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俄裔美國物理學家喬治·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68）曾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1928年夏季離開蘇聯(lián)訪問歐洲，見到了許多當時活躍著的著名同行，度過了成果豐碩的美好三年。而1931年他回國給護照延期準備再度出國訪問時，卻發(fā)現(xiàn)他走不了了。此后他幾次試圖偷渡均失敗，直到上天給了他一個讓他極度糾結的離開祖國的機會……

撰文 | 王隅安

一

除了同行的朗道以及后方的死黨布朗斯坦（Matvei Bronstein）[1]，沒人知道伽莫夫和妻子這次度假的真正意圖。

1933年8月，他們從列寧格勒出發(fā)，乘火車北上，到達了基比尼（Khibiny）的“科學家之家”——這是體現(xiàn)政府對科學工作者特殊關懷而設立的療養(yǎng)基地。在莫斯科的郊區(qū)、列寧格勒附近的彼得宮城和皇村療養(yǎng)院，乃至邊陲的克里米亞和北高加索都有這樣的機構[2]。

基比尼是一個小村莊，位于科拉半島的北極圈內。趁著極晝，他們一邊徒步，一邊考察地形，有次沿著河流溯源而上還差點迷路，從手表看，已經走了整整三天三夜。

在基比尼待了一周后，朗道往南打道回府，而伽莫夫夫婦則坐火車北上，到了位于科拉灣的港口城市摩爾曼斯克（Murmansk）。不作停留，他們換上了摩托艇，繼續(xù)往北駛去，一直開到了北冰洋峽灣的入口處——那里有一個海洋生物觀測站。他給考察站的人員做了一場有關極光理論的講座，這與他物理學家的身份相符。一個月前，伽莫夫就寫信給這里的生物學家，希望造訪。

當然，夫婦二人清楚，無論是度假還是訪問，都是在掩人耳目——此地離挪威邊境已然很近，如果他們能僥幸借到（或偷到）一艘平日用于采集生物樣本的摩托艇，就可以穿越邊境，逃出生天了。

1933年，伽莫夫和妻子劃艇橫渡黑海試圖偷渡。| 圖源：伽莫夫自傳

二

身長1米94，高挑如竹竿的伽莫夫頂著一頭金發(fā)，碩大的腦袋里藏滿了鬼主意。這次從北極駕駛摩托艇的偷渡，只是他冒出來的幾個“越獄”計劃中較為靠譜的一個。

在上一年（即1932年）圣誕節(jié)，他們也去了趟基比尼“度假”，本打算雇個愛斯基摩人，就像圣誕老人那樣，駕著馴鹿雪橇，載著他們逃到芬蘭，后來了解到車夫為了賞錢都會向邊防告密——他們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假戲真做”地度了個假。

還有一次，也是1932年，七月份，他們倆從克里米亞劃船，帶著煮雞蛋、巧克力以及兩瓶白蘭地，企圖橫渡黑海至土耳其，不巧啟程次日就遭遇了風暴。他們沒有葬身魚腹，而是在海上漂了三天后，被浪打到了一處不知名的沙灘。他們被幾名韃靼漁民救了，送往了醫(yī)院，休養(yǎng)兩天后“遣送”回了出發(fā)前的療養(yǎng)院。他們對眾人謊稱是試水時“被夜風吹離”，盡管心理打鼓有多少人信他們的鬼話。

但凡有合法的途徑出國，誰還愿意冒這樣的危險？伽莫夫自有他難言的苦衷。

他會永遠記得若干年前的那個夏天，1928年的6月10日——在朋友們的歡送下，伽莫夫登上了一艘蒸汽船，離開列寧格勒，開啟了他的歐洲訪學之旅。[3]除了中間有兩次夏天短暫回國外，他在德國的哥廷根、丹麥的哥本哈根、英國的劍橋等地，度過了美好且成果豐碩的三年。1931年夏末，他回國續(xù)護照，想著辦妥后就繼續(xù)出國參加數(shù)月后在德國、意大利舉辦的兩場會議。起初，他還以為這是“小事一樁”，不會出什么岔子。是啊，過去的幾年，不都還可以順利出國嗎？

1929年，在哥本哈根的尼爾斯·玻爾研究所，列夫·朗道（左）與喬治·伽莫夫（右）騎著摩托車，中間載著的尼爾斯·玻爾的兒子（中）。| 圖源：伽莫夫自傳

在等護照下來的空檔，伽莫夫乘船游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沿伏爾加河順流而下至卡馬河，再溯這條巨大的東部支流逆流而上，直抵烏拉爾山脈西麓。在望見烏拉爾山的前一日，他給敬愛的玻爾[4]寫了一封信，在描繪完卡馬河兩岸的荒蠻景色后，他許諾自己絕不會耽誤拿護照，除非不幸被當?shù)氐男苋寒斣绮统缘簟?strong>[5]

