍銜是后來追加的，但在這政協(xié)文史專員辦公室的一畝三分地上，他是學(xué)習(xí)組長，是這幫特赦老將名副其實的“大管家”。

這張單子經(jīng)手的事兒，是關(guān)于一篇叫《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既要》的回憶錄，執(zhí)筆人是剛從牢里放出來三年的原第十二兵團司令長官——黃維。

文章洋洋灑灑一萬兩千字，評級定了個“甲等”，稿費開到了九十塊。

九十塊錢在1978年是個啥分量？

那會兒，鄉(xiāng)下小學(xué)教書先生起早貪黑干一個月，也就拿三十來塊。

這九十塊揣兜里，能在供銷社割上一百多斤大肥肉，或者扛回去九百斤大米。

哪怕對于這幫拿著高薪的文史專員，這也絕對算得上一筆橫財。

可偏偏就是為了掙這九十塊錢，黃維把這輩子在老部下那兒積攢的人品，算是徹底敗光了。

咱們不妨掰開揉碎了算算這筆賬，看看黃維這篇回憶錄，究竟是怎么讓他的老部下楊伯濤記恨到死，連閉眼那刻都咽不下這口氣的。

先瞧瞧這張稿簽背后的“廟堂江湖”。

文史專員辦公室安在原本大清朝的順承郡王府里，院子清靜，待遇也沒得說。

沈醉后來回憶起這茬，話說得挺直白：他們這撥人，房子給分了，工資照著高干級別發(fā)，看病還能報銷。

到了80年代，沈醉家里早就電器大件一應(yīng)俱全，存折上的數(shù)字也好看得很。

但這幫卸了甲的老軍頭湊一塊兒，槍桿子摸不著了，筆桿子就成了新式武器。

寫回憶錄，面子上是給歷史做交代，骨子里其實是在搶奪“話語權(quán)”。

當年仗是怎么打輸?shù)模?/p>

鍋該誰背？

這些敏感話題在戰(zhàn)俘營里大家伙兒可能還得藏著掖著，可一旦落到文史資料的白紙黑字上，那春秋筆法可就全出來了。

黃維這篇稿子，能讓杜聿明、宋希濂和文強三個人一致點頭給“甲等”，說明料確實足，寫得也細。

但在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眼里，這篇文章哪里是回憶錄，分明就是口巨大的黑鍋，結(jié)結(jié)實實扣在了自己腦門上。

火藥桶就埋在一個詞上：毒氣彈。

在淮海戰(zhàn)役雙堆集那個修羅場，國民黨部隊用了化學(xué)武器，這事兒板上釘釘。

可問題是，誰下的令？

誰動的手？

這在戰(zhàn)后的清算里，可是個要命的紅線。

黃維在文章里是這么描的：“兵團部悄悄弄了個計劃，打算在空軍扔毒氣彈掩護下突圍…

沒多久天上就掉下來催淚瓦斯和催淚迫擊炮彈，大概二三十箱…

聽說一箱十二顆，大概全分給第十八軍了。

當時是讓他們自己看著辦，具體怎么用的我也不清楚。”

這話乍一聽挺客觀，可咱們把邏輯剝開來看看，黃維其實玩了三招“金蟬脫殼”：

頭一條，毒氣彈是飛機扔下來的，不是我黃維非要用的；

第二條，東西都塞給第十八軍（楊伯濤的部隊）了，我手里沒留；

第三條，至于怎么打出去的，我不知道，是他們“自己看著辦”。

這就很有嚼頭了。

換個角度，你要是楊伯濤，瞅見老長官這么編排自己，心里得是個什么滋味？

要知道，第十二兵團底下不光有個第十八軍，還有覃道善的第十軍。

覃道善后來就是因為用了毒氣彈這檔子事，直接被判了死緩（后來改了無期、十五年）。

這罪名有多重，誰心里都跟明鏡似的。

再者，楊伯濤自己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出來的“優(yōu)等生”，比黃維早自由了整整16年。

這會兒黃維把舊賬翻出來，把使用違禁武器的臟水全潑到楊伯濤的第十八軍頭上，這哪是甩鍋，簡直是在給楊伯濤的政治前途“下眼藥”。

楊伯濤當然不干。

他在自個兒的回憶文章《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記》里，針尖對麥芒地懟了回去。

楊伯濤把話撂在這兒：我是陸軍大學(xué)科班出身，戰(zhàn)時國際公法我門兒清，毒氣戰(zhàn)那是犯法的事兒，是沒人性的，“我們怎么可能去指望這種下三濫的手段？”

