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夏，北京城里的風還帶著些涼意。中南海的一間會客室里，年近花甲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再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兩人閑聊間，說起了陜北的黃土高坡，說起了當年的紅軍與長征。話題繞了一圈，斯諾忽然壓低聲音，用略帶沙啞的中文問了一句：“主席，那位當年護送我去陜北的王牧師，還在不在？我一直掛念他?！?/p>

毛澤東微微一愣，這個名字一時竟對不上號。他放下煙，思索片刻，沒有貿(mào)然回答，只是說：“人應(yīng)該還在，我讓同志們?nèi)フ乙徽??！币痪漭p描淡寫的回應(yīng)，卻成了一次漫長追尋的起點。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王牧師”的真實姓名，背后竟藏著三十年地下斗爭的隱秘脈絡(luò)。

后來，經(jīng)多方查找，檔案一卷卷翻開，“王牧師”的身影才漸漸清晰。他不是別人，正是曾在上海教堂講道、在西北軍中傳教、又在白色恐怖中周旋多方的董健吾。而更少人知道的是，這位牧師不僅曾護送斯諾深入陜北，還在上海暗中庇護過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其中就包括毛岸英。

有時候，歷史真正的轉(zhuǎn)折，并不發(fā)生在戰(zhàn)場上，而是藏在教堂的小側(cè)門里，藏在幼兒園的飯桌旁，也藏在一個外國記者久久不肯放下的心事里。

一、書香子弟走進教堂，又從教堂走向革命

1891年，董健吾出生在上海青浦縣一個讀書人家。祖父曾做過清朝縣令，母親出身沈氏望族，家中規(guī)矩嚴，書本卻從不缺。這樣的家庭，按理說走的是科舉余緒、仕途老路，誰也想不到，日后會出一個“紅色牧師”。

1900年前后，一位來自美國圣公會的女牧師鮑小姐來到青浦傳教。她二十多歲，說得一口流利中文，人很爽朗。董家長輩早年在上海接觸過基督教，覺得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便請她到家里當家庭教師，既教圣經(jīng)，也教英文和西方文化。

少年董健吾聰明伶俐，英語學得飛快，不多久就能跟老師用英文對話。小學讀完，在鮑小姐的幫助下，他進入教會辦的蘇州桃塢中學。這所學校強調(diào)體育鍛煉，注重紀律與團隊精神。董健吾在那里，不僅受了洗，正式成為教徒，還成了學校足球隊的主力隊員，體格非常好。

1911年，他畢業(yè)考入了當時名聲極大的上海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是遠近聞名的教會教育家，很器重這個成績出眾又能干的學生。后來破例送他進神學院進修。1917年，他拿到理科和神學雙學位，順理成章走上職業(yè)牧師道路。

畢業(yè)后，董健吾被派往揚州友基學校擔任校長，又調(diào)往西安教會中學主持工作。這些年，他在教會教育體系內(nèi)一路上升，名聲漸起，既被視作出色教育工作者，也是教會中冉冉升起的骨干。1924年秋，他回到上海，擔任圣約翰大學校長助理，看似一條穩(wěn)穩(wěn)當當?shù)摹敖虝ⅰ钡缆芬呀?jīng)鋪好。

但上海這座城市，很快讓他看見了另一面。

在十里洋場，外國租界的霓虹與棚戶區(qū)的困苦往往只隔一條街。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quán)、工廠里工人的苦難、碼頭上搬運工的呻吟，這些場景都深深刺進了這位牧師的心里。再加上“五四”以后新思潮的沖擊，董健吾心中那點“愛國”的火苗越來越難按捺。

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fā)，上海工人和學生走上街頭，反對帝國主義。游行隊伍被開槍鎮(zhèn)壓，鮮血灑在街頭。這個場景，對一個講臺上宣講“仁愛”的牧師打擊極大。他很難再把眼前的現(xiàn)實和課堂上的教義輕易拼接在一起。