然而，等到了約定日期，他去莫斯科拿護照時，卻被告知仍在審批中。有傳言說，近一年來，護照不好辦了。在一次次的詢問中，他錯過了九月中旬德國的會議。接著，錯過了十月在羅馬的會議——那是首屆核物理大會，他是唯一被邀請的蘇聯(lián)參會者。一直到第二年，護照還是沒影兒，他繼續(xù)錯過了赴密歇根大學暑期講學的機會。

三

幾十年過后，科學史家維納（Charles Wiener）向伽莫夫問起這段經歷。[6]

維納：“這次會議（羅馬會議）是只有收到邀請才能參加的嗎？”

伽莫夫：“是的。意大利皇家科學院核物理會議，羅馬（Reale Accademia d'Italia, Convegno di fisica nucleare, Roma），由馬可尼（Marconi）[7]組織。這些是與會成員，這位是馬可尼，這是玻爾、阿斯頓（Aston）和埃利斯（C.D.Ellis），博特（Bothe）、布萊克特（Blackett）還有……”

維納：“密立根（Millikan）?！?/p>

伽莫夫：“……莫特（Mott）[8]。本來應該由我在這里做主要報告，但論文是別人替我宣讀的，題為《核結構的量子理論》，因為他們不讓我去，你明白吧。內容主要涉及伽馬射線和能級之間的關系，這是一次未能成功的嘗試，直到延森（Jensen）和瑪麗亞·邁耶（Maria Mayer）接手后才取得突破。你可能完全沒見過這份資料？”

維納：“沒，我從未見過這版《會議錄》?！?/p>

伽莫夫：“這些都是原始簽名。還有這張明信片，是從羅馬寄給我的，當時他們發(fā)現(xiàn)我來不了了。這真是一批相當珍貴的簽名收藏?！?/p>

因無法參加1931年10月的首屆國際核物理大會（羅馬），與會者給伽莫夫發(fā)了一張明信片以表慰問。| 圖源：伽莫夫自傳

維納：“莫特和玻爾、吉多·貝克（Guido Beck）、索末菲（Sommerfeld）、理查森（O. W. Richardson）、居里夫人（Madame Curie）、A. H. 康普頓（A. H. Compton）、羅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薩姆·古德斯米特（Sam Goudsmit）、帕特里克·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R. H. 福勒（R. H. Fowler）、布魯諾·羅西（Bruno Rossi）、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佛朗哥·拉塞蒂（Franco Rasetti）、漢斯·蓋格（Hans Geiger）、有一個我認不出來——泡利（Pauli）、費米（Fermi）……”

伽莫夫：“一些人肯定是意大利人，你不見得知道?！?/p>

維納：“詹-卡洛·維克（Gian-Carlo Wick）?！?/p>

伽莫夫：“哦，維克，是的?！?/p>

維納：“C·D·埃利斯、阿斯頓、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博特、科爾比諾（Corbino）。有個名字看起來像是用俄語寫的。布里淵（Brillouin）也在?！?/p>

伽莫夫：“哦，俄語？那是瓦塔金（Wataghin）[9]，那個曾在白軍對抗布爾什維克，之后離開了的俄國人。他是都靈（Turino）的教授?！?/p>

維納：“換句話說，沒有來自俄國的人參加那次會議？”

伽莫夫：“沒有其他人受到邀請。”

維納：“我明白了。這，這是怎么發(fā)生的？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委。您收到了個人邀請，是這樣嗎？沒有通過政府渠道？”

伽莫夫：“嗯，你知道，我收到了邀請——我在哥本哈根收到了馬可尼的信——邀請我參加這次大會。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那是我第二次待在哥本哈根期間……”

伽莫夫講起了他回國的原因，他的護照到期了。他起初的蘇聯(lián)護照只允許他在英國待一年，之后為了去哥本哈根工作，玻爾與蘇聯(lián)大使館溝通，為他把護照延期了半年，照此他需在1931年暮春回國?？神R可尼的邀請信里說的明白，這個羅馬的會是在這年的十月。他想，不如在哥本哈根多待兩三個月，然后去羅馬參會，完了再回國。打著這個如意算盤，伽莫夫去了蘇聯(lián)大使館，希望把護照延期三個月。

幾周后，大使告訴他，莫斯科方面希望他先回國一趟，“你已經兩年沒有回國了，他們想見見你，確認一切安好”。臨了，大使還說，“你最好回去，我覺得不會有什么問題。”聽到這話伽莫夫雖有不甘，也只得先回國一趟。誰知道，這一回去就出不來了。

