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春晚，除了王楚然的昭君出塞裝扮之外，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來自宇樹等公司的跳舞機器人了，他們轉(zhuǎn)身、抬臂、踩著節(jié)拍完成動作，金屬關(guān)節(jié)的靈活度不輸郭天王呢。

很多人說這是以AI為代表的科技突破，但實際上早在明清時代，浙江商人就已經(jīng)驚艷世界了，那個時候不是靠算法，也不是四足機器狗，而是靠珠寶和絲綢。

最早的浙商，是浙西的龍游商幫。龍游地屬衢州，明朝中期崛起，但和有政治背景的晉商、宗族勢力深厚的徽商不同，他們起點極低，幾乎全是平民出身。

他們最早靠什么發(fā)家呢？珠寶、造紙和印書。

當?shù)厥a(chǎn)翠竹，而竹子是古代造紙的主要原料，從東晉開始，龍游就有造紙業(yè)。

相傳王羲之父子的真跡，多用龍游紙，唐宋時期，龍游紙是貢品——上供官府簽函，下供士人便箋。

紙多了，印書業(yè)自然興盛，而書在古代是富人的消費品，換句話說，龍游商人，一開始做的就是富人生意。

但書賣得再貴也比不上珠寶，到了明朝中后期，他們開始轉(zhuǎn)型主攻珠寶古董交易。

這行當利潤高、水深、門檻更高——要資本，要眼力，要文化修養(yǎng)，還得結(jié)交達官顯貴，更得防盜防劫。

那時的龍游珠寶商常常單人遠行，懷揣價值連城的翡翠寶石，卻絕不顯山露水。

他們把寶石藏在敗絮里、膏藥里，甚至假裝身生巨疽，把貨藏于“傷口”處，所以如果你在街頭看到一個衣衫襤褸、身生疽瘡的流浪漢，他很可能富比陶朱公。

這種你想都想不到的偽裝術(shù)，背后是浙商對商業(yè)環(huán)境的極致適應力。

如果說珠寶賣的是高溢價，那絲綢賣的就是高復購。

1840年前后，上海開埠，帶飛的不是上海，而是湖州，原本浙江生絲出口要經(jīng)廣州過一道手，如今直接從上海出境，沒了中間商賺差價，湖州絲商們賺麻了。

這其中最猛的是湖州劉記絲行老板劉鏞，他最早闖蕩上海灘，并自學外語，直接和外國買辦談生意。

由此可見，哪怕是做生意，也是“知識改變命運”。

劉鏞#

1876年前后，湖州商人達到巔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成為流行語。

劉、張、龐、顧四家合稱“四象”（鏈接：）。

作為首富，劉鏞總結(jié)過兩條致富秘訣：第一，官府里要有人。第二，后代要多讀書。

賣絲綢賺到錢之后，他們又盯上了上海地產(chǎn)，巔峰期僅劉家一支在上海就擁有700多棟房子。

但朝中再有人，子孫再會讀書，也干不過朝代更替和經(jīng)濟規(guī)律，當他們賴以發(fā)家的主業(yè)——生絲被日本的人造絲沖擊得七零八落，剛好地價又開始狂跌時，大批湖州富商宣告破產(chǎn)。

從富可敵國到全面衰落，湖州商幫大概也就輝煌了兩代的時間。

湖州人鎩羽而歸時，寧波人閃亮登場。

寧波幫是十大商幫中崛起最晚，卻撐得最久、行業(yè)最廣的一支，他們趁低潮在上海蘇州河北岸大舉買地，那時的蘇州河北岸荒涼到什么程度？買在那里約等于把銀子扔進黃浦江。

但潮水退去又漲，地價很快翻倍，他們賣掉地皮，然后把利潤投向?qū)崢I(yè)和金融，炒房界的代表就是虞洽卿。

他原本只是上海一家顏料坊的學徒，工作之余堅持學外語，為了提升口語，還經(jīng)常利用節(jié)假日到城隍廟和張園等場合為外國人做導游。

——看到這里你有沒有熟悉的趕腳，馬老師當年也是這么干的，由此可見，不管是當湖州首富，還是寧波首富、杭州首富，想富就得先學好外語。

憑借著外語特長，虞老板跳槽到洋行，從跑街的慢慢做到了買辦，還做了公租界的華人董事，一躍成為浙江財團的扛把子。

#虞洽卿#

企業(yè)一旦做大就繞不開政治，1926年北伐戰(zhàn)爭打響，企業(yè)家們必須站隊，要么繼續(xù)撐北京政府，要么轉(zhuǎn)頭支持南方革命。

虞老板作為南方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寧波老鄉(xiāng)蔣先生，其實早在1920年蔣老師炒股虧得想跳江時，他就已經(jīng)出手相助了。

時不時地幫還個幾萬塊的債，金額不大，蔣老師也不打算還了，但人情他還是記得的，此后他的革命大業(yè)數(shù)次籌餉，江浙財團都在暗中支持。

1931年底蔣老師二次下野，江浙財團也與力挺孫科的廣東財團斗法，30天后孫公子垮臺，廣東幫落敗，至此江浙財團牢牢把控了民國的財政命脈。

據(jù)說1936年西AN事變，浙江老板們急壞了，紛紛發(fā)電報給張少帥，說愿意自己替蔣先生做人質(zhì)，只求他能把人放出來。

商人身價輕賤，張少帥當然不放在眼里，但這種與最高當權(quán)者共進退的表態(tài)，比送萬金更能送到心趴上，論向領導表忠心，咱只佩服浙江商人。

1945年，虞洽卿去世，享年78歲，臨終遺言：“銅鈿銀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捐黃金千兩助抗戰(zhàn)?！边@就是老派商人的體面。