那一年，他帶頭組織圣約翰大學師生參加反帝游行。6月3日，他把懸掛在學校的美國國旗降下，當眾撕成碎片，還動員師生簽名、集體離校以示抗議。這種行為，對一個教會大學的校長助理來說，無疑是“撕破臉”的舉動。

卜舫濟對他極為失望，他也就此離開圣約翰大學，轉(zhuǎn)到上海圣彼得教堂做牧師。表面看是“退一步”，實際上，卻是他在內(nèi)心道路上邁出的關(guān)鍵一步。

1926年，他應(yīng)邀回鄉(xiāng)，擔任青浦縣立第一中學校長。此時正值國共合作，進步思想在青少年中傳播開來，他也結(jié)識了一批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青年。通過接觸，他開始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慢慢發(fā)現(xiàn)，其中不少內(nèi)容與他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并不沖突，反而更直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fā)生，上海淹沒在血雨腥風之中。董健吾憑借教育界名望，很快得到風聲。他連夜向認識的共產(chǎn)黨人報信，提醒他們轉(zhuǎn)移，有人因此躲過一劫。這個舉動，讓他在黨內(nèi)贏得了初步信任。

與此同時，國民黨清共的刀越來越快，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為了掩護身份，他主動辭去職務(wù)，重新回到圣彼得教堂，繼續(xù)以牧師的外衣生活在公眾視野里。這種“退回教堂”的選擇，從此成了他隱蔽戰(zhàn)線生涯的重要掩護。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層牧師身份，讓他后來既能出現(xiàn)在馮玉祥軍中，又能與周恩來、陳賡等共產(chǎn)黨人秘密往來，游走于多個圈子之間，既講道，又送情報。

二、從紅色幼稚園到秘密護送：三個毛家孩子與一位牧師

1920年代末，董健吾經(jīng)人介紹，與信奉基督教、又傾向革命的馮玉祥將軍建立聯(lián)系。很快，他以傳教牧師的身份，出現(xiàn)在西北軍中。1928年，在浦化人和劉伯堅的介紹下，他正式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此時的他，表面仍是教會人士，內(nèi)里已經(jīng)是地下黨員。

不久，他奉命再次回到上海，利用圣彼得教堂作為活動據(jù)點。在陳賡等人的鼓勵下，他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這個機構(gòu)于1927年11月成立，負責情報、保衛(wèi)、營救、秘密電臺等一系列高度危險的任務(wù)。有人把特科稱作“看不見的刀鋒”，而董健吾，便是這條暗線上的一員。

圣彼得教堂地處上海愛義路交叉口，周末禮拜人聲鼎沸，平日卻出奇安靜。董健吾在教堂內(nèi)悄悄開辟出兩條隱蔽通道，又騰出房間做秘密工作室。潘漢年、周恩來、陳賡、魯迅等，都曾從那扇“不起眼”的門進出，在那里開會、傳遞電報、研究行動計劃。

1930年前后，中共中央交給董健吾一項看似“溫和”卻極為重要的任務(wù)：以“互濟會”和教會辦學名義，在上海辦一所幼兒園，專門收養(yǎng)烈士遺孤和革命子女。這既是人道關(guān)懷，也是特殊戰(zhàn)時條件下的組織安排。

就這樣，大同幼稚園誕生了。宋慶齡親自題寫園匾，董健吾擔任院長，妻子以及惲代英、李立三的夫人們擔任保育員。幼兒園里，孩子的名字后來在黨史中都很醒目——澎湃之子彭小丕、蔡和森之女蔡轉(zhuǎn)、李立三之女李力、惲代英之子惲希伯……在外人眼中，這不過是一所普通教會背景的幼稚園；在黨組織眼中，這是一座特殊的“紅色小堡壘”。

當時經(jīng)費捉襟見肘，董家又要維持教堂，又要養(yǎng)孩子。全家節(jié)衣縮食，卻盡力保證孩子們吃飽穿暖。白色恐怖的上海，槍聲不時響起，大同幼稚園的小院里，卻有孩子們的笑聲。兩種聲音交織在一起，讓這個地方顯得格外特殊。