維納問：“在這期間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是政策上有意識的、漸進的，還是突然的轉變？”

“不，顯然是非常急劇、非常急劇的轉變?！?伽莫夫說——

“你看，這是個辯證的問題。在（上次）我從哥本哈根回來之后，我必須拿到護照才能去英國——哇哦，一個俄國小伙子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去和盧瑟福（Rutherford）[10]工作，多棒?。?strong>[11]現(xiàn)在完全是另一種姿態(tài)了。（蘇聯(lián)開始把科學劃分為）資本主義科學和無產階級科學，它們相互賽跑，就像太空競賽這類的說法，人們不應該友好往來，應該繼續(xù)保持敵對，諸如此類。官方——不，不是官方——我不太記得我是聽誰說的了：我想是那位編輯，某個與克里姆林宮有聯(lián)系的人，我想他是國家出版社（Gosizdat）的編輯，就是出版這本書俄譯本的那家出版社?！?/p>

維納：“您1931年的那本書？[12]就是。”

伽莫夫：“我想是他發(fā)現(xiàn)的。所以情況是這樣的，大會舉行的同一年，是黑格爾誕辰或逝世100周年。黑格爾是德國哲學家，他創(chuàng)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后來被恩格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13]等人繼承。而在德國——當時是納粹德國，在柏林科學院（Berliner Akademie）或某個地方有一個盛大的黑格爾紀念活動，而蘇聯(lián)沒有被邀請。他們邀請了所有其他國家的代表，但沒有邀請?zhí)K聯(lián)科學院的人。因為德國科學院，因為希特勒沒有邀請俄國人去慶祝黑格爾的生日，他們就決定不讓我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參加這個大會。”[14]

維納：“這次拒絕發(fā)護照是否讓您清楚地意識到，就您的職業(yè)生涯而言，情況實際上已經改變了？”

伽莫夫：“哦，是的。嗯，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他們也開始批判遺傳學并逮捕了瓦維洛夫（Vavilov）[15]?！?/p>

四

不發(fā)護照，被限制出境，讓伽莫夫真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時代的寒意。這種急轉而下的變化，就如同秋風才驅散夏夜的炎熱，第二天一早樹葉就全掉光了，來不及從箱底里把棉衣拿出來的人們，個個凍得瑟瑟發(fā)抖。

對局勢判斷如此的遲鈍，伽莫夫一定后悔死了。

早在五年前的1926年，斯大林與布哈林[16]聯(lián)手擊敗了托洛茨基[17]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18]的殘余勢力；兩年后，斯大林又擊敗了支持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成為了最終的勝利者。這些政治圈層的斗爭，作為“象牙塔”中的學者，漠不關心可以，可對于近些年發(fā)生在知識分子圈層的那些“異象”，總該有所留意吧——

難道他不知道，就在他第一次出國那年，在沙赫蒂市進行的那場公開審判？55名沙皇時期留下的技術專家和工程師被指控成立“反革命破壞組織”，“故意損壞設備、生產怠工、與國外勢力勾結，意圖顛覆蘇聯(lián)經濟”。11人因此喪命？[19]

好吧，就說這事發(fā)生在工業(yè)界，與學術界有些距離，難道發(fā)生在科學院的事情，他也一點都不關心嗎？克林姆林宮制定的科學院新章程，可以開除“其活動明顯損害蘇聯(lián)利益”的成員；院士人數(shù)從四十五名增加到七十名；還有1929年初的那次選舉，明明那三名學術上不合格、而黨鐘意的候選人已經落選，還要“打破常規(guī)”再選一次，硬是把他們塞進去院士的隊伍？

好吧，也許災難落不到自己頭上總是感不到痛的；或者，他那個時候正是“春風得意”，即便聽說了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也會被物理學中發(fā)生的那些眼花繚亂的、激動人心的進展輕易蓋掉吧，畢竟——年紀輕輕的他，已經被稱作是核物理學這門學科的開拓者了。[20]

如今可好，被限制出境的這兩年，自己這個“開拓者”反倒成了“局外人”了。在他滯留列寧格勒的日子里，中子發(fā)現(xiàn)了，正電子發(fā)現(xiàn)了，氫的同位素氘發(fā)現(xiàn)了，他熟悉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的考克饒夫（John Cockcroft）和瓦爾頓（Ernest Walton），第一次由質子加速器實現(xiàn)了核的裂變！[21]

維納死死咬住，他必須要問問這位核物理的開拓者，如何看待與這些后續(xù)發(fā)現(xiàn)有關的前前后后的故事——

“您當時（按：伽莫夫1929年初為期一個月的劍橋之行）有機會見到其他人嗎？當然，阿斯頓參加了那次討論，但考克饒夫呢？他當時已經在做一項明顯受到您論文影響的工作。”

