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在丹東長大。

這座城市沒什么特別的，就是站在江邊，能看見朝鮮。不是在地圖上看見，是真真切切地看見——對岸的新義州，路上的行人，偶爾駛過的卡車，還有那些五六十年代蓋的樓房，灰撲撲地立在那里，像被時間忘了。

九十年代初，我進了一家對朝貿(mào)易公司。從那以后，鴨綠江就不再是隔著看的風景，而是我每周都要跨過去的一道門檻。

第一次過江，橋是新義州那頭的。剛下火車，迎面就是持槍的士兵。土黃色軍裝，臉繃得緊緊的，伸手要證件。我遞過去，他翻來覆去地看，眼神在我臉上和照片之間來回掃。同行的老業(yè)務員悄悄塞過去一包煙，沒拆封的，動作很自然。士兵接過去，往口袋里一揣，嘴角動了動，算是笑了一下。

后來我才懂，那包煙不是什么賄賂，是通行證，是禮貌，是兩個陌生人之間能達成的最簡單的默契。在那樣的體制下，連拿槍的人也需要一點點溫和的對待。我管這叫“禮物經(jīng)濟”——不是買路錢，是人情世故。

新義州的街道，我走了無數(shù)遍。

說熟悉，是因為離得近；說陌生，是因為太不一樣了。丹東那邊高樓蓋了一茬又一茬，這邊還是那些五十年代的房子，墻面斑駁，窗框油漆剝落。街上人不多，車更少，寬闊的馬路空蕩蕩的，偶爾有輛自行車過去，都顯得突兀。

但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你看不到穿補丁衣服的人。不是沒有窮人，是他們寧可把衣服洗得發(fā)白、磨得透亮，也要穿一件沒有補丁的出門。這是一種體面，一種窮也要守住的規(guī)矩。后來我跟朝鮮人熟了，他們說，在外面露補丁，是對國家不尊重。

朝鮮人的禮貌，是真的禮貌。不管多大的官，多普通的老百姓，見面先握手，再微微鞠個躬。那鞠躬不深，但意思到了。我剛開始不習慣，總覺得太客氣。后來慢慢明白，那不是客氣，是社會運行的方式——上下級分明，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這服從不是掛在嘴上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有一次，一個負責統(tǒng)計貨物的年輕人算錯了數(shù)，被上級當著我們面罵了足足二十分鐘。他低著頭，一聲不吭，手垂在兩邊，指尖在發(fā)抖。罵完了，他鞠個躬，回去重新算。沒有人覺得這有什么不對。

最讓我忘不掉的，是那些女人。

1997年以后，朝鮮開始了“苦難行軍”。官方的說法，普通百姓的說法，就是沒飯吃。糧食危機來得很快，我們公司的業(yè)務也跟著變了——之前是各種物資，后來主要就是運糧食。每天一車一車的大米、玉米過江，卸貨的全是女人。

男的干什么？記賬，點數(shù)，站在邊上看著。

那些女人，瘦，面黃肌瘦，但干活不要命。一袋糧食一百多斤，扛起來就走，腿打著顫，汗把衣服浸透了貼在身上。她們拼命干，是為了多分一口糧。新義州的朋友告訴我，普通老百姓每天定量三百克，重體力勞動的能多二百克。

三百克是什么概念？一碗多一點的米飯。就靠這個，扛一百多斤的麻袋，一天扛幾百袋。

我看不下去，有時候想搭把手，被朝鮮的男人們攔住。他們說，這是女人的活。

后來我才知道，這不光是糧食的事。在朝鮮，女人干活是天經(jīng)地義的，男人回家歇著也是天經(jīng)地義的。她們在外面扛完糧食，回家還要做飯、洗衣、帶孩子。吃飯的時候，男人和孩子先上桌，女人在廚房忙活，最后扒拉兩口剩下的。我見過不止一次。

說不清是什么感覺。佩服？心疼？愧疚？都有。

有一次，一個扛糧食的大姐卸完貨，蹲在墻角歇著。我遞過去一瓶水，她接過來，愣了一下，用朝鮮話說了句什么。翻譯說，她問這是不是要扣她口糧。我說不用，送的。她把水揣進懷里，沒喝，說是帶回家給孩子。

那瓶水，她扛了一百多斤的糧食，沒舍得喝一口。

后來我不做這行了。

生意不好做是一回事，心里那道坎過不去是另一回事。每次想起那些女人，想起她們顫抖的雙腿、被汗水打濕的頭發(fā)、揣著水舍不得喝的樣子，我就覺得，自己那點辛苦算什么呢。

現(xiàn)在有時候還去江邊走走。對岸的新義州還是那個樣子，樓房還是那些樓房，街上還是沒什么人。但我總能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那些扛著麻袋的女人，那些低著頭挨罵的男人，那些揣著水回家的母親。

她們還活著嗎？日子好點了嗎？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堅韌，是你想象不到的。它不是英雄史詩里的那種，是每天三百克口糧還要扛一百斤麻袋的那種，是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回家還要伺候男人的那種，是把一瓶水揣進懷里舍不得喝要留給娃的那種。

那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苦的人，也是我最敬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