1931年初，董健吾接到上級通知，要到天生祥酒店門口接收從湖南來的幾個孩子。那幾年，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已于1930年底在長沙英勇就義，留下三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母親犧牲后，孩子們在地方黨組織幫助下幾經(jīng)輾轉(zhuǎn)，最終被安排送往上海。

那天街頭人來人往，董健吾遠遠看見，領(lǐng)隊同志牽著三個體弱的小男孩，衣服單薄，神情愣愣的。他上前接過，隨口安慰了一句：“到了上海，就安全些了。”年幼的孩子聽不太懂，只是緊緊抓著大人的衣角。

三兄弟被送進大同幼稚園后，因長期顛沛流離，身體狀況很差。最小的毛岸龍不久便染上急性痢疾，送到廣慈醫(yī)院搶救，終究沒挺過去。在那樣的年代，醫(yī)療條件有限，這種病常常來勢洶洶。消息傳來，園里很多人都沉默不語。

董健吾為此深感自責，總覺得自己準備得不夠、照顧得不周。他對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兩人更加疼愛，常常囑咐身邊人：“這些孩子，跟普通孩子不一樣，背后牽著一家的犧牲，要多上點心?！庇袝r候，他坐在一旁，看著他們吃飯，忍不住喃喃道：“總有一天，要想辦法讓他們跟父親團聚?！?/p>

1932年起，他又承擔起與宋慶齡的聯(lián)絡(luò)任務(wù)。宋慶齡對烈士遺孤關(guān)懷備至，時常資助大同幼稚園的生活開銷。一些玩具、衣物、糧票，也是通過她悄悄送來。這樣，孩子們在陰云密布的上海，也能感到一絲溫暖。

不過，敵人的嗅覺也越來越敏銳。1934年初，上海的國民黨特務(wù)機構(gòu)開始注意到這所幼稚園的“不同尋?！?，暗中調(diào)查。董健吾很快得到內(nèi)部情報，意識到危險逼近。繼續(xù)維持辦園，孩子們就可能暴露，他不得不作出艱難決定——立即解散幼稚園。

收尾的過程很匆忙，但必須干凈利落。孩子們陸續(xù)轉(zhuǎn)移，另行安置。毛岸英和毛岸青，則被董健吾接回自己家，與他的兒子以兄弟相稱。起初，孩子有些拘謹，時間長了就逐漸親近，把他當成嚴厲又可靠的“董伯伯”。

1936年，董健吾因工作關(guān)系，接觸到了張學良。那時“西安事變”尚未發(fā)生，東北軍內(nèi)部暗流涌動，張學良對時局很有自己的判斷。一次談話后，張學良感念董健吾替他傳遞信息，拍拍胸口說：“董先生有什么難事，盡管說?！?/p>

董健吾起初推辭，不愿提個人要求。但想到毛家兄弟的處境——一是政治上敏感，二是國內(nèi)局勢嚴峻，他心里總有塊石頭放不下。斟酌片刻，他道明緣由：“有一位共產(chǎn)黨員的孩子，父母都犧牲了。我擔心他們留在國內(nèi)，遲早被盯上。若能有機會送他們?nèi)庾x書，將來或許能有所作為。”

張學良聽明白這是在替烈士遺孤求路，沉默了一下，答應(yīng)下來。幾周后，他到上海時專門派人約見董健吾，明確表示愿意拿出十萬法郎，資助那兩個孩子出國求學，并安排老部下李杜以商人身份護送他們?nèi)シ▏?/p>

這件事，董健吾立刻向黨組織報告。組織上研究后認為，張學良此舉可信，既有感情，也有政治判斷。最后批準接受這份幫助，由董健吾和張子華出面與李杜對接。

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與董健吾的兒子一起，登上開往歐洲的法國郵輪，抵達巴黎后，再經(jīng)安排轉(zhuǎn)赴蘇聯(lián)學習。多年后，提起這段經(jīng)歷，毛岸英在信中坦言，那時如果沒有董伯伯，只怕自己的命運早已改寫。