伽莫夫：“嗯，我想……您知道，我不太記得那次訪問具體見到了誰，因為那是在二月份，之后我九月份又去了英國，待了一年。我是在那之前還是之后見到考克饒夫的，真的記不清了?！?/p>

維納不舍得就此放棄：“我去年在考克饒夫去世前與他談過，后來在英國又見了他一次。我記得他說記得您那次短期訪問，而且從他的角度來看，當時大家非常興奮，因為您的工作確實影響了他的研究。那么，我猜正是因為那次短期訪問，您為日后重返英國奠定了基礎？”

伽莫夫：“是的。您知道，盧瑟福當時讓我計算質子穿透的概率。我告訴他質子需要多少能量——我們當時只計算了指數(shù)（級數(shù)），直到電荷減半，所需能量應該是這個值。結果發(fā)現(xiàn)，一兆電子伏就足以實現(xiàn)相同的穿透效果。”

維納：“……您也談到了狄拉克[22]，我想知道當年大家對狄拉克的工作、尤其是空穴理論，普遍的反應是……” 維納繼續(xù)問。

伽莫夫：“是關于反粒子嗎？”

維納：“對?！?/p>

伽莫夫：“嗯，事情是這樣的。那是1929年，我當時正坐在卡文迪許實驗室的麥克斯韋圖書館里。狄拉克走進來，他想告訴我些什么，然后他就告訴我，他剛剛提出了一個關于質子——也就是反粒子——的理論。但你知道，他當時相信他可以讓狄拉克空穴變得更重，重1836倍，這樣它們就能成為質子。他告訴我他正在嘗試看看是否……嗯，當時還不太清楚，但他對此非常熱衷，并向我解釋了他的質子理論。然后我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了玻爾，而玻爾非常反對這個想法。接著玻爾——不知為何他總是喜歡用大象打比方——玻爾提出了一個在非洲抓大象的方法；就是說，先找到一個大象飲水的地方，然后——這些都是未發(fā)表的——立一塊大牌子，上面寫上狄拉克關于反粒子的論文的主要思想。大象是一種聰明的動物，它會走過來讀牌子，然后震驚地呆立當場，這就給獵人提供了時間從樹后跑出來捆住它的腿。這就是玻爾所說的抓大象的方法?！?/p>

伽莫夫繼續(xù)說：“而與此同時，泡利[23]那時就計算過，如果質子是這樣的一個空穴，那么在氫原子中，電子就會跳進這個空穴里。他當時根據(jù)公式正確計算了電子對的湮滅。所以氫原子存在的時間將不會超過10的負多少次方秒，于是他提出了所謂的‘第二泡利原理’：每當一個理論物理學家提出一個理論時，這個理論會立刻適用于他本人。而當?shù)依怂伎歼@個想法時，按照他的理論，他的質子（將會是）所有的氫原子，而其他原子也會立刻湮滅。當時反對的聲音相當強烈?！?/p>

維納：“與此同時，大約在那個時期，奧本海默[24]發(fā)表文章，證明了這不可能是質子，不是嗎？”

伽莫夫：“我不記得了。”

維納：“奧本海默有一篇專門討論這個主題的論文?！?/p>

伽莫夫：“嗯，狄拉克當時跟我說的時候，他確信他能證明這些粒子、這些空穴，比缺失的電子要重。但后來他放棄了這個想法?！?/p>

維納：“我想奧本海默所做的是證明那（指質子是空穴）不可能是對的。但你的意思是，不僅這個想法當時沒有被認真對待，而且還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你暗示甚至還有嘲笑?！?/p>

伽莫夫：“哦，是的。確實如此，直到安德森[25]發(fā)現(xiàn)了正電子?！?/p>

維納：“嗯，你還記得當時你在哪里嗎？正電子被發(fā)現(xiàn)時你在列寧格勒。那是1932年。那么你已經回去了？”

伽莫夫：“是的。我當時在列寧格勒，是的?！?/p>

“關于正電子的發(fā)現(xiàn)，你還記得什么嗎？” 維納直接問，不給對方回旋的余地。

伽莫夫：“不記得了。我顯然只是在《自然》雜志上讀到了這個消息?！?/p>

“你看，如果人們當初沒有認真對待狄拉克的理論，那么當正電子被發(fā)現(xiàn)時，他們不會自動地將其與狄拉克的理論聯(lián)系起來。如果他們當初認真對待了，那么他們就會聯(lián)系起來。這就是為什么我想知道你當時對發(fā)現(xiàn)正電子有何反應，如果你還記得的話；也許這對你來說并不那么重要。” 維納在垂死掙扎。