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凈凈，咬死說是堅決反對用的。

更有意思的細節(jié)在后頭：關(guān)于那幾張毒氣彈的“說明書”。

黃維信誓旦旦地說，說明書他全都燒了。

言外之意，我可沒教唆這幫人怎么使喚這玩意兒。

楊伯濤卻反咬一口：收到的不光有毒氣彈，兵團部連帶著把“詳細使用說明書”都發(fā)下來了。

兩個中將，一個說燒了，一個說發(fā)了。

這中間，肯定有一個人在扯謊。

從決策心理這塊兒琢磨，黃維寫這段話的時候，心里的算盤珠子估計是這么撥弄的：

他是兵團司令，一把手，得負總責(zé)。

要是承認自己親自部署、指揮放毒氣，那他在戰(zhàn)犯管理所蹲了二十七年的改造分就得打折，搞不好還得被貼上“死不悔改”的標簽。

把這燙手山芋扔給具體的執(zhí)行部隊（第十八軍），再用一句“自行掌握”把水攪渾，他就能在這個要命的問題上躲進“不知者不罪”的安全區(qū)。

可他唯獨沒算計到感情這筆賬。

楊伯濤那是他的嫡系心腹，第十八軍更是他手里的王牌家底。

在雙堆集被圍得像鐵桶一樣的時候，楊伯濤是陪著他死扛到最后一秒的人。

幾十年風(fēng)雨過去，當年的硝煙早散沒了。

作為幸存者，本該是一壺濁酒喜相逢。

可黃維為了這篇“甲等”稿子，為了那九十塊錢，或者為了自己那個所謂的“清白身”，扭頭就把老部下的名聲給賣了。

這也就能解釋，為啥楊伯濤臨走前還念叨著“黃維是個外行”。

這一句“外行”，罵的恐怕不光是黃維打仗的手藝，更是他做人的德行。

再回過頭看看在這張單子上簽字畫押的文強。

文強跟黃維的關(guān)系也挺微妙。

在戰(zhàn)犯管理所那會兒，黃維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誰都不搭理。

出來后，黃維想找個老伴，還得靠文強張羅。

文強在《口述自傳》里提過一嘴，他去通知黃維：“得響應(yīng)周總理號召，找個人過日子?！?/p>

結(jié)果黃維眼珠子一瞪，反問文強：“你這么熱心給我們安排，你自己咋不結(jié)呢？”

這話噎得人夠嗆，但也確實符合黃維那個“書呆子”的脾氣。

后來黃維在文強的攛掇下倒是結(jié)了，結(jié)果捅了大婁子，最后離婚賠了女方五萬塊錢。

你看，黃維這人的性格那是從頭到尾一個樣：孤拐、傲氣、根本不懂得體諒人。

在結(jié)婚這種私事上，得別人推著走，出了岔子不光不領(lǐng)情，搞不好還覺得是別人坑了他。

到了寫回憶錄這種公事上，為了保全自己的臉面，賣起部下來那叫一個干脆利索。

回到1978年的那個場景。

黃維捏著這九十塊錢稿費，沒準去切了幾斤好肉，沒準攢起來去搗鼓他那個癡迷了一輩子的“永動機”。

他在北京住著樓房，坐著公車，看病不花錢，日子過得比全中國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都滋潤。

但他把啥給丟了呢？

是一份在死人堆里滾出來的戰(zhàn)友情分。

歷史最諷刺的地方就在這兒，最后簽字認可這篇文章價值的，偏偏是當年的下級文強。

文強作為“學(xué)習(xí)組長”，眼瞅著這兩位老長官在紙面上打得不可開交，心里估計也是五味雜陳。

他給黃維這篇文章打了個“甲等”，也許是因為文章確實有料，也許純粹就是為了維持個面子上的太平。

畢竟，大伙兒現(xiàn)在都是特赦人員，是新社會的公家的人，何苦再為了舊社會的爛賬撕破臉皮呢？

可對楊伯濤來說，這哪是面子問題，這是人格問題。

一張輕飄飄的稿件處理單，九十塊錢的稿費，照出來的卻是國民黨高級將領(lǐng)在人生黃昏時的眾生相。

有人像沈醉，活得明白，該吃吃該喝喝；有人像文強，看透世事，誰也不得罪；也有人像黃維，到死都困在自己的邏輯怪圈里，哪怕用謊話去捅老朋友一刀，也要維護那個壓根就不存在的完美人設(shè)。

1989年，黃維心臟病突發(fā)走了。

在這之前，楊伯濤跟他那是老死不相往來。

這筆賬，黃維直到閉眼那天，也沒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