從大同幼稚園的飯桌，到法蘭西的郵輪，這條路表面看是幾段旅程，實際上，是一位牧師用自己的人脈和身份，為革命下一代硬擠出來的一條生路。

三、名片背后的秘密旅程：王牧師與斯諾的那次見面

把時間撥回到1936年，這一年在中國革命史上格外緊張。紅軍長征剛剛落腳陜北，國共關(guān)系表面對峙，實則暗潮洶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chǎn)黨決定邀請一位美國進步記者前往蘇區(qū)采訪，向外界講述一個不同于國民黨宣傳中的“另一種中國”。

這一位，就是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埃德加·斯諾。那時的他，已經(jīng)對中國問題有濃厚興趣，卻對陜北蘇區(qū)的真實情況毫無頭緒。他手里沒有公開路線，也沒有可以堂而皇之出示的介紹信，唯一能倚仗的，是地下組織通過隱色墨水寫下的一紙短箋。

董健吾從陜北瓦窯堡返回上海后，將中央希望斯諾來陜北采訪的意見，轉(zhuǎn)達給宋慶齡。宋慶齡十分重視，用自己的名片寫下英文詩句，一半交給斯諾，一半交給董健吾，約定在西安某處以“拼名片”為暗號接頭。這種安排，既簡單，又不容易引起旁人懷疑。

1936年6月3日，斯諾對外宣稱要去內(nèi)蒙古采訪，實際卻悄悄從北平乘車南下，到鄭州再轉(zhuǎn)火車去西安，和隨行的美國醫(yī)生馬海德住進一家不起眼的旅社。房間不大，行李簡單，桌上有那半張名片，還有那封隱色墨水寫的信。

那幾天，他心里其實沒底。陜北蘇區(qū)在哪兒，誰來接頭，能不能見到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這些都沒有答案。按他的回憶，那時自己“只是順著一條模糊的線往前摸索”。

不久，一位自稱“王牧師”的中年中國人來到旅社。穿著并不特別，只是眼神堅定，說話不急不緩。他拿出那半張名片，與斯諾手里的那半張拼在一起，嚴絲合縫。雙方對視了一眼，心中都明白，這一步接上了。

“路不好走，但總能走到?！甭犝f斯諾有些擔心，董健吾笑著說了這么一句。斯諾后來回憶，對這位“牧師”的第一印象，就是“謹慎，卻不膽怯”。

在中共中央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兩人很快與鄧發(fā)取得聯(lián)系。鄧發(fā)當時受命參與這次接待任務(wù)?？紤]到沿途風險，他提出一個大膽設(shè)想：能否請張學良出面，用飛機直接送他們?nèi)リ儽?，以減少中途被查的可能。

這個設(shè)想聽上去頗有吸引力，卻有現(xiàn)實難度。董健吾再度走進張學良的辦公室，說明來意。張學良聽完，連連搖頭：“我們的飛行員多是外國人，一旦走漏風聲，后果難料?！边@話其實不難理解，在軍隊體系內(nèi)動用飛機去秘密送一位美國記者進入共產(chǎn)黨控制區(qū)，風險太大。

見對方為難，董健吾也不強求，轉(zhuǎn)而提出折中方案：不動用飛機，改派汽車和具有一定軍銜的軍官護送，至少可以減少沿途盤查的麻煩。張學良點頭答應(yīng)，這種方式相對隱蔽，不會在軍事系統(tǒng)留下太多痕跡。

于是，一輛載著“普通記者”的車隊，從西安悄悄駛向陜北。沿途塵土飛揚，路況很差，但車上的空氣卻漸漸輕松起來。斯諾一路觀察，一路提問，對這片土地、這些人、這場革命，產(chǎn)生了愈發(fā)強烈的好奇。

到陜北后，他見到了毛澤東，還接觸了許多中央領(lǐng)導(dǎo)人和普通紅軍戰(zhàn)士。窯洞里簡陋的被褥、夜里燈下修補草鞋的身影、戰(zhàn)士們談?wù)摗靶轮袊钡难凵瘢忌钌罾釉谒哪X海。后來，這些見聞被寫進《西行漫記》，讓世界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真實面貌。