“我不記得了。可能我當時正忙著擔心蘇聯(lián)俄國哪段邊界最容易穿越呢。那時我在俄國沒怎么做物理學研究。” 伽莫夫說著，想起來一件相關的事——

“有趣的是，卡皮察（Kapitza）[26]后來給我看過——那是在我出去之后、在他回俄國之前見到他時——因為正電子是在我在俄國期間被發(fā)現(xiàn)的，所以我第一次能見到卡皮察是在1934年。他給我看了所謂的‘卡皮察俱樂部’（Kapitza Club）[27]的記錄本，其實就是研討會的記錄，附有照片等等。其中有一篇是俄國物理學家斯科別利岑（Skobelzyn）做的報告，照片就貼在上面。斯科別利岑[28]有一張看起來像這樣的照片（紙張沙沙作響，展示某物）。這是云室的活塞，磁場是這樣的，這張照片是幾年前拍的。當時的理論認為這是一個被反射的宇宙射線電子，那次會議上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想知道電子怎么可能被精確地反向反射。就是那張照片?！?/p>

維納：“那些記錄本都被拍成微縮膠片了。卡皮察俱樂部的所有記錄本都有微縮膠片，所以我會去查看這個。你還記得你和卡皮察討論時，這件事被記錄在冊是多久以前嗎？”

伽莫夫：“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是在正電子被發(fā)現(xiàn)之前。這就是為什么卡皮察要把它拿給我看。”

“好的。聽起來很棒?！本S納感嘆道。

伽莫夫：“但那確實是一張非常漂亮的電子對照片?！?/p>

五

滯留在蘇聯(lián)的伽莫夫不得不考慮在國內工作。他一共擔任了五個職位，領著五份薪水，因為只有這樣才夠生活。他是母校列寧格勒大學的教授，也是其下屬的物理研究所的成員；他在鐳研究所工作并住在那里，這是他名義上正式的工作單位。此外，他還在科學院的物理數(shù)學研究所工作；還在約費研究所（Joffe Institute）擔任顧問。伽莫夫向維納描述起當時的情形——

“大量時間都花在領薪水上了——那時沒有支票系統(tǒng)——每兩周我們就得去五個不同的地方，在出納窗口排隊領薪水?；蛘呶矣浀檬敲恐芤淮危繉?，每周一次，在五個不同的地方領五份薪水。”

“那您的時間是怎么分配的呢？這有可能兼顧嗎？” 維納驚訝地問道。

“我閑著，無事可做。我一直在想辦法離開俄國。我那段時間到處旅行，去了克里米亞（Crimea）和摩爾曼斯克之類的地方，就是想方設法要出去?！?/p>

尾聲

回到本文開頭1933年伽莫夫與妻子企圖偷渡的場景，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了，他們沒有成功。當時伽莫夫夫婦從摩爾曼斯克附近的海洋站乘摩托艇試圖前往挪威，卻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海軍正在峽灣入口處建立潛艇基地，考察站即將關閉。他們再次受挫，只得返回列寧格勒。

也許是感動了上蒼，在回家數(shù)日后，伽莫夫就奇跡般地收到教育人民委員會來信，通知他被蘇聯(lián)政府選派參加當年（1933年）十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索爾維核物理會議。

“我?guī)缀醪桓蚁嘈抛约旱难劬Γ准埡谧值墓笪冶仨毺崆皵?shù)日赴莫斯科領取護照、簽證和火車票?！?伽莫夫在自傳中寫道：“這引發(fā)了極其復雜的心理掙扎。我始終不愿背棄祖國，只要還被允許出國交流并接觸世界科學，就一定會歸來?！?/p>

然而，1933年十月中旬，伽莫夫夫婦乘火車離開蘇聯(lián)經赫爾辛基遠赴西方，再未歸來。

注釋以及參考文獻

[1] 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蘇聯(lián)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驅，其學術成果涉及天體物理學、半導體、量子電動力學和宇宙學領域，并著有多種兒童科普讀物。其傳記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讀，見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 此時的伊萬年科似乎已經脫離了這個圈子，由布朗斯坦取代。關于伊萬年科，參見
http://www.g-sardanashvily.ru

[2] 療養(yǎng)院由中央和地方改善科學家生活委員會（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Improving the Life of Scientists，TSEKUBU）設立，是在科學工作者中進行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的某種中心。關于TSEKUBU，參考
https://library.md/m/articles/view/TSEKUBU

