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上海虹橋機場。

一位滿頭銀發(fā)的老人，名叫戴筱萍，手里死死攥著一個木盒子。

海關(guān)例行開箱檢查，結(jié)果讓在場的人都愣住了。

骨灰堆里，居然躺著一個生銹的老式羅盤。

不管你怎么轉(zhuǎn)動那個盒子，那根磁針就像著了魔一樣，永遠倔強地指著西北方。

盒子里裝的是她父親戴龍。

四十年前，這位潛伏在寶島的“紅色聽風(fēng)者”，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倒在了槍口下。

若是翻開那個年代泛黃的卷宗，你會撞見一個極其反常的細節(jié)：

從1949年尾到1950年初，國民黨當(dāng)局一口氣抓了上千號像戴龍這樣的地下黨，可刑場那邊卻靜悄悄的，遲遲沒有動靜。

照理說，蔣介石剛被趕出大陸，正是氣急敗壞的時候，對這些“共諜”恨不得剝皮抽筋，抓一個斃一個才解恨。

干嘛不殺？

為什么要拖著？

這后面藏著的，根本不是什么善心，而是一筆冷血到極點的生意經(jīng)。

要是我們穿越回1950年那個充滿肅殺之氣的深秋，你會發(fā)現(xiàn)臺北當(dāng)局手里正撥弄著兩個算盤。

頭一個算盤，算的是“利”。

這幫人藏得太好了。

有在基隆港冒著大雨扛包的苦力，有在臺北鬧市區(qū)擺攤測字的半仙，甚至還有像黃賢忠這樣的中學(xué)教書先生。

黃賢忠這人的偽裝簡直絕了。

大白天，他架著圓眼鏡教學(xué)生念“大江東去”；一入夜，就在昏暗的油燈底下破譯軍用電碼。

他的“讀書會”拉了三十多號人，連自家老婆都被發(fā)展成了交通員。

直到后來，他撞見懷孕的媳婦往米缸夾層里塞紙條，才恍然大悟：原來枕邊人早就看穿了他的底細。

可惜，這張鋪開的大網(wǎng)，最后壞在了一根頂梁柱上。

1950年1月，中共臺灣工委的一把手蔡孝乾在臺北栽了。

這位當(dāng)年爬過雪山草地的老資格，沒能扛住國民黨的“磨人手段”，在老虎凳上徹底軟了骨頭。

他吐出來的名單，瞬間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朱楓、吳石這些核心人物，像下餃子一樣被抓了進去。

牢房滿了，怎么弄？

特務(wù)圈子里很快傳開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先別急著送他們上路。

為啥？

因為這幫人是“會喘氣的金山”。

朱楓在舟山落網(wǎng)的時候，貼身襯衣里縫著個金鐲子。

那是組織給她留著跑路用的盤纏，結(jié)果審訊官一見那抹金光，眼珠子都綠了。

在那幫特務(wù)看來，一個活著的“共黨”，油水可比死尸大多了。

只要人活著，就能把肚子里的情報擠出來；只要人活著，就能變著法子敲詐家屬，把那些金銀細軟變成自己兜里的“橫財”。

這種想吃“人血饅頭”的貪欲，居然陰差陽錯地讓那場大屠殺往后拖了好幾個月。

可更要命的，是第二個算盤。

這本賬算的是“命”。

不是特工的命，是國民黨政權(quán)能不能活下去的命。

1950年上半年，蔣介石簡直是坐如針氈。

美國人對他愛答不理，第七艦隊連個影子都沒有，杜魯門政府在一旁冷眼旁觀，似乎隨時準備把這個爛攤子甩掉。

而在海峽對面，解放軍已經(jīng)在浙江沿海集結(jié)了數(shù)不清的木帆船，準備跨海東征。

這對國民黨高層來說，就是懸在腦門上的一把閘刀。

審訊戴龍的時候，特務(wù)拿槍管頂著他的太陽穴吼道：“你們在基隆設(shè)的點，是不是給登陸部隊帶路的？”