書里，他只用了“王牧師”這個化名，一筆帶過護送過程。對很多讀者來說，這只是故事中的一條線；對董健吾而言，卻是一次刀尖上行走的行動。畢竟，如果接頭失敗、護送暴露，后果不堪設(shè)想。不得不說，牧師的外表，給了他一層天然遮掩。

新中國成立后，這段往事一度沉在檔案里。直到1960年那次在中南海的閑聊，斯諾在毛澤東面前提起“王牧師”三個字，塵封多年的細節(jié)才被重新翻起。相關(guān)部門一路追查，從教會檔案、舊日特科記錄中一點點對上，終于確認，“王牧師”就是董健吾。

四、沉浮與昭雪：一個紅色牧師的晚年命運

新中國成立后，董健吾并沒有走上顯赫位置。他被安排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擔任參事，工作安穩(wěn)而低調(diào)。他很少談及過去，尤其對毛澤東兒子的那段經(jīng)歷，更是守口如瓶。在很多同事眼中，他只是一位有教會背景的老知識分子。

倒是被他照顧過的孩子們，一直記得這位“董伯伯”。1950年，已在蘇聯(lián)學習并返回祖國的毛岸英，費了不少周折，終于找到董健吾家的地址，專門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在上海最困難那些年，董伯伯對兄弟倆的照顧“難以忘懷，萬分感激”。字里行間，看得出是真情實意，不是客套話。

然而，歷史的波折有時候來得很突然。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上海淪陷后，董健吾由于在敵占區(qū)活動，又一度與黨組織失去直接聯(lián)系，加上后來“潘漢年事件”的牽連，一些人開始懷疑他在淪陷區(qū)的活動性質(zhì)。一時間，“反革命”“叛徒”等帽子砸了下來，審查、冷遇、誤解接踵而至。

那段日子，對一個在隱蔽戰(zhàn)線拼搏多年的人來說，打擊可想而知。他自知經(jīng)歷復(fù)雜，又有教會背景，能理解組織上的謹慎，卻難免心中苦澀。遺憾的是，戰(zhàn)時許多秘密行動缺少完整記錄，很多事無法當場舉證，只能耽擱下來。

1960年，斯諾來華訪問，再次與毛澤東見面。閑談之間，他提到了那位“王牧師”，言語中透出惦念：“不知道他現(xiàn)在過得怎么樣，當年多虧了他?！边@個提法，引起中央有關(guān)方面注意。經(jīng)認真調(diào)查核實，董健吾的身份、經(jīng)歷一條條理清楚，問題逐步得到重新評估。

1961年，在中共上海市委招待處的一間宴會廳里，董健吾見到了舊日領(lǐng)導(dǎo)陳賡。這位當年的特科負責人，如今已經(jīng)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lǐng)。多年未見，彼此都蒼老了許多。簡短寒暄之后，陳賡嚴肅地說：“我是受中央領(lǐng)導(dǎo)托付，專門來看你的。過去你的一些問題，經(jīng)中央研究，已經(jīng)有了結(jié)論。你現(xiàn)在要做的，就是安心等候組織的安排?！?/p>

不久，中央正式通知下來：按照機關(guān)第11級標準，每月發(fā)給董健吾200元生活費，由市委安排一次家庭會議，向子女們說明他的經(jīng)歷和組織結(jié)論，并分配一處樓房供他與子女同住。妻子鄭蘭芳已在此前去世，晚年生活難免孤清，這樣的安排，多少讓這個飽經(jīng)坎坷的老人心里踏實了些。

得到組織關(guān)照后，他表達的態(tài)度很簡單——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為黨和國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只是提供一些歷史線索，或者做些咨詢。話不多，卻透著一種平靜。經(jīng)歷那么多風浪，他已經(jīng)不需要額外修飾。