[3] 他先是到了哥廷根，量子力學大師玻恩駐守在那；兩個多月后，他于1928年8月22日抵達哥本哈根，成了第一位訪問玻爾研究所的蘇聯(lián)物理學家。玻爾不僅幫他辦理護照，還為他準備了獎學金，還幫他聯(lián)系去位于英國劍橋的由盧瑟福領導的卡文迪許實驗室訪問。伽莫夫隨后于1929年1月4日前往劍橋，見到了同胞卡皮察(Pyotr Leonidovich Kapitsa)。待了一個多月后，他于1929年2月12日返回哥本哈根?？偣菜闫饋碓趪獯私荒旰螅?929年5月返回了列寧格勒。在那里，朋友們像歡迎載譽而歸的英雄一樣贊揚他的成就，甚至官方刊物《真理報》還刊登了一首政治詩人杰米揚·別德內（Demian Biedny）創(chuàng)作的詩歌。這是他第一次的出國經歷。

在玻爾和盧瑟福的幫助下，伽莫夫獲得了洛克菲勒國際教育基金會獎學金。他過完1929年的夏天后，離開了列寧格勒，在哥本哈根停留后于1929年10月初到達劍橋，開啟其第二次訪學經歷。此時，同樣來自蘇聯(lián)的年輕人朗道（Lev Landau）也在10月份到歐洲訪學。在1930年夏天，朗道來到劍橋與伽莫夫碰面。伽莫夫騎著他剛買不久的摩托車載著朗道，進行了一場穿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旅行，參觀了古老的城堡和博物館。之后，他短暫回到俄羅斯度假。秋天，他再次出國到哥本哈根。1930年年底至1931年年初的那個冬天，他收到1931年十月份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核物理學會議的邀請。他在1931年的夏天騎著摩托車在歐洲各地旅行，返回哥本哈根后，去蘇聯(lián)大使館申請護照延期。幾周后，大使告訴他，莫斯科方面想見見他。幾天后，伽莫夫乘坐直飛航班飛往莫斯科。

[4] 尼爾斯·玻爾，丹麥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玻爾原子模型，成功解釋了氫原子光譜，并提出了互補原理與對應原理。因其對原子結構研究的貢獻，他于192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創(chuàng)立的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成為了當時量子物理研究的中心。

[5] Hufbauer, Karl. 2009. George Gamow 1904–1968: A Biographical Memo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6] 以下對話引用自：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orge Gamow by Charles Weiner, 1968 April 25 and 26,
http://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4325 采訪者查爾斯·維納（Charles Weiner，1935–2017），美國著名科學史家，麻省理工學院（MIT）科學技術史榮休教授。他是其同代學者中專注于當代科學政治、社會及倫理維度研究的杰出代表，尤其關注科學家對其工作所引發(fā)的公共爭議的回應。參考：https://news.mit.edu/2012/obit-weiner

[7] 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無線電工程師、企業(yè)家，被譽為“無線電通信之父”。他于1895年成功進行了首次無線電信號傳輸實驗，并在此后不斷改進技術，將通信距離從幾米延長至橫跨大西洋。因其對無線電通信發(fā)展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他與卡爾·費迪南德·布勞恩共同獲得了19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馬可尼也是1931年于羅馬舉行的首屆國際核物理大會的關鍵組織者。

[8] 內維爾·莫特（1905-1996），英國物理學家，197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以在凝聚態(tài)物理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而聞名，特別是提出了“莫特絕緣體”的概念，并發(fā)展了非晶態(tài)半導體和無序體系電子結構的理論，為現(xiàn)代材料科學和電子技術奠定了基礎。

[9] 格萊布·瓦塔金（Gleb Wataghin，1899–1986），俄裔意大利物理學家，巴西現(xiàn)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1934年受聘于巴西圣保羅大學（USP），創(chuàng)建并主持物理系，直至1949年返回意大利。他是“跨國主義科學身份”的典型代表，其科學生涯跨越俄羅斯、意大利和巴西，將歐洲前沿物理學研究傳統(tǒng)、科學價值觀與巴西本土社會文化相融合，深刻塑造了巴西物理學的發(fā)展軌跡。瓦塔金早年于意大利都靈大學學習物理學與數(shù)學，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活躍于歐洲量子力學學術圈，與尼爾斯·玻爾、維爾納·海森堡、保羅·狄拉克、恩里科·費米等物理學家交往密切。1934年，他應圣保羅州精英階層邀請，赴巴西創(chuàng)建圣保羅大學物理系，致力于在缺乏研究傳統(tǒng)的南半球建立現(xiàn)代物理學教育體系。參考：Tavares, Heráclio D., Alexandre Bagdonas, and Antonio A. P. Videira. “Transnationalism as Scientific Identity: Gleb Wataghin and Brazilian Physics, 1934–1949.”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50, no. 3 (2020): 248–301.
https://doi.org/10.1525/hsns.2020.50.3.248.