那會兒戴龍嘴里全是血沫子，可他嘿嘿冷笑了一聲，回了一句讓特務(wù)后背發(fā)涼的話：

“時候到了，他們自然會來?！?/strong>

這話直接戳到了國民黨最害怕的那根神經(jīng)。

萬一解放軍真打過來，手里這上千號“共諜”咋辦？

全突突了？

那就把路徹底走絕了。

留著？

沒準還能當(dāng)個護身符。

你看，這就是那段時間“抓而不殺”的門道：在局勢不明朗的時候，手里的人質(zhì)越多，將來在談判桌上的底氣就越足。

誰知道，所有的如意算盤，都在1950年6月25日那天被打翻了。

那天，朝鮮半島打起來了。

歷史的車輪猛地拐了個彎。

才過了兩天，美國第七艦隊就大搖大擺地開進了臺灣海峽。

對蔣介石來說，這意味著保命符終于求到了。

既然美國大兵下場了，既然解放軍一時半會兒過不來了，那監(jiān)獄里這些人質(zhì)，立馬就變成了廢紙。

剩下的事，就只有兩個字：滅口。

1950年6月，臺北《中央日報》頭版登了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版面：這一頭是朝鮮戰(zhàn)場炮火連天的新聞，那一頭是槍決“共諜”吳石的布告。

這絕不是排版工人的失誤。

隨著華盛頓風(fēng)向的轉(zhuǎn)變，保密局地下室里的血腥氣一下子沖鼻起來。

那年夏天，在臺北青島東路看守所，慘叫聲就沒斷過。

有幸存下來的老人回憶，審訊室里不光有國民黨特務(wù)，還經(jīng)常能聽到洋人用英語罵娘。

甚至在關(guān)押重犯的牢房門口，還能瞅見美式軍靴踩出來的泥印子。

既然用不著談判了，那就拿鮮血給新主子納“投名狀”。

到了1953年，朝鮮那邊的停戰(zhàn)協(xié)議一簽，臺北方面最后一丁點顧慮也沒了，開始成批成批地殺人。

那是一段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日子。

黃賢忠在走上刑場前，留下了一封沾滿血跡的遺書，上面寫道：“拿這幾十年有限的命，去換萬年不朽的事業(yè)?！?/p>

那些扣動扳機的人，心里就真的踏實嗎？

未必。

二十多年后，當(dāng)年負責(zé)監(jiān)斬朱楓的一個憲兵隊長退伍了，在臺北夜市擺地攤混飯吃。

每次喝高了，他總是沖著大陸那邊在那兒嘀咕：

“那個女共黨…

臨死前非要梳頭，說不能給娘家丟人…

哪怕是執(zhí)行命令的刀斧手，面對這種視死如歸的氣場，心里也留下了怎么都抹不掉的陰影。

如今回頭看，那一千五百名特工的命運，從來就沒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也不全在蔣介石手里。

他們是那個大時代夾縫里的犧牲品，被國際上的博弈、政治上的算計和人性的貪婪來回撕扯。

國民黨當(dāng)局把算盤珠子撥得震天響——算金條、算籌碼、算美國人的臉色。

唯獨漏算了一樣?xùn)|西：人心。

臺北六張犁公墓的野草長了一茬又一茬，蓋住了當(dāng)年的亂葬崗，卻壓不住那些想回家的孤魂。

公墓管理員曾在一個飄著細雨的早晨，撞見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太太，在朱楓的墓碑前擺了兩顆話梅。

那是1949年，母女倆在香港碼頭分別時，女兒塞進母親兜里的零食。

那些被故意拖延的死刑令、那些密電里的勾心斗角，最后都變成了歷史的灰塵。

真正留下來的，是朱楓在舟山牢房墻壁上摳出來的那半首詩，直到今天還在西湖邊的紀念館里發(fā)燙：

“愿將赤血流，蕩蕩成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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