時間又往前走了十年。1970年10月，已年過六旬的斯諾再度獲準來華。那時，他在國際上早已聲名顯赫，與新中國的關(guān)系也極為特殊。這一次，他再次提出希望能見“王牧師”一面。按他的想法，哪怕只是坐在一起聊幾句，也是對過去的一種交代。

然而，現(xiàn)實情況比想象復(fù)雜。董健吾此時身患胃癌晚期，在上海的簡陋病房里與病痛抗爭。因為種種原因，醫(yī)院甚至曾以“病重無力救治”為由，不再接收繼續(xù)住院。他的家人心急如焚，卻又無可奈何。

1970年12月22日，鄧穎超通過中共中央社會調(diào)查部的機要電話，直接與上海市委社調(diào)部部長韓仰山聯(lián)系。電話中，她轉(zhuǎn)達了中央領(lǐng)導(dǎo)的意見：美國記者斯諾第二次提出要見“王牧師”，請上海方面全力做好準備。這一句“全力”，分量很重。

韓仰山聽完，既激動又為難。他直言：“王牧師病情危重，連醫(yī)院都不肯收，怎么辦？”電話那頭，鄧穎超作出明確指示：“立即組織搶救。哪怕只能多爭取一個月，甚至一兩個禮拜，只要能讓他見到斯諾一面，交談一次，也是完成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wù)?！?/p>

當天，一輛救護車開到上海淡水路92弄1號門口。醫(yī)護人員下車表明來意，要把姓董的老人接到醫(yī)院。家屬一時愣?。骸霸缟喜艔尼t(yī)院觀察病房回來，說是不能住了?！睅ш犪t(yī)生回答：“現(xiàn)在是市委通知，要搶救，這是重要的政治任務(wù)?！倍潭處拙?，意味深長。

這一次，醫(yī)院態(tài)度截然不同。老人被安排進一間窗明幾凈的單人病房，醫(yī)生、護士輪番會診，輸血、用藥，盡可能延緩病情。各種當時能用上的抗癌藥和治療措施，都用上了，力度可見一斑。

病房里，二女兒董惠芳一直守在床邊。父親偶爾睜開眼，目光在四周緩慢掃過。女兒俯身在他耳邊輕聲說：“這是鄧大姐和市委特意安排的，斯諾還想來看你呢?！崩先穗m已不能多言，嘴唇微微顫動，眼眶很快濕潤。

在那樣的時刻，他大概明白了幾件事：那些年的冤屈開始被一點點澄清，組織并沒有忘記他，他的名字不會被埋在誤解的陰影里。他也許還想起瓦窯堡的窯洞、圣彼得教堂的密門、西安旅社的名片、上海幼稚園的飯桌，還有那封從朝鮮戰(zhàn)場前寄來的信。

遺憾的是，病魔并不給面子。盡管醫(yī)護人員竭盡全力，他的身體已到極限。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在上海安然離世，終年七十九歲。與斯諾的那次期待重逢，終究還是差了幾天。兩條曾在1936年交匯的生命軌跡，最后一次錯過。

直到后來，人們通過文獻與回憶錄，才逐漸意識到，這位看上去平和、不善言辭的老人，正是《西行漫記》中那個一直只以“王牧師”代稱的神秘人物。那些當年不能公開講的故事，一點點浮出水面。

1978年9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為董健吾舉行追悼會，正式為他平反昭雪，推翻此前對他的種種不實指控，恢復(fù)其名譽。對有的人來說，這只是幾十年后的一紙結(jié)論；對一個一生在暗線奔走的“紅色牧師”而言，則像是遲到很久的一句公道話。

回頭看這一生，從青浦書香門第，到蘇州校園球場；從教會講壇，到特科密室；從大同幼稚園的孩子笑聲，到西安旅社的拼接名片；從被誤解，被審查，到病榻前的緊急搶救，線索看似紛繁，其實圍繞一個核心不曾改變——在大時代的縫隙里，他用牧師的身份，做了一個共產(chǎn)黨人該做的事。對外，是“王牧師”；對內(nèi)，是董健吾。這兩重身份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了那個年代頗有代表性的一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