[10] 歐內斯特·盧瑟福，新西蘭裔英國物理學家，被譽為原子核物理學之父。他通過著名的α粒子散射實驗（金箔實驗）發(fā)現(xiàn)了原子核，并提出了行星模型。此外，他還發(fā)現(xiàn)了α射線和β射線，實現(xiàn)了首次人工核反應，并獲得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

[11] 這里指伽莫夫上一次回國再出國的經歷。伽莫夫大致有兩次在劍橋，第一次比較短，一個多月，從1929年1月4日前往到2月12日離開。他見到了他的同胞卡皮察，并在卡皮察俱樂部做了演講。盧瑟福還帶著他參加了1929年2月7日在倫敦舉行的皇家學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盧瑟福作為主席主持了“關于原子核結構的討論”，期間伽莫夫提出了他的液滴模型。之后，他主要待在哥本哈根，1929年5月，在國外待了近一年后，他返回列寧格勒。在玻爾和盧瑟福的支持下，他繼續(xù)獲得了洛克菲勒國際教育委員會獎學金，可以在1929 -1930學年去劍橋。在國內度過夏天后，他離開列寧格勒，在哥本哈根停留，并于1929年10月初抵達劍橋。這次待的比較久，有一年。1930年秋天，伽莫夫從劍橋到了哥本哈根，玻爾為他安排了進一步的支持。

[12] 這里指的是伽莫夫在1931年寫的《原子核結構》（The Structure of Atomic Nuclei）一書。

[13] 蘇聯(lián)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lián)的最高領導人。他通過一系列精密的權力斗爭，清除了黨內所有主要對手，最終建立了以他個人為核心的絕對獨裁統(tǒng)治。他擊敗布哈林，標志著其權力徹底鞏固和“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行政命令體系和全面壓制）的開啟。

[14] 此處伽莫夫的話可能有猜測成分。1931年，納粹黨雖然已經在德國國內通過選舉迅速崛起，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還只是一個在野的政治力量。魏瑪共和國正處于深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中（例如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但政權尚未被納粹完全接管。在海牙（1930年）和柏林（1931年）舉行的首屆黑格爾大會，蘇聯(lián)代表團提交了參加柏林大會的申請，但被拒絕。國際黑格爾聯(lián)盟的領導人無法容忍馬克思主義者。哲學家拉松（Georg Lasson）在大會上說，“在馬克思主義的沒有靈魂的唯物主義中尋找黑格爾關于純粹精神的學說，將是荒謬的，”反過來，馬克·米京（Mark Mitin）稱這次大會是一次“宗教法西斯主義示威”，它已成為“一面反映資產階級科學危機、腐朽、衰頹、衰老虛弱和完全無能的鏡子。”米京出身于一個猶太裔工人階級家庭，1919年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員，1925年至1929年間，他在紅色教授學院攻讀哲學，該機構肩負著培養(yǎng)新一代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使命。1939年至1961年，他擔任蘇聯(lián)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50年至1962年期間，當選為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代表。參考：Andrey Maidansky，Hegel in the Mirrors of Soviet Philosophy: From Love to Hate and Back Again，Hegel-Jahrbuch 2020(1):51-62,
DOI:10.3790/hgjb.2021.207760

[15] 瓦維洛夫（Nikolai Vavilov）是蘇聯(lián)頂尖遺傳學家，作物起源中心學說提出者。因堅持孟德爾遺傳學真理，反對迎合斯大林的政治騙子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偽科學，在科學爭論中落敗并遭到政治迫害，于1943年冤死獄中。他的悲劇是蘇聯(lián)“李森科事件”中科學界遭受巨大損失的標志，伽莫夫提及的“他們攻擊遺傳學”正是指這段歷史。

[16]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蘇聯(lián)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被譽為“黨的寵兒”。在列寧逝世后，他是斯大林早期的重要政治盟友，共同對抗“左翼反對派”。布哈林主張延續(xù)相對溫和的“新經濟政策”（NEP），允許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認為這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漸進之路。

[17] 蘇聯(lián)紅軍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杰出的革命理論家，“不斷革命論”的提出者。他是列寧死后爭奪領導權的最主要競爭者之一。他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機構，并主張推動“世界革命”。他是斯大林在權力斗爭中最具威脅的對手之一，其失敗和流亡標志著有組織的黨內反對派已被基本清除。

[18] 兩人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元老，長期擔任重要職務，并與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同為列寧的親密戰(zhàn)友。在列寧病重期間，他們與斯大林組成“三頭同盟”，共同對抗托洛茨基。但在擊敗托洛茨基后，他們很快與斯大林決裂，組成“聯(lián)合反對派”，但最終被斯大林擊敗。