幾年后的寧波幫又一次選擇站隊，有的選擇了忠臣不事二主，有的則是出走又回來。

后者的代表就是另一位寧波幫巨鱷、煤炭大王劉鴻生，上海解放前一度跑到香港，49年10月又從香港歸來。

#劉鴻生#

劉老板祖籍浙江定海，爺爺在上海開過“丹桂茶園”，虛歲7歲時喪父，家道中落，考到圣約翰大學時母親已經(jīng)學費都拿不出來。

校長卜舫濟博士見狀，就建議送他去美國學神學，畢業(yè)回來后可以在學校教英文和當牧師，月薪150銀元，并送一幢小洋房居住。

如果他照做，可能就是下一個宋嘉樹了（鏈接：）。

#革命的起點，要么醫(yī)師要么牧師#

但小劉不愿意，寧波人都是混商圈，哪有混教會的，然后他就輟學了，肄業(yè)后他想找份工作糊口，靠自己海投簡歷肯定是不行的，他想到了寧波同鄉(xiāng)會。

寧波老板抱團是出了名的，19歲的小劉在找工作這件事上奉上了史詩級的案例。

那時的同鄉(xiāng)會會長叫周仰山，小劉兒時曾隨父親見過一面，但人家財大氣粗，劉家顯然高攀不上，劉父活著的時候往來就不頻繁，更別說他已經(jīng)走了十多年了。

為了得到會長的幫助，他分四步套近乎，第一步是先做背調(diào)，通過各種途徑了解他的喜好，知道他講排場喜體面，愿意提攜后輩；

第二步他給周會長寫了封信，信中只是叩安問好，說幼時對他印象極好，如今父逝雖久，言猶在耳之類，絕口不提想讓他提攜這事。

請注意這封信不是寄出的，而是托一個地位不低、聲譽頗好的同鄉(xiāng)去周府辦事時當面交給對方的，等于說是找了第三方背書。

第三步等周會長給了簡短的回信后他再次寫信，除了禮節(jié)性問候之外，又提說父親生前曾一再叮囑要以周伯伯為至親，臨終又囑咐要多聽周伯伯的教誨。

你想啊他都把死去的老父親抬出來了，那會長肯定好奇這孩子究竟葫蘆里賣什么藥。

就這樣到了第四步，等周會長親自登門劉家時，儀表堂堂的劉鴻生既執(zhí)禮甚恭，又不卑不亢。

周會長當即表示，你有話就直說吧，小劉也不含糊了，說想找份工作，并且單位都想好了，就去開平煤礦，于是周會長就把他介紹去了開平礦務局的上海辦事處，做初級業(yè)務員也就是跑街的。

這份工底薪100大洋，但有傭金，每賣出一噸煤，就可以得到8錢4分銀子。

劉老板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機靈勁，事事留心，經(jīng)常實地察訪看哪些地方用煤多，哪些人在購煤上起關(guān)鍵作用（比如燒鍋爐的師傅）。

做到什么程度呢？每當客戶感覺到要買煤了，他的電話就打過去了，而且是送貨上門哦。

就這樣他一個人就讓開平煤的銷量在上海翻了倍，并在奉召北上到天津述職時，得到了總公司大班、英商頭頭司脫諾的賞識，回來就成了煤礦的買辦。

以前我們寫過買辦的文章（鏈接：），這職位不光收入高，社會地位也高，誰當了買辦，誰家就發(fā)達了。

就這樣短短幾年，劉從貧寒大學生變成了百萬富翁，后來又成為煤炭大王，為后續(xù)辭職創(chuàng)業(yè)打下基礎。

解放后選擇回到上海的劉老板，在抗美援朝時帶頭捐飛機捐大炮。

1953年公私合營時又積極響應號召，把自己的公司全部上交，那時他的企業(yè)總市值2000多萬銀元，是僅次于榮氏家族的第二富，1956年秋他病故于上海。

再之后的年份咱就不講了，浙商再次崛起也是近40年的事了，新的扛把子姓馬，當年要做一家102年的公司。

百年聽起來很長，可你看湖州幫，兩代人就沒了；看寧波幫，三十年潮起潮落；再看珠寶商，十年八年算短線了；這中間會發(fā)生什么，誰也預計不到。

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但終歸有比生意更難做的事兒。

只是不管是珠寶絲綢，還是地產(chǎn)、煤炭和機器人，時代變了，賽道變了，風口變了，浙商有一個邏輯始終是沒變的，那就是：提前發(fā)現(xiàn)價值，然后把時間押上去。

——這，才是他們立命的核心“算法”。

我是伢大富，一個能八兒女情長也能寫宏大敘事的坡縣留學機構(gòu)小老板。

不管是龍游商幫，還是湖商和甬商，他們的共性就是：

1.走出去；2.學外語；3.攀關(guān)系。掐指一算我們廣大留子已經(jīng)符合了前2條：從家鄉(xiāng)走出去，然后師夷長技以制夷，離首富僅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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