[19] 沙赫特案件是1928年在蘇聯(lián)沙赫特城進行的一場針對工程技術人員的公開審判，它指控這些“舊專家”與國外勢力勾結進行工業(yè)破壞。作為蘇聯(lián)首場大型表演式審判，其影響深遠，它不僅為斯大林時代后期的大清洗提供了迫害模式，還通過將工業(yè)化進程中的困難歸咎于“階級敵人”，為打擊舊知識分子和推行更激進的工業(yè)化政策鋪平了道路。

[20] 萊昂·羅森菲爾德說：“根據(jù)我的經驗，核物理學始于一個金發(fā)巨人，戴著眼鏡，近視，半閉著眼睛，在一個早晨突然出現(xiàn)在哥廷根研究所的圖書館里，他微笑著自我介紹說：‘我是伽莫夫。’” 參考Roger H Stuewer,The Age of Innocence: Nuclear Physic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1] Reader, Joseph, and Charles W. Clark. 2013. "1932, a Watershed Year in Nuclear Physics." Physics Today 66 (3): 44–49. doi:10.1063/PT.3.1917. 伽莫夫的第一次劍橋之行正好趕上了考克饒夫和瓦爾頓合作的絕佳時機。他向考克饒夫展示了他的 α 粒子穿透計算和圖表，他們計算出相對低能量的質子可能能夠使輕原子核解體。這是考克饒夫和瓦爾頓建造以他們名字命名的線性質子加速器的關鍵動因。

[22] 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相結合，提出了狄拉克方程，該方程預言了反物質（如正電子）的存在。他因這一開創(chuàng)性工作于1933年與薛定諤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文中他與伽莫夫討論的“空穴理論”，正是他預言反物質存在的關鍵思想。

[23] 沃爾夫岡·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奧地利裔瑞士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 “泡利不相容原理” ，解釋了原子中電子的排布規(guī)律，并因此獲得了194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也以敏銳的批判性思維而聞名，當他認為一個理論不完善時，會犀利地指出其錯誤，被同行戲稱為“物理學的良心”。

[24] 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美國理論物理學家，被譽為“原子彈之父”。二戰(zhàn)期間，他擔任絕密的 “曼哈頓計劃” 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科學主任，成功領導了原子彈的研發(fā)工作。戰(zhàn)后，他成為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總顧問委員會主席，但因其戰(zhàn)前左翼社會關系以及對發(fā)展氫彈的公開異議，在1954年的安全聽證會上被吊銷了安全許可，成為冷戰(zhàn)時期美國政治迫害的標志性事件。

[25] 卡爾·大衛(wèi)·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美國著名實驗物理學家。他因于1932年在宇宙射線中發(fā)現(xiàn)正電子（positron，即電子的反粒子）而聞名于世，并因此獲得了193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一發(fā)現(xiàn)為保羅·狄拉克提出的“空穴理論”提供了第一個實驗證據(jù)，證實了反物質的存在。

[26] 1929年1月4日至2月12日，伽莫夫在英國劍橋訪問期間，曾見到他的同胞卡皮察，并在卡皮察俱樂部發(fā)表演講，介紹了他的理論。彼得·卡皮察（1894-1984），蘇聯(lián)著名物理學家，在低溫物理學和強磁場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貢獻，于197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ㄆげ煊?921年出國，隨后在盧瑟福的領導下，留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工作。他在英國生活和工作了十三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34年，卡皮察按慣例回蘇聯(lián)探親并參加學術會議時，蘇聯(lián)政府沒收了他的護照，禁止其返回英國。此后，他被留在國內，蘇聯(lián)政府為他專門建立了研究所（即后來的卡皮察物理問題研究所），讓他繼續(xù)研究工作。他于1946年也曾因拒絕參與核武器項目而被斯大林解職，軟禁在家數(shù)年，直至斯大林去世后才恢復工作。

[27] 卡皮察俱樂部，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卡皮察在英國劍橋大學發(fā)起的一個非正式物理學研討會。該俱樂部以其充滿活力、不拘一格的討論氛圍而聞名，吸引了當時眾多頂尖物理學家（如盧瑟福、狄拉克、玻爾等）和年輕學生參與，是量子力學發(fā)展初期最重要的思想碰撞中心之一。

[28] 德米特里·斯科別利岑（Dmitri Skobeltsyn, 1892-1990）是蘇聯(lián)杰出的物理學家，宇宙射線研究的先驅。他在1920年代末使用威爾遜云室進行的研究中，首次觀測到了后來被證實為正電子的高能粒子軌跡，盡管當時未能正確識別。他的工作為反物質的發(fā)現(xiàn)奠定了基礎。他是蘇聯(lián)科學院院士，曾長期擔任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FIAN）的所長，曾領導杜布納聯(lián)合核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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